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和伟大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取得的。党既为这个战争指明了政治方向，又为动员各方面力量支援北伐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积极主张和促成北伐。为了推动广州国民政府早日出师北伐，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任弼时等十二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因病缺席）。会议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是革命处在生死关头之后指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117]会议强调北伐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是“第一等重要的问题”[118]。在《国民党工作问题》的决议中更加突出地说明：“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的工作，当在各地用国民党名义迅速发展农民运动。”就是说，为了实现北伐这个第一等重要的任务，不仅是作好军事上的准备，而更为重要的是作好群众工作的准备。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要求“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119]。
为了贯彻北京特别会议的精神，各级党组织开展了各项工作以努力促成北伐的实现。三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等提出充分发动湘、鄂、赣、豫等省的农民，全力支持即将进行的北伐，并作出了切实的部署。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发表了《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打倒一切军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120]。大会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庄严宣布：愿做国民政府的后盾。七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即刻下定自己的决心，极力的赞助国民革命军，作国民革命军的后盾，使之得到胜利”[121]。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也发表宣言，响亮地宣布全省农民“拥护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各种努力，对于促成广州革命政府的出师北伐，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中国共产党为北伐提出了明确的政纲，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国民党的北伐出师宣言，虽然也历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但内容比较空洞，说来说去也只是“统一中国”四个大字。在随后的进军过程中又连续发表了一些宣言，提出了廓清军阀、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三个口号，也还是一般化，不足以广泛深入地动员各界人民投入到北伐的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却为北伐提出了鲜明的政纲。北京特别会议明确提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122]在北伐军誓师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基础，具体地提出了联合战线的最低限度的政纲：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军队；收回租界及租借地；解除军阀的武装；肃清贪官污吏；承认农民有自卫武装之权；停止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省长与县长民选等。上述内容，概括讲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个鲜明易懂的政治口号，在北伐期间可说是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指明了整个北伐战争的政治方向，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斗志的强大思想武器。
再次，在军事上，虽然陈独秀等人在北伐中忽视军事工作，全党也没有懂得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党已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所以，在军事方面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一方面，党派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北伐军中从事军事和政治工作，发挥了骨干和带头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旬，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就有一千五百人左右。[123]其中有：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聂荣臻、叶挺、恽代英、邓小平、包惠僧、肖劲光、熊雄、林彪、徐向前、徐海东、粟裕、肖克、周逸群、李之龙、蒋先云、左权、周士第、张际春、周保中、卢德铭、黄克诚、陈赓、刘志丹、陈士渠、纪德甫、李涛、欧阳钦、张宗逊、宋时轮、郭冠杰、季刚、朱代杰、胡公冕、孙炳文等。他们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发挥了先锋和模范作用，成为国民革命军各方面的表率。尤其是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叶挺独立团，在扭转湘南的战局和攻克长沙、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重大战斗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共产党人在战斗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仅在武昌攻城战中，叶挺独立团就阵亡营长曹渊等一百九十一名官兵，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正是由于他们深入细致和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才使北伐军官兵能视死如归，前仆后继，英勇战斗。历史证明：哪个部队共产党员多，政治工作做得好，战斗力就强，反之，战斗力就弱。第二、四、六这三个军的共产党员较多，战斗力就强，尤其是第四军，是共产党员最多的一个军，战斗力特别强，被人民誉为“铁军”。而第一军，由于蒋介石、何应钦、王柏龄等排斥共产党人，就成为全军中战斗力最弱的一个军。这个铁一般的事实，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冯玉祥的国民军更是一个典型，这支几乎处于一蹶不振的部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出色的政治工作，才重新振作起来。没有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北伐军要取得那样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在制定作战方针和确定军事部署等方面，共产党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当第一次攻南昌失败后，江西战场形势十分险恶，主要原因是北伐军将领间不和及对蒋介石的不满。此时军心涣散，几陷于危险地步。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极力向各方面陈说利害，希望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迅速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孙若不灭则暂时纵有所获亦靠不住。一面劝唐出兵，一面劝蒋要四、八军东下参加赣战。这个运动最后总算做到，孙传芳因此遂不免在江西失败。然而蒋之能有今日之胜已不可谓非万分侥幸”[124]。说明共产党对于江西战场上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北伐军攻占江西、福建后，北洋军阀各派在天津开会，决定组织安国军，分别从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方向进攻北伐军。针对此形势，中共中央提出军事计划：暂停向皖、浙进攻，先巩固鄂、赣；对皖、浙地方实力派加以联络争取，赞助江苏人的自治运动；联络河南之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以阻奉军南下；与阎锡山谈判，争取和他缔结军事同盟，北伐军应乘机整理及充实军力，以备作更大规模的战争。[125]实践证明这个计划是正确的，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进一步胜利。
