武汉国民政府史：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一、汉口、九江英租界事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打败清朝军队，于一八五八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使汉口继上海、广州等五口以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一八六一年三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与驻华公使馆参赞巴夏礼率舰抵达汉口，强让清政府地方当局正式宣布汉口对外通商，并划定了汉口英租界。在此前后，九江、镇江亦辟为商埠，划定了英国租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德、俄、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相继在汉口强划租界。于是，汉口有了五个国家的租界，其规模和地位，仅次于上海和天津。^[37]五个租界中，汉口英租界建立最早，位置最好，规模最大。它东靠长江，西接城墙（后拆墙修路，即今中山大道），南到太平街（今江汉路），北到界限路（今合作路），与汉口的闹市区紧邻。到一九二六年，面积已达一百五十英亩，住有外侨七百七十二人，中国居民七千二百八十八人。这里有英国和美国等几个国家的领事馆、洋行、工厂，是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对华中地区侵略的重要据点。这里有名为工部局的殖民政府、负责警察事务的巡捕房，除有所谓“汉口英国义勇队”外，江边还停泊着大小军舰，执行的是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统治制度，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

北伐军进入汉口时，汉口英租界如临大敌：四周遍布电网、沙袋，水兵与义勇队轮流布防，严禁北伐军通过。许多吴佩孚的党羽躲在这里，不时出来进行造谣和破坏。武汉工人组织工会、掀起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时，英租界的宣传喉舌《楚报》（英文）不断著文诋毁，甚至鼓吹各国派军舰来加以制止。英国在汉口的烟草公司借此关闭了在英租界和硚口的两个工场，使三千多中国工人失业，给新建立的革命政权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在英帝国主义策动下，各国驻汉领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送来抗议书，限令革命当局立即取缔租界华人仆役的罢工，否则将“取适当手段以谋解决”^[38]。态度骄横，极尽威胁之能事。英国水兵不断与罢工工人冲突，甚至拘捕在租界活动的工人纠察队员。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致函外交部长陈友仁，竟然抗议北伐军自由出入英租界，并挑衅地说：“南军继续闯入英国租界，恐与租界警兵发生冲突，酿成国际严重案件。”^[39]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百名北伐军战士沿江汉关以下的江边马路行进，路过英国领事馆围墙外时，即遭英国水兵阻止，双方对峙良久，几致冲突。这说明，尽管英帝国主义口头上说要调整对华政策，在汉口和汉口英租界的英国当局，却始终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一直在与北伐军为敌。

武汉人民对英帝国主义和汉口英租界当局的种种侵略罪行，早已憋了一肚子气。早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开枪打死打伤中国群众数十人，造成与上海“五卅”、广州沙基齐名的汉口惨案，欠下了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当时，由于军阀肖耀南的压制，人民的反英怒火没有能爆发出来。现在，长期压在武汉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已被赶跑，全国和武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正蓬勃发展，英帝国主义还如此敌视中国革命，汉口英租界当局还如此地向中国人民挑衅，当然使武汉人民忍无可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汉口召开的湖北全省农、工、商、学各界联合会成立会上，许多代表发表了强烈的反英演说，通过了反英议案。鉴于继天津英租界应张作霖之请、逮捕并引渡国民党员后，又出现了上海公共租界应孙传芳之请、封闭上海《民国日报》的事件，以及汉口英租界当局的种种挑衅行为，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十二月二十二日决定：“租界已成为反革命大本营，即革命之陷阱，革命即须打破此陷阱者，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40]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李立三、董用威领导下，武汉各界分别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和武昌阅马场召开了有二十万人和十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大会决定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碍革命进行的租界。就在这一天，英国亚细亚号油轮在汉口下游团风水面，撞沉既济公司商轮神电号，淹死中国群众四百余人。消息传到武汉，更使群情激奋，大有灭此朝食，不共戴天之概！这样，武汉成了中国人民与英帝国主义激烈斗争的场所。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下午二时，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在汉办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宣传队在汉口一码头江汉关前与英租界毗连的广场上演说。群众聚集静听，秩序井然。英租界登时戒严，急调大批水兵登岸，在堆垒的工事里架起十余挺机枪，对准听讲群众。四时许，英国水兵突然从租界冲出，用刺刀驱杀听讲的群众。群众怒不可遏，但却手无寸铁，只能投石以抗。结果，数十人受伤，其中三人重伤，性命危险。到晚间，双方仍继续相持，群众愈聚愈多，形势紧张。正在汉口南洋大楼开会的联席会议成员闻讯，立即派徐谦、蒋作宾会同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代表宛希俨、李国暄赶去，他们代表武汉国民政府向群众宣告：“政府必当采取适当方法保护人民，在二十四小时内当可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之事发生，及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政府一经决定办法，立即通知人民，在新市场于一月四日午后七时宣布。”^[41]

