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史-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一、第一、二次武装起义的失败

在北伐胜利进军，孙传芳节节败退的形势下，上海工人阶级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第三次起义中，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孙传芳在江西的军事失利，军阀内部分化，孙传芳部夏超在杭州发表宣言，宣布浙江独立。上海共产党领导机关遂决定动员工人阶级的力量举行起义。党的计划是先把上海的海员、五金工人、市政工人、纺织工人动员起来，待夏超的军队向松江进军时开始发动，以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为基础，与国民党的钮永建合作，袭击高昌庙，占龙华后再占领上海”^[102]。党提出的政治口号是：“上海市政由人民管理！”“促孙瓦解！”“反对苛税杂捐！”^[103]

当时，上海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战斗力量还很弱小，仅有两千名没有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和一百三十名武装工人。“钮永建把武器分给无赖的流氓，而不愿意给钱来武装有组织的工人纠察队。”^[104]在同钮永建长久谈判以后，才在决定暴动的那一天把购买枪支的钱交下来。工人纠察队甚至还来不及学会使用这些枪械。

十月十七日，反正的夏超部队的一部进兵上海。二十一日，孙传芳的前敌总指挥宋梅村部与夏超的保安部队在上海附近的嘉兴发生战斗。二十二日，夏部向杭州败退。同日，夏超将省长印信交省议会保管，逃出杭州。二十三日，宋梅村进入杭州就任警备司令，夏超独立活动完全失败。但恰好在这一天，钮永建根据错误传闻，反说孙军为夏超所击败，并下令于二十三日半夜二十四日早晨发动起义。在仓促中，上海工人举行起义。工人纠察队的领导人奚佐尧与陶静轩乃率领队员，按预定计划自南市、浦东开始进攻。但是准备不充分，时机不利，沿途遭到狙击；同时，作为信号的军舰炮声也未按时发出，使大部分准备起义的地方没有行动，只有闸北等几处地方的暴动小队与警察发生冲突；这时，孙传芳已经从南京调动了大批军队来上海，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二十四日清晨，共产党领导机关下令立刻停止武装起义，“延缓日期，准备将来举行”。在这次起义中，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牺牲，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失业，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了。

上海总工会在总结这次起义时，认为失败的原因有四点：（一）暴动的时机迟缓，未能与夏超的军队取得联系；（二）大资本家虞洽卿及投机分子钮永建临阵脱逃，出卖同盟者；（三）准备不周密，枪械不良，军事技术幼稚；（四）因未全面考虑全国的政治局势，陷于孤立无援，以致失败。^[105]

上海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形势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十一月八日，北伐军再次攻占南昌，孙传芳部溃逃江浙，并准备从上海退却，让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前来接防，上海形势进一步混乱。这时，军阀统治动摇，群众革命情绪持续高涨，大批的工人、学生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讲演，散发传单。十一月八日和十二月十二日，上海各革命组织和群众团体曾召集两次群众大会，反对孙传芳及张宗昌来沪。由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所进行的自治运动也活跃起来，开始时标榜中立，后来逐渐明显倾向革命方面。一九二七年二月初，北伐军经过短期休整后，开始进一步进攻，二月十七日，占领杭州。十八日，一部分北伐军到达嘉兴，上海工人阶级决定再度举行武装起义，以配合北伐军。

当孙传芳部队失败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中共中央曾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在革命军到达离上海不远的松江地带时，宣布总罢工并发动武装暴动。十八日晚间，根据南军已占领嘉兴的消息，上海总工会决定于二月十九日起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工令宣布：“本总工会特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完全消灭军阀残余，表现革命民众权力。令到之时，即刻行动，全体工友总罢工。罢工之后，须有组织的、有秩序的，听候总工会指挥，无复工命令，不得复工。”^[106]罢工令未提及武装暴动的准备。

十九日晨六时，大罢工开始，当日参加的工人即达十五万；二十日增至二十七万；二十二日达到三十六万。罢工的范围遍及上海各个区域和各个行业，上海交通断绝，工厂停工，商店关门，这是上海工人空前的统一行动。罢工开始时，中共上海区委发布告市民书，提出十二条最低限度的共同政纲，作为全上海各界市民的奋斗目标。其主要内容是：由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上海市民政府，直辖于国民政府；保障市内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统一市政；征收一切居民的财产累进税和所得累进税，免除一切苛税杂捐；颁布劳动保护法；组织人民武装等。十九日，上海总工会发表总罢工宣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保障工人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十七条，作为工人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和当前行动的目标。^[107]

