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运动迅猛从南方各省兴起的同时，工人运动也进入了蓬勃高涨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明确地规定了党要努力发展工人运动，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并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经过以“二七”罢工为中心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以“五卅”斗争为中心的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迅速增长，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也大大提高了。
一九二六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党领导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积极要求国民政府迅速出师北伐，在通过的请愿书中说：“现我国工人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之唯一出路，即在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以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做殊死之斗争，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方能保证我被压迫民众之生存。”“敝大会全体代表当领率全国工人一致参加，以为钧府后盾。”[59]北伐出师时，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企图利用北伐限制工人运动的阴谋，同时又动员和组织省港罢工工人随军北伐，并派出许多特派员，到全国各地去大力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共中央四届三中全会上，专门就职工运动作出了决议。决议指出：“中国职工运动自始迄今都是在本党指导之下，尤其是在‘五卅’沪港工人罢工中表现最为明显。所以本党对于职工运动不是党与工会关系密切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本党各级组织经过工会的形式去指导和训练广大的工人群众的问题。”决议强调：“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主要职任是领导全民族的解放斗争，工会与其他阶级民众团体建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行动的联合战线，就是实现这一职任的唯一策略。”决议要求党的各区委和地委“按照各地职工运动实际运动状况和各地工人的最低限度要求”，拟定实际计划，“报告中央批准，并督促党的工厂支部和工会的党团切实执行”，特别要注意铁路、海员、矿山等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和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最重要的地方的职工运动。[60]这个决议，分析了职工运动的形势，规定了党的职工运动的任务、方针和政策，加强了党在北伐过程中对职工运动的领导。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推动了工人运动的猛烈发展。在北伐军占领地区，广大工人群众奋起斗争，并在斗争中迅速地组织起来。特别是在两湖，工人运动更是轰轰烈烈，波澜壮阔。
湖南是工人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北伐前夕，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就已组织了十一万工人，并开展了多次斗争。北伐军克复湖南后，工人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大会为适应新的环境和趋势，确定了关于职工运动三条原则：“1.本党公开的领导工人运动，使工人自然立于本党指导之下来活动；2.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取得领导地位；3.工人阶级应仍随时随地作经济的斗争，以逐渐改善其生活状况。”[61]九月一日，工团联合会依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按照产业和职业的类别统一了工会的组织，加强了工会的集中领导，“实际上取得了全省工会的领袖资格”[62]。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湖南全省总工会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全省有组织的工人十八万多人。大会的任务是：“一、检查过去奋斗的成绩、力量及所得的经验；二、决定将来进行的方针。”[63]工代会是同湖南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的，成为“湖南的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在革命途中携手并进、共同奋斗的表现”[64]。工代会由郭亮、刘汉之、石作珍三人组成的临时主席团主持，李维汉等八人被大会聘请为顾问，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代表李维汉在代表大会上致词。工代会同农代会联合欢迎毛泽东到会指导，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工、农联合大会上，以“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为题目，发表了重要讲话。[65]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致函工代会，提出工人争取实现的最低限度的十七条主张，其中主要的有：工人要有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制定劳工保护法；大产业收归政府公办；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大会认为上述主张，针对湖南情形，“为我工人阶级指出努力的途径”，表示“至诚拥护，一致努力以期实现”[66]。