最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工农群众支援北伐，对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北伐一出师，首先碰到的一个困难就是运输问题。因为时值酷暑季节，粤湘交界处，交通很不方便，军运问题很大。不解决这个难题，就不可能迅速出师。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党领导省港罢工的工人组织了三千多人的运输队随军出征，他们战胜无数困难，把军事物资及时运到前方，对于湖南战场上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长沙的迅速被攻占，与全城秩序的维持，完全得力于工人的直接参战。叶开鑫之所以于七月九日弃城逃走，一方面是因为北伐军于七月八日发起总攻，另方面也因为他怕长沙工人的起义。叶开鑫逃走，长沙人心惶惶，秩序很乱，“工团联合会”组织一千多人的工人保安队，维持城内秩序。从湘潭退到长沙的军阀残部，大多被工人保安队缴了械。因而北伐军得以顺利进城。中共湖北区委组织各方面力量支援北伐。如在吴德峰工作的崇实中学举办迎接北伐的训练班，培养骨干，再由这些骨干组织武汉工人支援北伐军。他们搜集敌人情报，多方进行瓦解敌军工作。董必武要潘怡如装扮成病人，以求医为名，坐着轿子走遍武汉三镇，实地侦察敌火力配备后，把情报送给北伐军。[126]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由董必武任团长的武汉各界赴湘欢迎北伐军代表团到达长沙，向北伐军详细汇报了湖北政治、军事情况，希望北伐军早日进攻武汉，救人民出水火之中。[127]当北伐军进入湖北境内后，由于各级共产党组织早已组织好力量支援，因而大大缩短了战争时间，从岳阳攻打到武昌只用了八天时间。当北伐军到武汉附近后，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对北伐军很快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铁路工人不给军阀开车或怠工，陷敌军的军运于瘫痪。电信工人不给军阀发电信，都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胜利前进。共产党人组织广大农民，以各种方式支援北伐军。从担任侦察、通讯、向导、扫雷、交通、宣传、救护、送茶、送饭、慰劳等直到拿起武器参战。两湖战场上的著名战斗，都是在农民直接参战下，才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在江西方面，农民参战更为踊跃。如攻新喻时，北伐军已不支，农民用土炮（约二百人）逐走敌人，北伐军遂得冲上；在邓家铺时，北伐军不愿追击，农民替北伐军追击；攻入南昌，退出南昌，皆得农民之助力不小，不然，北伐军之损失更大。”[128]没有工农的参加，北伐战争要胜利是不可能的。就连国民党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没有民众的帮助，北伐军绝不能获得空前的胜利。”[129]
概括以上四方面，充分说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30]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没有共产党人的努力奋斗，没有国共两党很好的合作，就没有北伐战争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幼年的党，不可避免地也有失误，主要是陈独秀右倾错误，对北伐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北伐开始时，陈独秀因病住医院，他毫不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变化，竟写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错误地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说：“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131]随后，陈独秀又把北伐看作是国民政府的事，甚至看作是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事，因而提出了共产党“应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的右倾主张。在这些错误思想指导下，发生了许多失误。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在陈独秀主持下通过的十几个决议案，很少提到北伐问题。由于把共产党置于在野党的地位，必然反对工农掌握政权。武汉攻克后，国民党中央原定在汉口先设“特务委员会”以处理急需解决的党政事务，并请李大钊参加。中共中央要广东区委向国民党表示：“李同志决不能加入这个组织”，“不仅李同志，就是我们任何同志在现时都不能加入。”[132]同时，还反对董必武等参加湖北省政府：“我们的人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133]对于江西永修、九江县的王环心、涂振农、师古隆等以党支部书记名义去当县长，陈独秀也大发雷霆，指责这是“腐败堕落”，“机会主义的倾向”，“忘记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并限令他们立即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134]使党丧失了许多掌握政权的时机。尤其严重的是失去了许多发展自己军事力量的机会。北伐军光复武汉后，黄埔军校决定扩大招生，然而中共中央却通告全党：“我们的同志宜少派人前往”，“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惟能力幼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想入黄埔者，亦可允其前去。”[135]唐生智为取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曾请中共鄂区区委书记彭泽湘任第八军的政治部主任，还可在其军中“进行秘密组织”。中共中央却要彭只做顾问，“不就其他实权官职”[136]，还指示刘伯坚：“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陈独秀的上述错误，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发展革命武装的大好时机，而且助长了蒋介石等人力量的扩大，妨碍了统一战线内部进步势力的发展，给北伐的深入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一方面是共产党对北伐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失误，给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初期的作用。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反映了党还处于幼年的特点。
二、北伐战争初期党组织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努力于国共合作的事业，有力地推动了北伐的胜利前进，而北伐的胜利又大大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