惨案发生后，武汉各界当晚分别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陈友仁在外交部召见英国驻汉领事，强烈抗议英国水兵暴行，限令英国水兵二十四小时内撤回舰上，否则当不负英人安全之责任。英国领事开始气焰十分嚣张，但见武汉政府的态度十分坚定，乃被迫于四日晨将水兵和义勇队撤退舰上，巡捕撤回巡捕房，并通知武汉政府派军警入界维持秩序。

四日上午十一时，武汉农、工、商、学二百多团体的代表，在汉口总商会集会，由市党部代表李国暄主持，当场决定了八条对英办法：一、请政府立即向英领提出严重抗议；二、令英领赔偿死难同胞损失；三、令英领将行凶水兵交我政府惩办；四、撤走驻汉英舰及英界沙袋电网；五、撤销内河航权；六、英领向我政府道歉；七、英界巡捕缴械；八、由政府管理英租界。同时，推代表至南洋大楼向武汉政府提出这八条对英办法，请政府据此向英领交涉，限七十二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便请政府：一、封锁英界；二、收回英界；三、收回关税；四、通知英政府，不负在华英人治安责任。^[42]

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接受了各团体所提八条对英办法，立即派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群到英租界巡捕房主持一切，命卫戍司令部派三个连进驻英租界。湖北省总工会也派三百名纠察队员进英租界维持秩序。四日下午七时，联席会议成员徐谦、蒋作宾等，在新市场向农工商学各界宣布了政府以上的态度和办法。在此前后，许多群众拥入租界，拔除电网、沙袋等作战设施，张贴“打倒英帝国主义”“收回汉口英租界”等标语。

五日下午二时，在省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指挥下，武汉各界三十万人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反英大会。大会宣布了惨案真相，重申了八条对英办法，并通电全国和全世界。大会强调：“国民政府对英态度，与民众完全一致，民众应一致团结，服从政府，谨守秩序，誓为政府后盾。”^[43]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英示威游行。在各界革命群众高涨的革命情绪鼓舞下，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武汉政府决定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以外交、财政、交通三部各派一人，加上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办事处处长及中央党部代表陈群五人组成，管理租界公安市政事宜。^[44]同时声明：完全保护英租界内中外居民之生命财产，劝告他们安心居住和营业。这样，从一月五日起，汉口英租界实际上已在中国人民和武汉政府掌握之中了。

汉口英租界被接管之后，九江英租界也出现了英人殴伤中国人民和英舰开炮的事件。

九江码头工人长期受英国的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和日本的日清轮船公司的盘剥和压榨。北伐军光复九江后，码头工人组织了工会，掀起了罢工浪潮。一月六日下午，一个英国人雇请码头以外的搬夫为其搬运行李登舰，为一罢工纠察队员所阻止。开始，仅是纠察队员与搬夫之间的争执，英国水兵却以大棒殴打纠察队员，使其重伤倒地，这就发展为广大目击者与英国水兵间的冲突。正在这时，停泊在江边的英舰忽发炮两响，以示威胁。九江人民听见炮声，愤怒地冲向租界，拆毁了租界四周所布的木桩、沙袋、带刺铁丝等物。驻在九江的北伐军独立第二师当即向英国领事抗议：私人斗殴，为何任意让军舰开炮？勒令英国水兵一律撤退至舰上，由中国派兵入租界维持秩序。英国领事辩称：所放为信炮，目的是警告租界的群众，并非有意挑衅。至于派兵入英租界问题，候必要时再讨论。