大会通过了《统一工人运动》《关于工人武装自卫》《青年工人运动》《惩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决议案和《湖南全省总工会章程》。大会指出，“在各个革命运动中，我们工人阶级已站在领导的地位”，现在，帝国主义者及其一切走狗已联合向革命群众施以猛烈的攻击，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职责是：“一方面应严密自身的团结，巩固我们的营垒——工会，另一方面联合农、商、学、兵共同负荷打倒资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的使命。”[67]大会认为，要巩固工会组织，完成国民革命工作，“目前武装工人的纠察队的组织，是刻不容缓的事业。”为此大会制定了《纠察队组织大纲》，规定：纠察队由全省总工会编制，其“总队长及总队部委员，由全省总工会委任之。”纠察队之职务为：“甲、执行高级部队之命令；乙、遇有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破坏工会时，须负侦察责任；丙、各地工人集会或参加群众运动时，须负维持秩序之责任；丁、须负巩卫各工会之责任。”《大纲》还规定了纠察队严格的纪律：“甲、服从上级机关及上级人员之命令；乙、不得有不正当之行为；丙、非奉有命令执行职务时，不得以纠察名义对外活动；丁、须具公正和平态度，不得有殴斗行为；戊、履行职务，不得怠玩畏葸。”[68]这个大纲，统一了全省武装工人纠察队组织，并为其他省区建立工人纠察队提供了经验。
湖南全省工人代表会选举郭亮等二十一人为执行委员，金常等九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大会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闭幕，二十七日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推选郭亮为委员长。大会后，湖南工人更迅速广泛地组织起来，到一九二七年二月，湖南全省就已组成工会五百三十三个，工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二万六千余人，此外还有五万多矿工正筹组工会。[69]
在湖北，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后，武汉的工会组织立即公开活动。仅在九月上旬，就有太古码头、怡和码头、招商码头、英美烟厂、申新纱厂、武昌一纱厂、汉阳兵工厂、粤汉铁路、京汉铁路、汉冶萍轮驳以及人力车、机器、水电等二十多个行业工会公开活动。同时，许多新的工会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九月十四日，武汉工人代表会在汉口召开各业工会代表恳亲会，一百多个工会团体的四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将武汉工人代表会改组为武汉总工会。九月十七日，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负责指导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五个地方的工作。[70]在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的领导下，湖北全省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当天，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了盛大的辛亥革命纪念会，接着在汉口宁波同乡会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及来宾五千余人，盛况空前。恰逢这天武昌克复，消息传来，会场工人群众更是欢欣鼓舞。这次会议选举了正副委员长，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同时决定设立总工会武昌、汉阳、硚口办事处，以便更好地领导武汉的工人运动。
省总工会成立后，武汉三镇和湖北全省的工人运动在统一领导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原来武汉三镇仅有十三个工会，但是自北伐军到武汉后至是年底，工会组织就猛增到二百个以上，有组织的工人达二十万人。湖北全省的工会组织则发展到三百个以上，工会会员达三十万人之多。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省总工会在汉口“华商总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由李立三、刘少奇等二十一人组成的主席团具体领导进行。出席的代表五百八十八人，按各业工会组成车工、纺织、铁路、海员、五金、店员等十五个代表团，代表三百二十个工会。这次大会的任务是：继承“二七”以来湖北工人的奋斗精神；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检阅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巩固总工会的基础。大会开幕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举行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大会，全体代表都参加了庆祝活动。
大会期间，李立三做了政治报告，向忠发做了会务报告，项英做了职工运动报告，刘少奇做了工会组织问题和修改湖北省总工会章程的报告，林育南做了童工及女工问题报告，许白昊做了经济争议问题报告等。大会代表热烈讨论了各项报告并通过了相应决议。大会指出，湖北工人阶级自“二七”以来，即已有其奋斗之光荣历史，湖北工人阶级为全国工人阶级之一部分，同隶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之下；中国工人阶级又为全世界工人之一部分，同隶于赤色职工国际之下。大会号召湖北工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指挥之下，“一面与全世界革命工人站在一条战线上，一面与全国各阶级革命势力共同奋斗”，以达到“从根本上打倒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71]。大会还专门就工农联合问题做了决议，强调“只有我们工人、农人亲密地联合起来，才可打倒我们一切共同的敌人”，同时，也只有亲密地联合起来，工人、农人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最后的解放”。工农“应该联合一致向我们的敌人进攻！为国民革命的利益奋斗，为我们自己的解放奋斗！”[72]