罢工一开始，孙传芳便对罢工工人实行残酷的恐怖手段。敌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公然布告“格杀勿论”，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实行“联防”。华界、租界、军警密布，任意搜查行人，随意捕杀群众。帝国主义军队可横行于华界，孙军也可自由进入租界，逮捕工会会员、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仅罢工的头两天，死伤和被捕者即在百人以上。这种白色恐怖更加激怒了上海工人、学生与市民。二十一日晚起，各工人区域即开始与军警的局部战斗。这时，党决定由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

对这次起义，总工会的计划和部署是以工人纠察队与海军及商团配合，预定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以海军开炮为信号，进攻高昌庙，同时缴除败兵及警察的武装，占领龙华后，成立上海市政府，响应北伐军。^[108]从二十一日下午二时起，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及罢工工人陆续到指定地点集合，等待信号，准备夺取警察枪支武装自己。但是，到下午六时，海军并未开炮。结果，群众以为方针改变而陆续散去。二十二日，停泊在高昌庙的建威、建康号炮舰起义，炮轰高昌庙兵工厂，于是各区工人以纠察队为核心，奋起袭击军警、步哨，直至二十三日晚，闸北与南市还有数处在进行巷战。起义过程中，共产党联合上海各阶层的代表成立了“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作为过渡性的政权组织。

但是，这次武装起义在军阀武装残酷镇压下，仍然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起义没有能够与北伐军的行动配合起来。起义总指挥部对于前线状况不清，与北伐军司令部没有任何联系，而进至嘉兴的白崇禧又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停止了对上海的进攻，使起义得不到北伐军的配合。第二，工人武装力量很小，只有第一次暴动后的一百多支手枪，指挥人员缺乏，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做得不够，如在沪宁铁路的工人中，一点工作也没做，以致孙传芳有可能调遣自己的队伍。第三，动员中间阶层和瓦解军阀军队的工作也做得差，除工人外，其他市民对起义只是消极地参加，至于上海资产阶级则对武装起义持矛盾的惶遽状态：一方面他们要利用工人力量来求得起义的胜利，以摆脱军阀的控制；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工人力量强大到“不可收拾”，从而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他们拒绝了总工会关于罢市的要求，并极力在当时革命的联合组织中争夺对起义的控制权。第四，失去时机。起义不是在罢工高涨时发动，而是当罢工工人开始被迫复工，罢工走向低潮时开始的。

在这次起义中，工人、学生牺牲四十余人，被捕三百余人。二月二十四日，总工会发出复工命令，指出：“鉴于奋斗之时方长，不宜孤立作战，致损失过甚”，命令全体工友，一律复工，“养精蓄锐，准备更大奋斗。”^[109]

对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武汉政府是很关注的。上海总工会在下令总罢工后（二十日）曾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武汉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电文说：上海全体工友，“一致拥护国民政府，为国家存亡，革命前途计，即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表示反对帝国主义、驱除军阀的坚强决心。武汉政府在得知起义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援助问题，决定由秘书处联合各界组织赴沪代表团，慰劳及指导一切；由中央党部召集武汉各团体组织一永久援助机关；通告海内外各党部捐款援助。二月二十四日，武汉各界人民数十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上海工人起义大会。湖北全省总工会，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了各工会代表会，由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罢工经过及上海工人勇敢牺牲精神。工代会致电上海总工会，高度赞扬上海工人阶级在上海总工会领率下，“与英帝国主义、军阀奋斗，不惜牺牲一切，为全国民族谋解放”的革命精神，决心与上海工友一致行动，“务达驱逐英兵及军阀之目的”^[110]。

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上海工人两次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以坚强的毅力着手组织更大规模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第一，加强对起义的组织领导。当时，周恩来任党中央军委书记，为了胜利地领导这次起义，党中央决定由他亲自兼任江浙区军委书记，会同江浙区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一起，组织和领导这次起义。党决定将起义时的作战区划分为闸北、沪西、沪东、南市、虹口、浦东、吴淞七个区，组织了各级指挥部并选拔了领导人员。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负责人一起，认真总结了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对这次起义做了极为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当时的部署是：在条件成熟时举行总罢工，罢工后立即转为暴动，夺取警察局；以纠察队维持治安，解除直鲁军败兵的武装；占领各公共机关，成立市政府，欢迎北伐军。