一九二五年党的“四大”时，全党仅有九百九十多名党员，且分布很不平衡。但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党员数量增加很快，到一九二六年九月已达一万四千多名。其中发展最快的为湘、鄂、川三省。“湘省在两月中增加一千人，鄂区增加一倍，川省增加两倍。湘、鄂发展的原因，完全由北伐之影响，川省亦因北伐军进至武汉，一般投机的小军阀均望风来归，对于民众运动不敢十分压迫，且常常表示许多好感，所以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137]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全国党员总数已达一万八千多人。正因为党组织的大发展，才能在北伐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但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此时，无论从中央到基层组织都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处于远离革命的中心（先是广州，后是武汉），而设在上海，不能及时有效地指导全党的工作。党中央本身也不健全。四届二中全会后，正是北伐战争最紧张的时候，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张国焘到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去了，陈独秀又因病住院，中央政治局几乎不能开会，许多事情陷于停顿状态。中央宣传部由彭述之负责，但他只会做空洞的文章，对北伐的实际斗争却很茫然。中央组织部也无专人负责，组织工作均附在中央秘书处办理。军事部也很少开展工作。说明中共中央还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指挥部。地方组织普遍存在着两个困难。一是缺乏干部，据当时党中央统计，全国至少需要区委一级的干部三十五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一百六十人，特别支部一级的干部一百六十人，共三百五十五人；然而实际上只有一百二十人，仅为实际需要数的三分之一。二是缺乏经费，常因没有经费而坐视一切机会之逸去。又加上党员数量也不多，本来革命形势很好的地区，党也无法在那里开展工作。李宗仁就很惊奇地说：“为什么C.P.不在江西这样可发展的地方活动呢？”[138]中共中央对此问题认识是深刻的，指出：“可以表现我们在江西几乎没有党。”[139]很明显，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适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为了巩固和发展党组织，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加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北伐开始后，军事工作突出了，九月二十七日，中央致函湖南区委调颜昌颐到中央军事部工作。后又把周恩来从广东调上海任中央军委书记。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调毛泽东任中央农委书记，并正式决定由毛泽东、阮啸仙、彭湃、易礼容、陆沉等七人组成中央农委。改组后的中央农委决定：一名委员常驻中央局工作；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指导湘、鄂、豫、赣、川五省的农运工作。革命中心转到武汉后，党的四届中央委员由于工作关系，已大部分陆续集中武汉，为了便于就近指导工作，遂在武汉成立了一个中央临时委员会，受党中央委托统一指挥革命中心地区的工作。这对于克服党中央远离革命中心，加强党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加强各区委的组织建设。（1）湖北区。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央调彭泽湘为鄂区区委书记。随后又派项英、林育南回湖北，分别负责工运和青年团的工作。李硕勋、袁达时、彭公达、陆沉也先后奉中央之命到武汉，中央指令彭公达主持农民运动，陆沉做汉口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民运动工作。此时，董必武负责湖北国民党省党部工作。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又着重讨论了湖北区委的组织建设问题，决定：湖北区委兼汉口地委，张国焘为书记（因彭泽湘到第八军工作），汪泽楷、项英负责组织工作，蔡以忱、陈潭秋负责宣传工作，李立三负责工运，陆沉负责农运，董必武负责国民运动与国民党工作，聂荣臻负责军事工作，周慰真为区委秘书。[140]湖北区委从而得到大大的加强。（2）江西省。原为地委，书记刘峻山，由于党组织发展和工作局面的扩大，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决定建立江西区委并由南昌地委兼江西区委。领导成员为“书记富春，组织峻山，职工贺果，农运印倜，编辑汪群，军事传烈”[141]。随后，袁玉冰、方志敏、邹努、周治中、冯任、杨超、王怀心、罗石冰等都参加区委领导工作。（3）陕西省。原来陕北归北方区委管理，陕中、陕南归豫陕区委领导，到冯玉祥攻占西安后，全陕西党员已有四百人。北方区委向中央建议：派耿炳光为党的临时工作特派员，统一指挥陕西全省党的工作，并于最短时间内成立区委，由中央直接领导，以适应陕西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也认为陕西形势发展很快，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耿炳光任书记，魏野畴和李子洲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4）广东区。北伐开始后，区委进一步得到加强，区委十五人，每周开会两次，一切工作均归区委管理。九月，中央派任卓宣主管宣传部，张太雷主编《人民周刊》。区委很重视党的民主生活，每周召集活动分子会，报告党的政策和民众运动。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5）湖南区。毛泽东原为湘区区委书记。调上海工作后，由李维汉接任。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郭亮、杨福涛、夏明翰、夏曦。北伐战争开始后，为加强湖南工作，又增加张汉藩、肖石月、陈佑魁、戴晓云为委员。在区委领导下，各县党组织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底，全省七十五个县中，成立了县委、特支、支部或有党员的县就有六十五个。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全省党员发展到四千余人，这是加强了省一级党组织的结果。与加强上述区委建设的同时，北京区、上海区、重庆地委等也都得到相应的加强，这对于保证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再次，积极发展党员。在中央和省一级的党组织逐步健全和加强的基础上，发展党员的步伐也加快了。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陈独秀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以个人名义发出的《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信》，大大促进了发展党员的工作。信中指出：“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强调如果“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142]陈独秀提议在党的“五大”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人以上，尤其要注意在农民中发展党员。这是因为农民中党员太少，广东一百万农协会员中只有一千五百名党员，占百分之零点一五，湖南四十万农协会员中只有七百名党员，也只占百分之零点一七五。所以提出了“党到农民中去”的响亮口号。信中还提出了各地发展党员数量的指标与主要社会成分的具体要求。如两广发展到一万名，江浙区与湘区均应发展到七千名，鄂区四千名，北方区三千名，江西、四川、陕甘应在两千名以上等。各区委和地方党委接到这封信以后，制订了本地区的发展计划，加快了发展速度。大批优秀分子被吸收入党，对于壮大党组织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大批发展党员的经验，也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消极现象，即有的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在一九二六年冬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时，“鄂区举行广大的征集党员一次，加入者达二千人，多属工人，大概一半以上须淘汰出去”[143]。但因为党缺乏组织建设的经验，却没有来得及把投机分子清洗出去。这些，就是在北伐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缺点。