这一天，九江英租界挤满了群众，人们的反英情绪十分高涨。英国领事见无法控制局势，乃于七日中午致函九江驻军，说他“业经定意携外侨退上兵舰，再行将本埠情形报本国政府”，至于他们在租界的“屋宇产业”，则要驻军师长负完全责任，如有损失，“只得以贵师长是问”。独立二师随即复函说：既然你们已退上兵舰，我们派兵入租界维持秩序，“义岂容辞”。但在我们入租界以前，你们得自己看守“屋宇内之器具什物”，如有人擅自闯入，可报告当地指挥官，入租界以前发生的事，我们不能负责。^[45]这样答复，显然是为防止英国领事以后造谣惑众、进行讹诈或挑起事端。七日下午四时半，北伐军与工人纠察队进入九江英租界。八日，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下，组成了“九江英租界管理委员会”，宣布接管租界的公安和市政事宜。

二、接管租界以后的斗争

汉口、九江英租界事件发生以后，英帝国主义一面退让，同意武汉政府派兵入界。一面大肆造谣，说中国人民杀人放火，在华的英国人和其他各国人的生命财产危险，企图煽动各国出兵干涉。正像当时一位英国记者揭露的那样，他们“极力要把现在时期的革命解释为拳匪（即义和团，这是西方侵略者的诬蔑之词）复兴，应用武力镇服。他们以为‘排外’是中国人先天遗传的恶根性，须按期惩令忏悔，才能驱除”。他们“极力掩饰英人炮击万县的损失，而故事铺张华民在汉口、九江的破坏行为”^[46]。

其实，中国人民要求的是国家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暴行，并不反对一般的外国侨民。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曾经告诫大家：“绝对制止对外国人个人的暴行，以及侵害外人住宅商店等，当使群众明了反对帝国主义是有计划的行动，须极力避免一切原始暴动的状况。”^[47]武汉政府五日接管汉口英租界，六日便通告英国领事：我民众运动是反对英国水兵屠杀人民群众，对于英国侨民绝无敌视之意，不必自相惊扰。现在英租界既已接管，“英侨之生命安全，由国民政府负完全保护之责”。当晚，陈友仁又约见美国驻汉领事和汉口美商领袖，“郑重声言在汉美侨及各外国人士，国民政府当始终予以切实之保护”，请他们转告所有外国人各安各业，照常工作^[48]。武汉政府不仅这样讲，而且言必信，行必果。他们对接管租界的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要求“接管以后，凡所有英租界以内之一切公安市政等项，必须较英国人管理尤善”^[49]。为此，租界管理委员会于七日召开警务会议，订出警察服务规则多条。湖北省总工会也发出公告，要求工人阶级严守纪律，服从政府军警的管理。所以，汉口英租界自武汉政府接管后，秩序很好。从六日起，界内交通秩序恢复，邮局也开始办公。一些外国洋行和重要企业，都派有士兵保护，以防坏人趁火打劫。看到中国人民确实不伤害一般的外侨，汉口的英国商会在一度宣布停业后，于二十四日起全部复业，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受英国《曼彻斯特指导报》和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之聘，英国记者蓝孙姆当时曾来汉口英租界实地考察。他看到的是：“汉口的租界秩序井然，外人可以昼夜在街上行走，不受骚扰，街道与上海租界一样清洁。”“外间传闻汉口的西人俱乐部遇劫、社中图书馆焚毁的话是不确的。图书馆秋毫无损；而且不愿意逃匿到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外人，照旧可到俱乐部去，并不如外间所传，英人一到街上行走，便有生命之危。”^[50]

