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般的农民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基础，引起了一切反动派的恐慌和仇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国民党右派、北伐军里的反动军官等反动分子都怀着对农民运动的刻骨仇恨，疯狂地反对与破坏农民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在农民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尖锐。地主在乡间受到农民运动的打击，大批跑到上海、汉口、长沙、南昌、广州等城市里来，散布各种谣言，诅咒农民运动。骂农民协会的干部是“痞子”“土匪”，农民运动就是“痞子运动”。说农民减租减息是“惰性表现”“惰农运动”。国民党右派胡说什么农民运动把有钱人都吓跑了，赋税收不到，影响了北伐军的军费。还造谣说某北伐军军官家里被抄，父亲被杀，以挑起北伐军对农民运动的不满。种种反对农民运动的“理论”可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们在乡村还利用旧团防局去杀害农民。“岳阳团防局长姜子林焚毁农村，拆毁房屋六七栋，惨杀农民多人”[42]；“湘阴土豪陈伯纯，勾结团防，武装解散农会；安化发现土匪杀戮农民至三百余人；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无故枪毙攸县东区农协委员罗震，事实上证明都是土豪劣绅的阴谋”[43]，至于逮捕农会干部，解散农协的事件到处都有发生，农民运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革命和反革命在农民问题上的激烈斗争，反映到统一战线内部，就是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也被农民运动吓倒了。他们跟在反动派后面瞎讲一通，说农民只应参加支援北伐的工作，不应提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更不应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去实现本身的要求。还说什么农民运动可做，但不应有“越轨”的行动，不应该“胡闹”。甚至说农民无知，是受人利用。他们以分裂联合战线相威胁，企图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从而把农运的领导权夺过去，使农运沿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轨道发展。上层小资产阶级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在农民问题上也表现了极大的动摇，主张要停止农运，至少要加以限制等等。总之，从中层以上阶层至国民党右派，对于农民运动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受了这个论调的影响，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就心灰意冷了。即令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44]所以说，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个“糟”字。
农民问题上的尖锐斗争反映到共产党内，就是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限制。他不敢大力支持已经或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怕因此引起联合战线的破裂，想以限制农民运动为条件，换得与国民党的继续合作。一九二六年底，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李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这样，农民运动问题就弄得满城风雨，不仅是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且也成为共产党内政治路线分歧的重要内容。形势表明，如何对待农民运动，已成为全部问题的中心，决定革命进退的关键。
在农民运动发展的严重关头，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的许多负责人，为支持农民运动向前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周恩来于一九二六年底发表了《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等重要文章，针对反动派的攻击，严正指出：“在乡村，土匪劣绅贪官污吏实是应该肃清的。只要看到近来农民运动人员被害事件之多，便知乡村反动势力之大。实际上农民目前的要求，不过是减租以维持生活，剿匪以保护生命而已。”[45]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农民要求“过分”“过火”等谬论。中共湘区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和革命报刊《湖南民报》《湖南通俗报》等大量刊登农运情况、土豪劣绅残杀农民的通讯、驳斥反对农运谬论的文章。特别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对反动派的各种反革命宣传作了最彻底的清算。
为了把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回击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批评党内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初至二月五日，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三十二天的实地考察。二月十六日，他把考察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强调指出：“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他说：“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46]，批评了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错误。二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昌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它以铁一般的事实，生动朴实的语言，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成绩与经验，再现了党领导下湖南农民斗争的热烈场面，深刻阐明了以下的基本思想：
（1）充分估计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他写道：“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47]毛泽东还很形象地论述农民运动的伟大功勋：“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的功绩要占七分。”[48]这是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科学评价。在武汉政府时期，能对农民运动作出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是很少见的。正因为农民问题具有战略意义，毛泽东强调，对于农民运动采取什么态度，乃是区别真革命与假革命的试金石，也是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志。他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站在斗争的前列，领导农民前进。