三、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事胜利，工农运动勃兴，革命形势很好。但革命内部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蒋介石的力量获得很大发展，形成了他个人的军事独裁体制，反动面目也进一步暴露。他指使或纵容各地右派向革命进攻。在广东，右派指使工贼组织——广东总工会放火焚毁省港罢工委员会办公处。在湘鄂赣等省屠杀工农的事件不断发生。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常以北伐为理由，发布各种文告，禁止和限制工农运动。同时，开始与帝国主义暗中勾结，准备叛变革命。由于工农长期受压榨，一旦起来了，很容易发生一些过火行动。反动分子抓住这个支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故意制造过火行为，以此作为他们反对工农运动的借口。党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不一致。所以说到一九二六年底，革命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北伐军事虽还远未结束，但逐渐被推到次要地位，而各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却突出起来。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的关系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酝酿着新的重大事变。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为制定党的策略，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项英、瞿秋白、毛泽东等。会议开始，陈独秀做了以国共两党关系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还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同时，把十二月上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吴廷康、鲍罗廷联席会议通过的《政治问题议决案》，也作为会议文件一并公布。
陈独秀的政治报告是会议的主要文件，内容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特点，认为国共有分裂的危险。原因有四点：（1）帝国主义的分离政策。帝国主义看到革命力量迅猛发展，已不能用武力征服了，就用软的方法来破坏中国革命。主要是用分裂国共合作的手法达到其阻止中国人民前进的罪恶目的。（2）国民党之右倾。国民党右派分子怕工农运动再发展，共产党的力量更大了，就限制和反对工农运动。同时还想以此取得帝国主义对武汉政府的承认。报告援引丁维汾、柏烈武的话：“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列强有承认国民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说明国民党要放弃反帝的政策了。（3）商人的恐慌。北伐胜利而工人组织勃起，经济罢工遂一发而不可遏止，尤其是久受压迫的武汉工人。不但引起大商恐慌，就是中、小商人，也因经济濒于破产，很自然站到大商买办那边反对工人。（4）我们党中的“左”倾幼稚病。表现在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把左派的标准定得太高，认为只有赞成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才是左派；误解党的独立性；对待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尤其是在武汉，有些手工业工人、店员的要求太高，逼得中、小商人和总商会合作反对工会。陈独秀认为：“以上四个危险倾向汇合起来，随地随时都会使联合战线破裂。此时破裂之可能性已异常严重。”[144]
报告的第二部分提出了挽救国共破裂的七项策略：（1）防止党外右倾，反对党内“左”倾。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国共两党破裂的主要原因。即“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145]。因此，只要国民党不右，共产党不“左”，就能使联合战线不破裂。（2）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才能挽救民众日益向“左”、武力政权日益向右之危险的现状。（3）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报告认为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与反动局面之形成是正比例。军事势力越集中，反动越大；集中越快，反动来的也越快；集中在谁手中，谁就先反动。只有把军权分散，各将领的势力大体平衡，才可避免他们的右倾。（4）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报告说过去集中宣传民族主义一个方面，却为军事独裁者所利用，为了抑制军事将领的右倾，必须做民主政治的宣传。应向国民政府及各级政府宣传，农民运动正是帮助政府扫除敌人，巩固政府的基础，而不是加害政府。（5）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一切群众运动应尽可能由两党共同领导，尤其要援助国民党左派，使之获得群众。努力在小资产阶级中发展国民党，力争使左派在国民党“三大”上获得胜利。（6）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军事首领不任政府的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须在政府管理之下。（7）确定我们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因为中、小商人和店员都是联合战线的成员，对于他们间的利益冲突，不能偏袒哪一方面，应使双方联合起来。关于农民的土地问题，报告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当然是对地主土豪最后的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146]
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报告精神所作出的各项决议，虽然在有些方面是正确的，但由于没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没有着重研究最重要的军事问题，也不强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就使得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继续发展，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危害。
与汉口特别会议召开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作为共产国际同情党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谭平山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和组织上都是薄弱的，未形成紧密团结的领导，党员大部分没有经验和缺乏理论训练。党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摧毁军阀的基础，但至今仍没有明确的土地纲领和统一的口号。中国革命需要统一战线，可是解决土地问题又使国民党恐惧，而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又意味着分裂，在此矛盾的情况下，制定一种正确的政策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种矛盾情况下，应服从统一战线，土地革命能搞到什么程度就搞到什么程度。
斯大林于十一月三十日在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重要演说，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因而“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147]；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应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农民问题已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应立刻满足农民最切身的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148]；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性是十分严重的。这个演说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大的援助。