事实无情地揭穿了英帝国主义的谎言，使其欺骗宣传破产。很明显，这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斗争中的纪律和秩序，说明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造谣诬蔑，目的自然是为出兵干涉制造舆论。英人在华的水陆军本已在一万以上，军舰也有四十余艘，现又加调二万余大军，加派二十艘炮舰。外电报道：“英政府召集陆军预备兵后，使国民惊倒。开战开战之声，日震吾人耳鼓，教会且开始祈祷和平，俨然令人想起欧战当时的光景。”^[51]英国不仅自己增兵，还以保护侨民为名，鼓动各国出兵，妄图重演八国联军的故伎。它还把中国人民当鸦片战争、义和团时代的人看，还把武汉政府当太平天国政府看待，满以为凭着几十只炮舰、几万士兵，便可吓倒中国人民。殊不知，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国人民已经有了坚强的革命领导者。而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在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支持下，也决心把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没有为英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所吓倒。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号召大家：“准备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血，往前奋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董用威在武昌市民反英大会上说：“我们要求生存，就要于今日大会中集中力量，续死难同胞精神，以与英帝国主义者奋斗。”^[52]中共中央一月十二日发表宣言，要求全国人民不怕恐吓，赶紧行动起来，作武汉国民政府的坚强后盾，同英帝国主义作战。^[53]在共产党和各地工会领导下，许多城市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英群众运动。广大群众表示：对英经济绝交，工厂工人不为英帝国主义做工，码头工人不为英帝国主义搬运，商店不卖英国货。武汉组织了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要求政府禁止英国汇丰、麦加利两银行偷运现金出口，提取存在两银行的海关赢余和贪官污吏的存款。广东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在调查了广东现有英货数额及储存地后，决定将英货公卖。武汉政府领导人在回答日本记者时说：“倘英国竟用武力相对付，则夺回租界之举或得暂时成功，亦未可知。但其结果，必使我国民之对英恶感愈深，结局英租界将不免成为有名无实之状态。”^[54]

国际无产阶级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向中国人民伸出了援助的手。第三国际执委会在宣言中强调：英帝国主义出兵中国，无疑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挑战。世界革命势力应迅速地以有组织的力量保卫和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国际运输工人委员会号召各国、特别是英国的海员工人拒绝运输军队及军需去中国。苏联外交部代表表示了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同情。英国共产党号召本国工人和广大群众组织“勿侵略中国会”，要求政府撤退驻华海陆军，放弃干涉中国革命。其他各国人民也不断集会，反对出兵中国。

各帝国主义国家害怕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烈火波及到其他租界，特别是上海，因而十分注意中国人民下一步的行动，并开始向上海增兵。但是，它们的目的主要是保住它们自己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的侵略利益，对英国在汉口、九江租界的得失并不很关注。所以，当英国游说他们共同干涉时，态度都很冷淡。日本明确表示：其在华兵力，“只敷自保，爱莫能助”^[55]。“美国对于干涉政策，始终反对，其原因系不欲将现在反英之憎恶，移于美国身上。”^[56]

这样，虽然英帝国主义气势汹汹，摆出了一副吓人的架势，实际上却是色厉内荏，极端孤立，不敢和中国人民立刻摊牌，贸然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www.xing528.com)

在造谣诬蔑、推行炮舰政策的同时，英帝国主义还企图以谈判来夺回它失去的侵略利益。一月十一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阿马利在几艘军舰的护卫下，到达武汉。次日，便要求武汉政府“归还英租界，恢复以前状态”。当即遭到陈友仁严词拒绝。陈告诉他，“如此办法，必致引起较现在更险恶之局势，现在双方之交涉，只可以现在之新状况为根据”^[57]。阿马利又提出将汉口英租界改为公共租界，允许中国方面参与租界内的政权与警权。陈则针锋相对，建议将租界由中国收回，然后改为中国的“自辟商埠”^[58]。英帝国主义既不能用炮舰政策使中国人民屈服，也无法在谈判桌上使武汉政府就范。此后，英国遂以中国已对英租界实行管理的现状，和武汉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一月二十七日，英国送来备忘录一件，表示准备以承认中国之新式法院、承认中国国籍法等让步，换取武汉政府的以下保证：“苟汉口及九江之英租界问题，得圆满之解决，而国民政府并能切实声明，除用谈判之手续外，不许以任何方式，变更在华英租界，及国际居留地。”武汉政府认为，英国之建议“只能显示对于若干奴隶式条约之零星的修改，国民政府不能认为满意或充足”，但可以作为中英继续谈判之基础。同时声明：英国只能与武汉政府谈判，不能与任何地方政府谈判；谈判必须以解除英军集中上海所造成的威胁空气为前提。^[59]这以后，谈判颇有进展，协定草案也已写就。但英国仍以保护侨民为名，继续派兵到上海，“且饰以中国远征队之名称”。武汉政府于是断然声明，绝不能在此“威吓之下，遽尔签字”，因为这是“胁迫中国民族主义之行为，若行签字，何异于受压迫而屈从”^[60]。

