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从广州迁移至武汉

一、迁都的酝酿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革命势力已由中国的南部扩展到中部，革命的重心已转移到长江流域，国民政府迁移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迁都的酝酿过程是比较长的。以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主要在闽粤桂一带，特别是在广州地区。要想使革命势力向全国发展，就必须把革命中心北移。国民党召开“一大”时，孙中山曾表示希望国民党“二大”能在北京召开，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就在北京逝世了。在国民党的“二大”上，许多领导人也表示孙总理的遗愿应由后继者去实现，提出希望国民党的“三大”能在北京召开。这些都说明，国民党的领导人早就有把政治中心北移的愿望，只是没有具备实现的条件而已。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占两湖，进军江西，席卷长江流域，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解决新形势下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吴玉章等的积极组织和推动下，国民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国民党广州十月联席会议）。中心议题之一就是“武汉已下，国民政府有一迁移问题”^[78]。当讨论迁都问题时，出现了主张立即迁都武汉与反对迁都武汉的两种对立意见。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会外对立意见的反映。

主张立即迁都的有孙科等人，其理由是：第一，两湖已克，革命势力已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而且必然还要继续向黄河流域发展。这样，在今后不断发展的政局中，武汉无疑将成为一个主要的中心点，而中央仍留在广州，实有鞭长莫及之虞，为了“指挥上可以比较便利”^[79]，应急迁都武汉，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第二，虽然湘鄂已克，江西正在克复中，工农运动也已发展，但这些地区的人民，尤其是武汉人民仍然恐慌，汉口甚至是一日三惊，谣言四起，纷传吴佩孚的军队已反攻到孝感，不日即可占领武汉。还造谣说蒋介石在江西被孙传芳的军队打断了腿，孙军已由萍乡包围长沙，更有甚者说长沙已被孙军占领。种种离奇的谣言，每日总有数起。这些情况正说明中央必须立即迁到武汉，这样，不仅可以就近指导一切，而且可以安定人心，巩固新克复地区的政权，“所以需要把国民政府拿去压一压，有几个大人物到武汉去或者还可以做一点事，使武汉的现象转变好一点。因为国民政府还有点威信，他还可以到武汉去镇压一下”^[80]。第三，广东民众运动已有相当基础，革命根据地已相当巩固，中央北迁，没有后顾之忧，不致影响广东的进一步巩固。^[81]孙科等人主张立即迁都与蒋介石的态度密切相关。蒋介石是较早主张迁都的，九月九日，他就从武汉发出致谭延闿、张静江的“佳电”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82]九月十八日，当蒋介石由武汉赴江西途中到岳阳时，又电广州中央说：“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83]蒋介石为什么在九月间就连续致电广州主张迁都呢？这是因为蒋介石“见唐生智等部势力之强大，已非他自己所能节制，想提高党的威权，且想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一面借此以范围唐等，一面杜绝汪精卫回广州取得国民政府领袖地位”^[84]。就是说，由于唐生智作为两湖战场上的前敌总指挥，在两湖战争中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仅攻下长沙后就扩充至二十八个团，第八军一个军比广东的三个军还要多，而且第四、七军因学派关系（同属保定系），均亲近唐。蒋介石见两湖的政治军事全在唐生智手，而自己又无力统制唐，就想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武汉，以此牵制唐生智。同时也不使汪精卫回国后在广州轻而易举地取得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可谓“一箭双雕”。蒋介石的这个计谋对会议有着直接的影响。

主张暂不迁都武汉的有吴玉章等人，其理由是：第一，“现尚未届国民政府迁移之适当时期。”^[85]因为两湖初下，人心未定，各种秩序未建立起来，不适宜即行在武汉建都。另外，江西战争正在进行，胜负未分，贸然迁都，实无把握。第二，“政治之根据地，此时仍在广东，并不因军事之发展而骤变。”^[86]就是说，国民政府应有一巩固的根据地作为自己的立脚点，此时只有广东基础为好，但也并不很巩固。中央北迁后，后方情形可虑，除省港罢工的工人七万余人组织得比较好以外，农民的多数还是刚组织起来，战斗力并不强，广大农民不仅没有掌握农村政权，而且还在成批地被地主武装所屠杀，自北伐出师后，中山、广宁、花县、普宁等县发生了多次屠杀农民的惨案。发生惨案的主要原因是广东的基层政权，大多掌握在右派手中，留守广东的军队，许多也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护者。李福林的第五军不待说了，就是其他各军留在广东的部队，何尝不是如此呢？^[87]但毕竟因为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广州，他们还有所顾忌。中央迁走后，广东的右派势力更可以跳梁无忌。这等于把广东根据地拱手送给反动派，其结果是虽在武汉建立一个新基地，但却失掉广东，到头来武汉也不能巩固。同时，一个国家的首都不宜随便搬迁，更不应受前方军事将领的摆布，随着军事形势的进展而任意迁移。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便于指导前线的工作，可以在武汉设置一个高级的中央代表机关。第三，武汉地势易受敌人包围，尤其是怕敌人的经济封锁，因武汉是我国腹地，九省通衢，如敌人断绝主要交通线，就只有束手待毙了。而广州是一个海口城市，可以与外面往来，即使帝国主义封锁香港，也还有许多其他出海口，不怕敌人的封锁。