第二，壮大和训练工人武装力量。起义指挥机关决定组织五千名工人纠察队，分为常备军、后备军两部分，由上海总工会成立纠察队委员会统一指挥，并从武汉政府方面领到经费购买了一百支枪以扩大武装；挑选工人纠察队各级指挥人员，其总参谋部的人员和区参谋部的领导都由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充当；同时对纠察队员进行秘密的武装操练和射击训练，并特别指导没有武装的纠察队员如何夺取站岗警察手里的武器以武装自己。

第三，在工人、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和较深入的政治工作。党发动铁路工人在起义前举行罢工，破坏铁路交通，使张宗昌无法运兵援助上海的军阀部队。三月十二日，即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党领导召开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到会代表上千人，代表五百多个团体，其中多数是工人代表。在这个会议上，代表们一致决定努力准备总罢工，并极力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会议选出了丁晓先等三十一人为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宣告“受国民政府之节制，建设民选市政府”。^[111]这次会议起了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武装起义的作用。

三月中旬，原驻上海的军阀李宝章部撤离上海，由直鲁联军的毕庶澄部接防。毕部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军事部署也十分紊乱。三月二十日，北伐军东路军白崇禧部占领了上海附近的龙华，中路军正在围攻南京。这时，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极其高涨。形势表明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党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起义。三月二十日，党召开了上海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两项紧急决定：

一、本代表大会听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报告后，已认识中国共产党之主张及其始终为工农利益而奋斗之精神；本代表大会誓以至诚拥护中国共产党。二、本代表大会为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军，建立民主政府，服从上海总工会命令，六小时内实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不得到总工会命令，誓不复工。^[112]

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命令下达后两小时，罢工开始，原计划要六小时实现的总同盟罢工，只三小时就完全实现了。全上海各工厂，各作坊，各机关，各大商店，各手工业场、车站、轮埠、码头等，几乎全体罢工，罢工人数达八十万。总罢工实现后，随即转入起义。顿时，工人群众纷纷涌向市中心，到指定地点集合。工人纠察队则戴着红袖套，雄赳赳地走上战斗岗位，开始了对各警署、各兵营与敌军驻地的攻击。武装在前，群众在后，同敌人开展了激烈的肉搏巷战。英勇的工人阶级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了自己，他们占领了电话局和电报局，切断了敌人的通讯联系。广大市民也主动帮助筑街垒，送食物，运弹药，同仇敌忾，共歼顽敌。在广大群众强有力的攻击下，敌人开始溃逃，有的竖起白旗投降了。到二十一日晚，除闸北敌人仍在顽抗外，其他各区相继被起义工人占领。

闸北是防守上海的直鲁军兵力集中的地区，除警岗外，敌人盘踞在二十多个据点死守，并且拥有机关枪、大炮、铁甲车等装备，还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助战，因此，处于劣势的起义工人进攻闸北的战斗也最为激烈。从二十一日正午起到第二天午后六时占领北站为止，起义工人经过三十小时的血战，才取得最后的胜利。

据丁晓先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报告，在起义的关键时刻，“二十二日上午，总工会代表向白崇禧接洽，请其出兵援助。白谓毕庶澄尚有希望，必至二十三日才能定。工人代表当谓：闸北市民现在水深火热中，现既不能出兵援助，我回去亦无面目见市民，请先枪决我”^[113]。赵世炎也说，当总工会代表乘车到龙华请兵时，白崇禧“接驻沪军事特务委员钮永建报告，请缓一日进兵，以待毕庶澄投降。总工会代表涕泣力请，最后第一师师长薛岳始率全师进攻”^[114]。但当薛部到达麦根路时，闸北境内敌军已被工人纠察队击败溃逃。

白崇禧依照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其目的是要让工人单独与军阀搏斗，等到两败俱伤，他们好收渔人之利。在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占领了上海以后，白崇禧就立即率部耀武扬威地开进上海来了。

指挥这次起义的周恩来，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坚定沉着，奋不顾身，不仅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同时也显示了他卓越的组织和军事才能。起义的胜利，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杰出表现，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范例之一。这一胜利立即震动了全世界。