面对中国共产党和武汉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和国际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大力支援，英帝国主义既不能联合其他列强与它一致行动，也不能动员英国人民支持它侵略中国的政策，保守党内阁摇摇欲坠，濒临倒台的危险。在此情况下，英国外相张伯伦不得不于二月十日宣布：调遣来华军队的大部分将不集中于上海，而改向香港进发。武汉政府认为这一举动可“视为一种让步。此项让步，足使汉口英租界区域之协定，有趋于结束与签订之可能”，除继续对英军在上海登陆驻扎提出抗议外，可以同意签定关于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协定。^[61]

三、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及其影响

二月十九日，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驻华使馆参赞阿马利签订了《汉口英租界协定》，其内容是：

英国当局将按照土地章程，召集纳税人年会于三月一日开会。届时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而租界区域内之行政事宜，将由华人之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在华人之新市政机关于三月十五日接收以前，租界内之警察、工务及卫生事宜，由主管之中国当局办理。英国工部局一经解散，国民政府即当依据现有“特别区”市政办法，组织一特别中国市政机关，按照章程管理租界区域。此项章程，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通知英国公使。在汉口五租界合并为一区域之办法未经磋商决定以前，此项章程继续有效。

同时，陈友仁代表武汉政府宣布了《对英代表宣言》，内容是：“关于前称汉口英租界区域之地位所协定之办法，特以该区域内新局势之事实为张本。除九江租界区域外，此种办法，非图作为在中国他处能解决之英租界或他国租界之前例。”

次日，陈友仁与阿马利又签订《九江英租界协定》，内容是：

关于汉口英租界所订之协定，将即时同样适用于九江英租界。在最近九江之骚乱中，英国侨民若受有直接损失，凡系出自国民政府官吏之行动，或由于其重大之疏忽者，国民政府将担任赔偿。^[62]

三月十五日，武汉政府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按照武汉政府提出、英方同意、于三月四日公布的《汉口第三特别区市政局条例》规定，原汉口英租界改为汉口第三特别区，直属于武汉政府外交部。特别区管理局长由中方任命，为特别区最高行政首脑。管理局下设董事会，除以局长兼董事长外，其余六名董事由中英双方各选三人充任。管理局内另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均为中方任命，负责特别区的日常事务。武汉政府外交部任命的管理局长为黄昌谷。中方选出的董事为汉口商会的周星棠、省总工会的朱菊和及市党部的李国暄，英方选出的董事为亚细火油公司的查尔顿、前英租界工部局总董狄克根及怡和公司的杜汭里。管理局主任为谢保樵。

九江英租界协定公布后，一般群众表示不满，要求政府与英国代表再议。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英帝国主义被迫再次让步。三月二日，陈友仁与阿马利在汉口磋商后，英国代表宣布：

英国政府决定将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并自三月十五号起，将九江租界区域内行政事宜，无条件地移交国民政府办理。

同时，陈友仁将四万元支票交给英国代表，用以赔偿九江事件中英国人所受损失。^[63]