大会选出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等三十五人和候补执行委员九人。执委会分工时选定：委员长向忠发，外交主任李立三，宣传主任林育南，组织主任项英，秘书长刘少奇，纠察队长朱菊和，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长许白昊。[73]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湖北工人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高涨进入新的阶段。一月十日，大会胜利闭幕。十日上午省农民协会同大会代表开工农联欢会，工农携手，紧密团结，革命气氛异常浓厚。
在江西，自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全省工人纷纷成立工会，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南昌工人先后建立了店员、瓷业、书画、电话、轮船、铅印等七十三个行业工会，会员发展到四万余人。一九二七年元旦，南昌总工会成立。[74]同时，九江、赣州、萍乡、吉安、景德镇等地也都先后成立了总工会。二月二十三号，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开幕，出席的各地工人代表一百四十人。郭沫若代表总政治部讲了话，号召工人阶级铲除封建思想，联合起来，“准备做新中国新社会的创造者”[75]。大会制定了《告工友及各界同胞书》《大会宣言》，通过了《统一工会组织》《工人的经济要求》《工人政治要求》《工人纠察队》等十一个决议案。大会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是中国民众的仇敌，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仇敌。自“二七”斗争以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无不是“当先锋，打头阵”，“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勇敢奋斗的精神，使我们工人，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大会批判了各种对待工人运动的错误言论，号召全省工友统一在省总工会指导之下，严密组织，加紧训练，与农、商、学、兵联合一致，“向那帝国主义军阀反革命派决战，完成国民革命，以达自身的完全解放！”[76]大会选出张国、陈赞贤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正式成立江西全省总工会。
在广东，工人运动早已有较好的基础，除二十万省港罢工工人有严密的组织外，各地工会也逐渐兴起。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利用有利时机，在坚持工人基本利益，保存纠察队力量，罢工委员会等工人组织继续存在的条件下，收束罢工，首先是取消对香港的武装封锁。罢工结束后，省港罢工委员会等组织，一直是省港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坚强堡垒，发挥作用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被广东反革命武装解散时为止。
在北伐军所到之处，如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工人群众迅速组织起来，工会组织从工人集中的大城市逐步扩大到县镇，而且大都统一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和工会组织的统一领导，保证了工人运动的胜利发展。
二、风起云涌的武汉工潮
随着工会组织的统一和发展，工人的罢工斗争也猛烈地发展起来，特别是武汉的罢工浪潮，更是风起云涌，引起全国瞩目。
长期以来，武汉工人同全国工人一样，受着中外资本家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非人的生活。当时武汉工人面临的痛苦，一是工资太低，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二是物价高涨，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加，因而实际工资不断减少；三是工时太长，一般每天都在十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77]。加以战祸频繁，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不堪。因此，工人群众一旦在国民革命旗帜下获得解放，罢工运动就迅即开展。
对于武汉工人的罢工斗争，中国共产党湖北区委采取了积极领导和区别对待的政策：一方面，由总工会发布一个湖北工人的总要求，各工会再按照客观情况，提出具体要求，以指导工人斗争；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各工厂确定以对英为主，对中国资本家，如果工人提出要求，则先加以协商调停，必至最后才进行罢工，当工人有过高要求时，则给予适当减低。[78]
在共产党领导下，武汉地区工人罢工浪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从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占领汉口到年底的三个月时间里，武汉地区先后爆发了和记蛋厂、中兴纱厂、大正电灯厂工人的罢工，英美烟厂工人反对英国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的罢工，既济水电公司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汉口洋务工会工人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压榨和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印刷业工人要求改善劳动待遇的罢工，以及驳船、码头、粮业、鞋业、线业、茶业、理发、肉业、人力车、邮务、杂货、银行、市政等各行各业的工人群众的罢工。在频繁的罢工中，重要的而有记载可查者，即达三十六次之多。[79](www.xing528.com)