（2）指出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不把地主阶级的政权推翻，建立起农民的权力，一切问题都无法解决。毛泽东严肃指出这是“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49]。而要夺取政权，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为此，一方面把地主武装收回到农民手中，另一方面通过多种途径去创立农民自己的武装。
（3）分析了农民中的各个阶层，初步提出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对于革命的态度也不同。富农始终是消极的，中农是游移的，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贫农，由于他们中有很多人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在革命中不怕失掉什么东西，因而革命态度最坚决，成为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文章痛斥那种说贫农是“痞子”的无耻谰言后，以烈火般的语言歌颂道：“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这就解决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为中国革命胜利找到了最广大最可靠的力量。
（4）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革命思想。文章热情地讴歌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无情地鞭挞了对农民的各种责难，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0]没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掀起一个狂风暴雨般的群众斗争，绝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
总之，文章驳斥了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对武汉政府时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给予了马列主义的回答，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农民斗争的纲领性文献。文章先在《战士》等刊物上发表，对于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鼓舞。但只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一部分，就被彭述之所腰斩。瞿秋白很重视此文，特交由武汉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名出版单行本，并写了序言：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这个序言写的是很深刻的，对这篇文章给予了恰当的评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确是了不起的”[51]。(www.xing528.com)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得到了世界上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进步学者的高度评价。一位西班牙学者写道：“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理所当然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活生生的全面的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紧密结合’。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不是墨守马克思主义公式的陈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基本部分即它的农村生活所进行的剖析和对它的能动性的分析。《报告》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次上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它描述了在一种地震冲击之下的这个世界，这种地震摧垮了一切——无论是有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财产，还是家族关系和祖先留下的习惯。这就是大写的中国革命，这个社会母腹中诞生出来的革命。”[52]这个评价是公正和客观的。这篇著作连同北伐前夕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体系逐步形成。
二、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立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振奋了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广大的农民群众，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斗争意志，他们向反动派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从而把农民运动更迅速地向前推进。全国农协会员的数量增加得很快，省一级的农民协会或筹备处已经有十个以上，但一直还没有全国性的农民组织作为领导的中心。为统一全国的农运和加强四亿农民的团结，使农运更加广泛深入健康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全国性的农民协会组织。
早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决议案》，提出：“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河南、江西之省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方针，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湖北、江西的农民代表大会也作出了相同的决议案。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接受这些建议，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正式决定成立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二十八日，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周以栗、易礼容、陆沉、方志敏、陆智西、陈子林、宋英、孔寅初等人在武昌大朝街五十九号开会。会议决定：由湘、鄂、赣、豫四省农协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五月一日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代表总数五百一十人，为加强工农兵的团结，国民革命军选出代表四十五名；大会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同时召开，大会经费为五万元。三月三十日，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组织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谭延闿、谭平山、徐谦、孙科、唐生智、张发奎、彭湃、易礼容、陆沉、肖人鹄、方志敏十三人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以邓演达、谭延闿、陆沉、毛泽东、谭平山五人为常委，行使正式执行委员会职权。会议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会议还决定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增为六百八十人，会期延至五月十五日。四月九日，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发出就职通电谓：“吾国农民之痛苦，皆为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国内封建阶级之压迫，而农民之解放，即国民革命之成功，故国民革命势力之进展，农民亦随之组织起来。同人深信此为不易之道，誓立于革命的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与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封建阶级做最后之斗争。”通电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广大农民把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称为“全国农民的总炮台”。临时执委会肩负着全国农民的重托，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活动：