三月十五日，九江英租界由中国完全收回。租界完全成为中国人管辖的一个区域，外国人对这个区域的事务已无任何发言权。这一解决，比之汉口英租界彻底。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创举，促进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当时的一份刊物写道：“自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两地的所谓英租界之后，散在其余各埠的外国租界的命运，大致上似已决定了。就是最顽强的英国人，从受了汉浔事件的教训之后，关于新近隶属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镇江英租界，现在亦已声明交还了。听说法国外交总长蒲立盎氏也说上海法租界有抛弃之必要。那末，散在其他各处的法租界，不待说，更应及早交还我们了。”^[64]情况确实如此。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武汉政府便指示陈友仁，要他迅速交涉收回武汉政府治下的汉口日、法租界以及广州沙面英、法租界。但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关系破裂，武汉政府很快终结了，因而没有能完成收回这些租界的任务。但是，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斗争的旋风席卷各地，确实促进了中国人民收回租界的斗争，影响极其深远。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一八六六年生效的《中比通商条约》已届满六十年，北洋政府宣布即行废止，另订平等新约。比利时政府竟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控诉，法庭通知北洋政府驻荷兰公使答辩，北洋政府拒绝应辩，法庭则威胁要缺席判决。北洋政府束手无策，窘相毕露。“适汉口收回英租界案起，比国国民益受刺激，主张和平更为有力，中比形势遂骤然变动。”^[65]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比国驻华公使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表示愿开始与中国会商新约并中止在海牙国际法庭上的诉讼。一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商订新约的会议上，比国公使主动提出交还一九〇二年夺去的天津比租界的一切权利。双方为此进行了谈判，组成了中国代表两人、比国代表三人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办理交接租界的手续。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伐军占领镇江后，直鲁联军妄图反扑，形势紧张。镇江人民拟召开示威大会，声援北伐军。英国人害怕中国人民会对镇江英租界采取行动，便由英国驻镇江领事于二十四日致函北伐军的外交人员，表示愿撤回镇江英租界的巡捕，请中国派警察接岗维持，以期相安。北伐军即派警察厅长、丹徒县长、商会会长、商团长率警察和商团前往接岗。至六月十八日，镇江市公安局将租界内之第五区署改为特别区署，前英租界工部局遂无形取消，租界的警察权为中国收回。

北伐军光复厦门后，也援引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之例，要求英国领事撤销厦门英租界工部局，所有界内警察权由中国方面接收。英国领事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未敢拒绝。因此，从一九二七年春天起，厦门英租界仅存名义，实权已为中国接收。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英国政府在提出关于汉口、九江英租界备忘录的同时，还提出七条附件。其中第六条内容是：“英国政府准备按照各口岸之特别情形，讨论各英租界市政之修改，并缔结协定，使英租界与设立于汉口前租界内之特别区之行政相符合，或讨论协商英租界与邻近他国租界，或现为华人所管理之前租界合并之问题，或讨论协商将各租界区域内警务事宜，交中国当局办理之问题。”^[66]因为有此条款，同时“显受民军占领汉浔租界的影响”^[67]，北洋政府的顾维钧和英国驻华公使兰普孙也讨论了关于收回天津英租界的问题。北洋政府派外交部、内务部各一人、河北省二人为接收委员，英国则指定驻天津总领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总董事等三人出席讨论。双方于四月二十二日拟定了一个类似汉口英租界那样的协定共四十三条，呈请各自的政府核准。只是因为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与革命形势的很快低落，这个协定才没有兑现。

与此同时，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革命浪潮的波及下，上海和鼓浪屿公共租界，上海、天津、汉口法租界也被迫让一些中国人进入其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是国民政府迁汉后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提高了武汉政府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百年以来，中国的反动政府对外只有割地赔款，屈膝投降。所谓外交，无非是奴颜婢膝地讨好帝国主义、乞求帝国主义。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却截然相反，能够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坚持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外交涉，既敢于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又注意掌握政策、区别对待，因而能一举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当得知汉口、九江英租界被收回后，刚刚还在抨击汉口工潮的上海资产阶级，也颂扬汉口工人“训练有素”，称赞汉口工人“无不愿赤手空拳与英水兵决一死战”的爱国主义精神，认为这是“国民政府外交的荣誉”，“在中国外交上开一新纪元”^[68]。蒋介石一月中旬到武汉，也不得不“恭祝武汉民众收回租界”。他虽然否认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合法性，但对临时联席会议领导收回租界的行动，也承认是“在革命的基础上展开建设之卷头，增进党国之地位。此种设施，皆中正所竭诚拥护，岂忍加以抨击”^[69]。事隔几年，有人还在一部外交著作中写道：“社会上有一般人说，陈友仁办外交办得好，帝国主义者怕他到极点。其实帝国主义者并不是怕的陈友仁一人，帝国主义者所怕的，乃是当时的中国民气与国民党团结的精神。”^[70]说明武汉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斗争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还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