武汉工人群众这一期间的罢工，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其中多数表现为工人为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斗争，如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等。工人在罢工斗争中，服从工会纪律，守秩序，受约束，所提要求多数都考虑到了当时的实际条件，故大都得到解决。武汉工人在经济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健全和发展了工会组织，也对全国其他各地，特别是长江下游各地的革命斗争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一个英国记者当时在武汉采访后写道：“汉口八年来工资未加，到吴佩孚推翻后，工人工值由每月六先令加至十四先令。这种消息自然要传布到长江下游”，他认为，这“在革命战争中比好些坦克飞机还要重要”。斗争伊始，工人的要求也比较节制，和资方的关系也较好。如纺织工人“国民政府未来以前，平均每日工资三角五分，现在增加至四角八分，先前女工及童工最低的工资每日一角二分，现在最低的二角，最高的本来七角五分，现在九角”[80]。不少的罢工斗争和劳资双方的争议是用仲裁的方式解决的。由各方派代表组成的劳资仲裁委员会，解决劳资争议的原则是：一方面要求资方接受省总工会所规定的保证工人的基本劳动条件；另一方面要求工人在工作时间内遵守劳动纪律，所提改良待遇的要求不要脱离实际。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期的武汉工潮，也部分的存在一些要求过高过急的倾向，如工人的有些要求脱离实际，使企业无法承担；过分的自动缩短劳动时间，有的“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小资产阶级、小企业、小商店的侵犯；有的甚至关闭工厂商店、强取什物、强制雇工；对待劳资纠纷，不等仲裁，而以武力解决。这些错误倾向，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和有力的措施，不仅没有克服，“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做到”[81]，以致被敌人利用而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
武汉工人运动迅猛地高涨，引起全国资产阶级的关注。他们说，当革命势力主要“在全国经济关系较浅之广州，实业界尚有观望之余闲，一旦奄有全国经济关系较深之武汉，实业界已无从容之余地”。他们“踌躇不安”，“进退失据”，担心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大而言之是害怕“仿照赤俄”，小而言之是担心“在广州之劳工政策，将推行于长江流域”[82]。围绕武汉工潮的兴起，资产阶级已“战栗恐惧”，忍不住了，已经在“思补救之方”了。[83]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他们寄希望于仲裁会“能本同心同德之精神，为无党无偏之表示”，使得劳资相安，“勿趋极端，为实业家稍留余地”。[84]他们看到工人运动高涨和显示了强大力量的时候，希望能出现一个“劳资两利之局”，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当时，资产阶级还企图组织力量同工人“平衡相抗”，直接进行斗争。在北方他们组织了“生产协会”。在革命中心地武汉，汉口总商会于十二月三日召开了全市商民大会，据报载：“到万余人，议决四案，（一）加薪，（二）时间沿旧习惯法，（三）辞就雇主自由，（四）待遇平等。全市商民愿以最后手段（罢市）为代表后盾。”[85]这次商民大会在全国影响很大，资产阶级把它看作是“进步之象征”。它表明，资产阶级从其狭隘的阶级利益出发，在武汉工潮面前动摇了。
对于这一时期的武汉工人运动，中共中央曾提出如下意见：“（1）武汉商业正当衰颓时期，此时罢工工人未见能多得利；（2）工潮过于扩大，易引起民众及社会觉得工人行动之过激；（3）尤其是对于英国以外之日厂、美厂不可过于煽动，使我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4）总之，我们不过于遏抑工人要求，亦不可肆意煽动工人起来，致得不着结果，反引起工运前途的危机。”[86]
以武汉工潮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大大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在斗争中，工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工人以省港罢工工人为榜样，组织了一定数量的工人纠察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武汉工人纠察队。
随着武汉市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建立，各级工会很快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武汉工人纠察队是省下属的一个总队。初期，总队下面设有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三个分队，每分队下设若干支队，另有一些女工纠察队组织。总队最早的负责人是朱菊和。共产党人蒋先云也担任过纠察总队的总队长。纠察队各级领导骨干来源于：黄埔军校来汉的学员[87]；全国总工会从各地调来的同志；从工人中挑选出来的积极分子。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汉口工人纠察队发展到二千余人，取得很好的成绩。[88]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防止其破坏社会秩序，捣乱工会活动，武汉工人纠察队逐步得到了一部分枪支，组织起了各级武装纠察队。