（1）积极进行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为开好这次大会，特发出了《全国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传纲要》，指出中国农民不但担负着在国内铲除封建势力的重任，同时也是赶走帝国主义的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担负了世界革命的使命。同时还敏锐地指出：帝国主义已在引诱蒋介石走向反革命，地主阶级也在猛力破坏农民运动，这就要求全国农民加紧向反动派斗争，决不能软弱后退，须知“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事实告诉我们：努力铲除封建势力的地方，封建地主阶级无法破坏我们；对封建势力让步的地方，封建地主阶级对我们进攻更利害。”《宣传纲要》规定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怎样铲除一切破坏压迫农民的特殊阶级；怎样建设农民政权；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怎样废除重租、高利、苛捐及一切对农民之剥削；工农兵如何联合等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宣传纲要》既肯定了武汉政府初期农运的成绩，又提出以后运动的方针，是这个时期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文献。原定于五月十五日举行大会，因准备不及改为七月一日，后因形势变化，六月一日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又发出通知改在十月十日举行。最后因为汪精卫的叛变未能举行。但为筹备此次大会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仍是有意义的。
（2）在急剧的事变中，及时给各省农协以指导。临时农协执委会成立后，武汉政府的各个方面都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为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需要不断改变农民运动的策略，才能使运动向前发展。如当夏斗寅、许克祥叛乱时，就及时指示湘、鄂、赣三省农协迅速召开执委扩大会议，研究与决定在新形势下的农运问题。后又发出《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提出五项措施：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加强乡村的政治和经济的建设事业；加紧宣传工作。鉴于青年农民和儿童已站在斗争的前线，已经是或者即将是农民运动的中心力量，是摧毁封建势力的生力军，全国农协特通告各级农会设立青年工作部，以加强青少年工作。为支援北伐军，全国农协电令各级农民协会慰劳救护革命军人，指示各级农会应即“组织慰劳救护革命军人委员会，每个农民至少须捐铜元二枚，募集大宗捐款，购买大宗食品衣物”[53]，以慰劳前方将士。
（3）代表全国农民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表明态度和提出要求。北伐军向河南进军开始后，为加强士兵与农民的团结，全国农协邀请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国民政府农政部等十多个单位共同组织全国农民慰劳士兵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还发表了《全国农协告武装同志书》，指出反革命分子制造谣言说农民协会没收军人家属的财产，斗争军人的家属，是恶意挑拨军民关系。希望北伐军官兵识破敌人的阴谋，严防反动分子的挑拨伎俩。当全国农协发出临字第一号和第二号训令，明令各级农会整顿组织，纠正错误，在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继续与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时，敌人以为这是农民协会的软弱，就乘机向农民疯狂反攻，无数农民被杀被捕。在此严重形势之下，全国农协发出训令，要各级农协一致向武汉政府提出四项要求：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和工农武装，团结革命力量，讨伐蒋介石；肃清湖北各县的反动分子，以巩固武汉；明令惩办许克祥、仇鳌、彭国钧、肖翼鲲，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54]全国农协还发出通电，揭露英帝侵略中国及日本出兵山东的阴谋，号召全国农民立即举行大规模的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运动，在反帝斗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
为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通过的《目前农运计划》第六项规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55]毛泽东为执行中央的决定，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从上海到武汉后，即亲自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商议此事，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如湖北省党部在董必武等人的支持下，就专门讨论此问题，并推出陈荫林、李汉俊、张眉宣参加筹备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湘、鄂、赣三省党部推选出的代表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陈荫林、张眉宣、李汉俊、王礼锡、龚式农等人组成农讲所筹备处。在筹备处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如下事项：陈克文为农讲所主任；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费由三省分担，湖北一万六千元，湖南、江西各一万二千元，其余由中央农民部负担。在筹备工作大致就绪时，国民党中央考虑到要为全国培养农运人才，遂决定把三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领导，在全国招生。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研究具体实行办法，并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的常务委员。[56]周以栗为教务主任，夏明翰为秘书。农讲所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正式上课，来自全国十八个省市的八百一十名学员，分为四个班。四月四日，在武昌北城角校内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邓演达主持大会，周以栗报告农讲所成立的经过，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了讲话，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中央监察委员高语罕、湖北省党部代表邓初民、广东农协委员长彭湃、国际工人代表团的英、美、法、俄代表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全所学员认真学习，毕业后为农民运动大发展做出贡献。