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演说，通过了罗易起草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发展为土地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唯一的阶级；帝国主义在准备直接武装干涉的同时，更多的采用挑起内战或分化革命阵营的办法破坏中国革命，因而应加强联合战线；那种认为共产党必须脱离国民党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同时要反对国民党右派和戴季陶思想；中国革命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已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将向着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但这要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力量，为此，必须把工人组织起来。[149]这些基本上正确的策略，表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和帮助。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一直是重视国民党的，加上远在莫斯科，对中国迅速多变的复杂形势，缺乏深刻的及时的了解，尤其是对一九二六年底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没有掌握，因此，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1）对中国当时的形势估计不够准确。北伐前，对战争持悲观消极态度，没有制定出积极的政策。北伐取得重大胜利后，又盲目乐观，认为中国革命胜利指日可待，所以提出了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认为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即可实现非资本主义前途，说：“它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150]这样，在实际上既抬高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又使人抓不住政治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因为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而提出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对中国革命有深远的意义，但当时形势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则是如何对付蒋介石叛变的问题。所以，对形势分析不准确，就不可能制订符合实际的正确策略。（2）没有制订出切实可行的策略路线，突出表现在土地问题上。一方面提出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这也是应该的。问题是没有提出如何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实际措施和政策。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没有认识到这两者之间深刻而尖锐的矛盾。因而竟提出“利用政权机关没收土地，减少捐税并给农会以实权”[151]，让掌握国民政府实权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给农民以实权，这在客观上是根本行不通的。（3）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问题。斯大林在七次全会上虽然提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152]。这个论述对中国以后的革命有着深刻的影响，可是，斯大林在这里所说的革命武装指的是国民党的武装，而“武装的反革命”指的是北洋军阀。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则仅限于注意研究军事和做一些军队的政治工作而已。这种认识是与七次全会没有真正解决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全会既然肯定了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认为只要在国民党内组成左派就行了，共产党人不必在国民党内“谋取领导地位”[153]。当然就不必领导武装斗争了。此外，共产国际此时还认为蒋介石是中派的代表，模糊了蒋介石右派的真面目，丧失了对他的反共阴谋的警惕性。
有着上述许多不足之处的共产国际七次全会，不但无法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对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有着某种消极的影响。在武汉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发生的投降主义错误，就与这次全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当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于一九二七年春传到中国后，中共中央的负责人认识是不一致的。陈独秀、彭述之等认为国际的决议与中共中央的政策总的说出入不大，而瞿秋白等认为中共中央的实际行动与共产国际决议是根本不同的。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解释》指出：“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解释》认为，这种错误思想导致的结果是：“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解释》说，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以把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一气呵成。这就要求由现在的武汉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解释》接着说，当然共产国际也不是说武汉政府时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了，而是在武汉政府的政权之下，发展国民革命，以达到革命的民主独裁制，将国民革命发展到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以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划分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是不行的。“革命是活的，不象演剧和做影戏，必须演完这一幕才能开演那一幕。”中共中央最后要求全党立即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154]由于《解释》反映了党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加上七次扩大会议决议中的某些缺陷，所以在执行上述文件的过程中，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指导革命工作继续前进，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共产国际为了贯彻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派罗易为驻中国代表。罗易于一九二六年底率领共产国际代表团启程来华，于一九二七年二月间到达广州。在广州，面对李济深等压制工农的行径，罗易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有效的制止办法。他离开广州几个星期后，李济深等就叛变了革命。四月二日，罗易到达武汉。他的来华使命是执行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而这个决议在许多方面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是行不通的，所以，罗易在中国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可以说，罗易赴华使命的失败是悲剧性的，是必然性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属下的一个组织，有义务执行七次全会的决定，无权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所以，罗易代表共产国际在武汉几个月的紧张活动，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武汉国民政府各方面的动向，均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
【注释】
[1]《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5页。
[2]《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
[3]《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4]《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
[5]《中国国民党宣言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
[6]《中国国民党宣言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
[7]《中国国民党宣言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