起义胜利后，上海各界市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紧急会议，民主选出政府委员十九人，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并旋即由武汉政府正式任命。但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进行这一事业中，没有去发动和壮大人民的革命力量，不敢大胆地利用政权的力量去最大限度地进行武装工人阶级和争取对革命有好感的军队到革命方面来。同时又没有宣布明确的政纲，而把精力放在拉拢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市民政府上，所以市民政府只是形式上成立了，而没有切实进行任何工作。特别奇怪的是在武汉已开展了反对蒋介石的群众运动，而陈独秀在上海却还是对蒋介石采取欢迎的态度，在关键时刻，对蒋介石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必要的警觉，以致铸成大错，影响全局。

【注释】

[1]《农民运动须知》1926年9月广州出版。

[2]《犁头周报》第16期。

[3]《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

[4]《邓演达的道路》。

[5]《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人物传记），第4辑，第51页。

[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2日。

[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1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9]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0页。

[10]《农民问题丛刊》1926年9月。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页。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

[14]《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报告》1927年2月6月。

[1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

[16]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17]同上书，第340页。

[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09页。

[19]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

[20]《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日刊》。

[2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4日。

[2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3日。

[2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9日。

[24]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7页。

[25]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资料》1934年版。

[26]《陕西省委通讯》1927年第1期。

[2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28]《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页。

[29]《向导》第199期，第2191页。

[30]《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31]《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7年江西省农民协会印。

[32]《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第一辑，第179页。

[33]《忆董老》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页。

[3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6日。

[3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6日。

[36]《向导》第199期，第2191页。

[37]《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02页。

[38]《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页。

[39]同上书，第40页。

[40]《向导》第199期，第2191页。

[41]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资料》1934年版。

[42]《湖南民报》1926年12月28日。

[43]湖南《战士周报》1927年1月14日。

[44]《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页。(www.xing528.com)

[45]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1页。

[46]《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报告》1927年2月6日。

[4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7页。

[48]《向导》第191期，第2063页。

[4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

[50]同上书，第18页。

[51]黄克诚：《关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载《人民日报》1981年4月10日。

[52]《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53]《农民运动》第27期，1927年6月11日。

[54]《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1927年6月13日。

[5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页。

[56]《汉口国民日报》1927年3月8日。

[57]以上均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58]《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特刊》。

[59]《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第6期。

[60]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5～606页。

[6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4页。

[62]同上书，第164页。

[63]《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宣言》，载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21.7—1927.7），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308页。

[64]湖南《战士周报》第27期，1926年12月15日。

[65]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9页。

[6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62页。

[67]同上书，第331页。

[68]《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6年12月。

[69]王清彬等编：《中国劳动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章，北京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94页。

[70]《工人之路》1926年10月16日；另参见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页。

[71]《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7年1月21日。

[72]《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7年1月21日。

[7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74]《南昌大事记》，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7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76]《江西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文件》，载《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3期。

[77]《武汉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关于店员概况的报告》1927年6月。

[7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79]陈达：《中国劳工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19页。

[80]〔英〕蓝孙姆：《国民革命外纪》，石农译，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90～91页。

[81]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载《火线》杂志1937年。

[82]《国闻周报》第3卷，第36期。

[83]《国闻周报》第3卷，第36期。

[84]《纺织时报》1926年12月13日。

[85]《向导》第181期，第1901页；另见陈达《中国劳工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25～226页。

[8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87]据第一大队副队长杨松青说：他随黄埔军校一个队来汉口，十一人被分到纠察队工作，内有十人是共产党员（材料现存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资料室）。

[8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

[89]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第九次会议上，邓演达提出：“应在可能范围内将工农武装来，抽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指整个汉阳兵工厂所造枪支——笔者注）均无不可。”

[90]据1927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全国各工会书》中说，广东办事处还负责指导福建省的工作。

[91]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21.7—1927.7），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364～365页。

[92]《申报》1926年11月16日、1927年1月7日。

[93]广州《国民日报》1927年1月26日。

[94]《向导》第181期，第1898页。

[95]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21.7—1927.7），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页。

[96]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

[97]刘少奇：《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载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页。

[98]刘少奇：《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载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页。

[99]天津《大公报》1926年11月28日。

[10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5日。

[10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日17日。

[102]《上海总工会报告》，载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178页。

[103]《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5日。

[104]《上海三次暴动》（上），《共产国际》月刊1930年。

[105]《上海总工会报告》，载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178页。

[106]《向导》第189期，第2025页。

[107]同上书，第2026页。

[108]《上海总工会报告》，载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179页。

[109]《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64页。

[11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11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3日。

[112]上海《时报》1927年3月21日。

[11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8日。

[114]《向导》第193期，第20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