这些枪支一部分是在共产党人吴玉章、林祖涵、董必武等的努力下，在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的支持下[89]，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拨给工人纠察队的；另外一些是工会组织从吴佩孚的溃军中缴获的。到一九二七年四五月份，武汉工人纠察队迅速发展到五千多人，拥有二千多支枪，成为武汉政府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武汉成为革命中心，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全国总工会于一九二七年二月由广州迁到武汉。当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时，在上海和汉口设办事处。迁汉后，在广州又设办事处。上海办事处直接管辖中部、北部各省、区各级工会。汉口办事处领导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五个地方的工作。广州办事处的工作范围是广东、广西、香港、南洋。[90]
全国总工会迁至汉口后，在二月下旬召开了执委扩大会。会议确定，全国工人阶级当前主要的斗争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反对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的一切倾向；实行民主，反对个人专政及军事独裁；拥护国民政府继续北伐；拥护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要求政府颁布劳动保护法；组织工会及罢工的绝对自由；统一各省总工会，各产业总工会于全国总工会指导之下；各地总工会得派出代表出席政府会议等。[91]这个斗争纲领，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在全国总工会旗帜下的深入发展。
三、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以武汉为中心的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引起他们极大的恐慌。他们勾结暗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国民党右派，极力破坏工人运动，妄图继续维系其反动统治。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国民革命中起了先锋和领导作用。
首先，在反帝斗争中，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最前线。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与屠杀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资本家在政治上的压迫、奴役和经济上残酷的剥削，工人群众纷纷举行罢工。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控制邮局的英帝国主义者，无理开除四名邮务工人，并图谋将武汉邮务工会委员长宋玺调走，以达到破坏工会领导机构的罪恶目的。对此，邮务工人极为愤慨，于十一日举行同盟罢工，抗议邮务当局的所作所为。随后，湖南邮务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当邮务长饶略无理拒绝工人要求时，工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邮务长，收回自办！”等口号以示威。[92]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的怡和、太古、日清、戴生昌等外国轮船公司拒绝海员工会的条件，各外轮海员乃于十一日起，实行罢工，以抗议外国资本家对海员的非人待遇。[93]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的一系列的罢工斗争，极大地震动了帝国主义。英国议会专门讨论中国的工潮问题，日本政府机关报也提出了对于国民政府的“警告”。[94]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汉的领事团正式向武汉革命政府“抗议”，要求取缔工人运动。他们大肆造谣，诬蔑武汉工人运动是“排外运动”“破坏运动”，扬言要加以“干涉”，妄图扑灭工人反帝斗争的烈火。
为了回击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进攻，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自知为最革命之重要成分，因而难免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反动势力之嫉视，企图由打击工人运动而打击整个革命运动。”宣言庄严宣告：“凡打击工人运动者，不但妨碍革命势力之发展，且不啻为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反动势力服务。”[95]当英帝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一三”惨案时，中国工人阶级，首先是汉口、九江的工人群众团结广大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英和收回英租界的运动。推动了全国反帝运动的高涨。一月五日，全国总工会为汉口事件发表宣言，指出汉口的屠杀事件是“在革命势力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崩溃当中，必然产生的现象。我们只有加紧整顿我们的军容，预备把帝国主义的寿命登诸鬼录。”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打倒这个一息仅存的英帝国主义，湔雪我们百数十年来的奇耻大辱”[96]。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各地群众纷纷举行反英大会。十四日，南昌召开了十余万人的大会；十六日，长沙召开了二十万人的大会，这些示威大会都一致决议：打倒英帝国主义，声援汉浔工人反英斗争，驱逐英舰出境，收回英租界。上海工人虽然处在孙传芳的残酷统治下，也联合学、商各界，开展反英宣传。