[8]《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5页。
[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83页。
[10]《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6号。
[11]参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
[12]参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8页。
[14]《黄埔潮》第7期，1925年10月31日。
[15]王柏龄：《创办黄埔之回忆》，载《黄埔季刊》第1卷，第3期。
[16]《广州农讲所学员的作用》，见《新琼崖评论》第14期；《犁头周报》第19、20期合刊；《中国青年》第99期；《中国国民党广西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日报》等。
[17]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
[18]《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19]〔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20]参见《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404页。
[21]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印行，第624页。
[22]蔡元培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商务印书馆，第99页。
[23]《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纪略》，载《政治周报》第9期。
[24]参见邹鲁《西山会议》。
[25]参见《清党实录》。
[26]《吴玉章自传》，存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27]《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31页。
[28]参见杨幼炯《中国政党史》。
[29]《吴玉章自传》，存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30]《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31]见〔日〕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史》第1卷。
[3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
[3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页。
[34]李之龙：《汪主席被迫离职之原因经过与影响》。
[35]见《苏联大百科全书》1949年中文版，“中国近代史”部分。
[36]《沈雁冰的回忆》1969年5月15日。
[37]《向导》第148期。
[38]参见《革命文献》第9辑。
[39]《过去三十五年的中国国民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40]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5册，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第63页。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42]邓颖超：《在参观两广区委旧址时讲话》1971年8月11日。
[4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4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45]《中国农民》1926年第10期，第40页。
[46]《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47]张发奎编著：《第四军纪实》。
[48]转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页。
[49]广西虽然统一于国民政府管辖下，但仍有其一定的独立性。表现在军事上就有军队编制的不同。广东境内的六个军，基本上采用苏联红军的军制，而广西的第七军则仍沿用民国成立后陆军部所颁发的编制：三班一排，三排一连，四连一营，三营一团，二团一旅，旅以上不设师。
[50]参见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成文出版社发行的《北伐战史》，第342页。
[5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5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23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
[53]参见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上），《东方杂志》1928年第15号。
[54]参见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成文出版社发行的《北伐战史》，第412页。
[55]参阅《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
[56]〔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2页。
[57]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25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58]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6册，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第90页。
[59]《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81页。
[60]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61]《北伐军总司令电奖贺龙、彭汉章攻克斗湖堤》1926年10月24日。
[62]《北伐军总司令电嘉贺龙》1926年12月30日。(www.xing528.com)
[63]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275页。
[6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65]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第8～9页。
[66]参见张梓生《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上），《东方杂志》1928年第15号。
[67]〔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侯均初等译，李玉贞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
[68]参见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成文出版社发行的《北伐战史》，第555页。
[69]自周荫人督闽，苛政病民，人民迫于生活，铤而走险，啸聚各地者，成千上万，抗周荫人以自卫，称为民军。
[70]周恩来：《冯玉祥遇难一周年纪念日致悼词》1949年9月1日。
[71]刘骥：《南行使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384页。
[72]《冯玉祥日记》卷7，民国史料编辑社1930年7月，第9页。
[73]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5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74]《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68页。
[75]《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第10期。
[76]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5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77]冯玉祥：《我的生活》第35章，上海教育书店印行。
[78]《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开幕典礼及第一次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5日。