为了把农讲所办成“中国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就必须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中，严格规定它的任务是：“要训练一班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为了达到这个培养目标，农讲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加强对学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学员进校后，就开展讨论：“怎样做一个农讲所的学生？”“怎样才能消除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毛病，改造成为一个有效的革命工具？”经过认真的讨论，学员们自觉制订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指出：“我们现在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在我们的身上，已经从旧社会带来了不少的毒菌，这些毒菌，随时随地都有阻止我们前进的可能。”这些毒菌主要表现为个人主义、封建意识、自私自利、唯心主义等。为了清除这些旧思想，一方面，《规约》规定学生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命令”，“改正浪漫的个人活动”，“本所职员教员教官和学生，应表示互相尊重”，“要有练习耐劳吃苦的生活”[57]；另一方面，农讲所的领导人和教职员亲自做学员的思想工作，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使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深入学员中谈心。通过这些活动，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很快提高，决心做革命的工具，为解除农民的痛苦而牺牲奋斗。
（2）从培养目标出发设置课程。主要课程时数及主讲人是：三民主义，十六小时，余鸿銮讲；国民党史，六小时，陈其瑗讲；国民党宣言及决议案，八小时，罗绍徵讲；帝国主义与中国，十八小时，恽代贤讲；社会进化史，十八小时，李达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十二小时，恽代英讲；各国革命史略，十小时，赵子健讲；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十六小时，陈启修讲；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十六小时，李汉俊讲；中国职工运动，八小时，李立三讲；经济学常识，十六小时，何异人讲；法律常识，十小时，张眉宣讲；政治常识，八小时，邓初民讲；农民问题，二十五小时，毛泽东讲；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十二小时，陈克文讲；农村合作，十二小时，于树德讲；农民组织及宣传，十六小时，陆沉讲。此外，尚有农业常识、农民自卫、各国农民运动情况、乡村自治、农村调查统计及报告、革命画、革命歌、农村教育、农民运动理论与策略、粤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湘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等课程。[58]从上列课程表看，突出了农民问题，体现了学用一致的原则。
（3）特设了军事课程。为了把学员培养成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特设置军事课，以提高学员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并掌握军事知识。学员按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下设四个大队和一个特别训练队。总队长为郭增昌。学员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每人有一支汉阳造七九步枪。除有军事理论讲授外，每日操练两小时，每周一次野外军事演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准备应付事变，军事课的时间也随之增加。所以，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学员就成为各地武装起义的骨干，有的当上了红军的指挥员，说明农讲所开设军事课是很必要的。
（4）实行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革命学风。为了使学员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一方面请农会干部和农协会员到校做报告，另一方面把学生分为小组，到咸宁、石嘴、通山等地进行社会调查。特别是参加当时的实际斗争，对学员的锻炼是很大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学生走上街头，散传单，做讲演，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当湖北麻城县地主武装发动反革命暴乱时，农讲所三百多名学员参加剿匪战斗，为平定暴乱作出了贡献。当夏斗寅叛变逼近武昌时，农讲所学员被编为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在叶挺、恽代英指挥下，击溃了叛军，保卫了武汉政府的安全，并提高了学员们的政治军事素质。
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与学习，农讲所学员达到了原订的培养目标，并提前于六月十八日结业。除几十名学员留在武汉政府农政部办的训练班继续学习外，多数被派往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或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革命火种被撒向全国。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许多农讲所出身的干部参加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农政训练班的几十名学员参加了南昌起义。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参加并领导了湖北的黄麻起义，刘文蔚是起义总指挥部的成员之一，戴克敏担任鄂东军党代表，汪奠川为参谋长。戴克敏后来担任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的党代表，和徐向前师长一起共同为中共鄂豫边界特委“一大”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总结了武装斗争的经验。程伯谦参加了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起义并担任葛源暴动的总指挥，后任省委组织部长、特委书记。刘革非参加创建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历任湘鄂西苏维埃副主席、省委委员等职。李骏领导了江西于都暴动，后任红军师长等职。许多学员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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