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中国革命，全国总工会决定举行一小时的全国总罢工，以示抗议。二月二十八日，响应号召“参加罢工者全国有七个省，二百余万工人”，革命中心武汉，在罢工时间里，“全市寂然无人，使人敬慕”[97]。这次总罢工表明了工人阶级对全国总工会的拥护，显示了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而团结一致的坚强力量。示威的结果：“使得帝国主义不敢以武力来干涉我们。”[98]四月三日，日本水兵枪杀中国工人的野蛮暴行，激起了武汉工人群众的愤怒。武汉工人在刘少奇等的领导下，集会示威，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要求撤退日军，掀起新的反帝浪潮。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取得直接的结果，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则是可歌可泣的。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工人阶级还大力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在北伐战争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蒋介石利用其窃取的大权，以军驭党，以军操政，大搞军事独裁，导致革命阵营内部潜伏着的危机日益严重，他自己的新军阀的本质也逐步暴露。因此，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便成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中心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向蒋介石报告，诬称工会“私擅逮捕人民”。蒋介石得此报告后，认为有了压制工人运动的借口，就以北伐军总司令名义，发出布告称：“私擅逮捕，触刑章，罪在不赦。以后如有此项情事发生，着将案移送法院，依法究办。”在这个布告的煽动下，各种反革命分子纠集在一起，向工人阶级反扑。针对国民党右派的险恶意图，湖北全省总工会特发出致武汉卫戍司令部的信，对蒋介石等的诬蔑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信中说：省总工会根本没有“私擅逮捕”之事，至于各工会扭送工贼请求惩办各案，均有“证据确切”的反动事实及行为，即使如此，“敝会犹不敢擅自处决，分别送请政府办理”；将工贼转送政府惩办，这既合乎党义，又顺乎舆情，“在手续上并无有不当，在革命上且为必要之行为，安能视为擅自逮捕，不法行为？”信中理直气壮地肯定各工会扭送工贼的革命行动，乃是“工人之革命积极表示”，“革命政府应予以相当鼓励，安得视为触犯刑章”？信件强调指出蒋介石布告中所举的事实纯属“臆断”，并质问道：“贵司令……是否无地用武，必须向工农团体示威？”[99]从而揭穿了国民党右派反对工农运动的反动实质。
信件在报刊上刊登后，进一步擦亮了工人群众的眼睛，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及时地遏制了国民党右派对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破坏。随后，武汉地区的工人群众在迁都之争中，在反对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维护党权运动中，都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不断地粉碎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秘密指使其爪牙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杀害了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对于这个反革命事件，广大工人群众都怀着极大的愤慨，纷纷集会予以揭露和声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强烈“反对赣州驻军枪杀工人领袖”。江西省总工会成立了“陈赞贤惨案委员会”，并于三月十八日举行了有数万名工人、农民、学生参加的“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会后愤怒的群众高举陈赞贤烈士血衣游行，要求严惩凶手。湖北省总工会在通电中称：“查赣州在蒋总司令坐镇之江西，新编第一师为蒋总司令直辖之军队，竟有军队任意捣乱工会，秘密枪毙工会首领之事，敝会闻之，殊深愤慨，似此反动行为，与军阀统治之上海天津何异？”通电质问蒋介石是否“对于总理农工政策最近有所变更”，同时要求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实行最高权威，严重究办”[100]。三月十七日，刘少奇发表了《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杀害事》的重要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同志是革命工人的领袖……完全是死于反革命封建军官之手”，揭露了这一事件的阶级实质。文章根据当时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情况，严正指出：“蒋总司令如果没有改变他前此拥护工农拥护民众利益的主张，断不能纵容一班反动派如此凶横残杀工人领袖。”文章号召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吸取这一血的教训，“一致起来奋斗”，向国民党右派作坚决斗争。[101]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坚定的原则立场，团结一致的革命精神，必要的灵活斗争策略，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笔批了将倪弼“免职查办”四字，并且也装模作样地登报答应赣州工人请愿的条件。在此以后，武汉政府辖区内出现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声讨国民党右派头目蒋介石的群众斗争高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广大工人群众面对反革命逆流，勇猛搏斗，在镇压反动派的破坏，维护社会秩序的斗争中，在支援北伐河南、粉碎夏斗寅叛变的军事行动中，不断建立功勋，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