[79]《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6日。
[8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页。
[81]参见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19～20页。
[82]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7册，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第22页。
[83]同上书，第55页。
[8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85]《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6日。
[86]《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6日。
[87]参见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21～22页。
[88]国民党广州十月联席会议，原定十月一日举行，后延期十月十日，实际上会议于十月十五日才正式开幕。中共中央对党内发出的对这次会议意见的文件，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
[89]《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6日。
[9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91]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第105页。
[92]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9册，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第59页。
[93]《国闻周报》第4卷，第18期。
[94]《中共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2月4日。
[95]《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记录》。
[9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页。
[97]国民党广州十月联席会议通过了目前行动的政纲。其中关于农民问题部分共有21条，其第一条是：“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称为“二五减租”。
[98]《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38页。
[99]徐谦：《关于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经过报告》1927年3月10日。
[100]《国闻周报》第4卷，第2期。
[101]半粟：《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上海太平洋书店印行，第509页。
[102]转引自《湖北政府公报》1926年12月27日。
[103]《国闻周报》第4卷，第2期。
[10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105]《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11月14日。
[106]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7册，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第54～55页。
[107]《湖北政府公报》第1期，1926年11月29日。
[108]《湖北政府公报》第1期，1926年11月29日。
[109]《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9日。
[110]〔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侯均初等译，李玉贞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111]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0册，民国二十六年印行，第20页。
[112]《东方杂志》第24卷第5号，第109页。
[113]《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第十次会议议事录》1927年2月8日。
[114]《东方杂志》第24卷第2号，第168页。
[11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11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11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118]同上书，第30页。
[119]同上书，第47页。
[120]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135页。
[121]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21.7—1927.7），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266页。
[12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1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12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页。
[125]《中央局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年12月5日。
[126]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127]长沙《大公报》1926年8月22日。
[12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129]参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2册。
[1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789页。
[131]《向导》第161期。
[132]《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0月1日。
[133]《中央局给鄂区的信》1926年9月27日
[13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4～345页。
[135]《中共中央通告钟字第二十二号》1926年10月3日。
[136]《中央对鄂区政治军事工作的指示》1926年10月30日。
[13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13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页。
[13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页。
[140]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
[141]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
[14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133页。
[14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14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
[14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
[146]同上书，第385页。
[147]《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2页。
[148]同上书，第331页。
[149]《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150]《红色文献》，解放社1938年版。
[15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152]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153]〔英〕珍妮·德拉格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
[154]以上引文均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