吴玉章等人不主张迁都是与中共中央的态度分不开的。中共中央在此时是反对迁都的，为此发出了一系列的文件。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88]的党内通知指出：“据我们的观察乃在蒋欲迁移中央政府，抬高党的威权（照现时党、军、政三权集中于总司令手的局面，此种办法即是所以抬高蒋之威权），以统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等。”该文件还指出：“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则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张静江曾说国民政府迁武汉后张继等均可请其加入）。”因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应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吴玉章等共产党员执行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并与国民党左派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从而能在会上取得主动。十月十六日，会议讨论《国民政府发展案》，由吴玉章主持大会，共产党人杨匏安、毛泽东、于树德、恽代英、邓颖超等以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彭泽民、徐谦等出席了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目前尚无急迁的必要，因为现在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89]。理由是：“（一）国民政府的地点，应拿他最主要的工作来决定；并指出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在巩固省的基础，什么地方最容易实现此种工作，国民政府就在什么地方。这个答案当然就在广东了。（二）国民政府在广东离张作霖较远，不会与张冲突；而到武昌则与张较近，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于国民政府是不利的。”^[90]

蒋介石得悉广州十月联席会议作出不迁都的决定后，即于二十二日又电请迁都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91]特别是在江西胜利后，他的态度很为强硬，十一月十九日再电广州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92]此时，蒋介石急要迁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想摆脱革命的中心，有利于他的篡权阴谋计划。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意以为共党势力在粤，迁之使其失所凭藉，易于取缔”^[93]。蒋介石主张迁都的如意算盘是：既可以“阻汪回国”，又可以“统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还“易于取缔”共产党，可谓“一石三鸟”。蒋介石的态度对于军事将领的影响是很大的，李济深、邓演达、张发奎、陈铭枢等亦极力主张迁都。当时，鲍罗廷对于迁都的态度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他不管中共中央的意见，认为应把国民政府迁武汉，正如中共中央批评他是“贸然主张马上迁移，还发出一篇必需迁移的大议论”^[94]。这些有影响的实权人物都主张迁都，加之江西已克复，因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遂于十一月中旬做出了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

国民党中央在原则上确定迁都的同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步骤来加以实行。为在中央北迁后，广东得以继续巩固，重新改组了广东省政府，任命陈树人、李济深、孙科、陈孚木、甘乃光、何香凝、许崇清、周佩箴、宋子文、李禄超、徐权柏等十一人为省政府委员。分设九厅，陈树人为民政厅长，宋子文为财政厅长，孙科为建设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长，徐权柏为司法厅长，李济深为军事厅长，陈孚木为农工厅长，李禄超为实业厅长，周佩箴为土地厅长。接着，国民政府为迁移问题，于十一月十六日派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及顾问鲍罗廷等为迁都调查委员去武汉调查布置。宋庆龄等一行六十余人经韶关转江西去武汉，对迁都做进一步的调查与具体部署。与此同时，邓演达与张发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由武昌乘飞机赴广州，催促中央迅速迁都。至此，迁都的酝酿已完全成熟，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做出了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95]

中共中央随着形势的变化，也改变了态度。十一月十八日，以《武汉通讯》的形式，发出了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及湖北省政府组织等问题的意见》，指出迁都是在所必行的，应做好下列的准备工作：“第一，是划分国家与地方的军政、财政；第二，是迅速成立省政府；第三，是使此省政府左倾，发布左的政纲；第四，是造成民众拥护左政纲的浓厚空气。如此可以逼蒋与唐均向左倾，可以对右派给一下马威，使他们有所顾虑。”^[96]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就国民政府迁汉后应付粤局的策略，发出《中央致粤区信》，提出十项策略，以应付广东新的变局。主要是切实与左派合作，加紧党的秘密组织，以应付形势变化等。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十、十一月份）》。报告指出，为避免国民政府迁都后之弊害，应尽力做到：汪精卫速回，大力发展左派和民众组织，弄好蒋唐之间的关系，巩固左派在广东省政府的权力。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措施，为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成立

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广州国民政府对于迁都事宜作了具体的部署。十一月二十八日宣布：自下月一日起，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停收文件，五日停止办公，政府负责工作人员分批去武汉。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分四起先后出发。一起是宋庆龄、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陈友仁、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六十余人，于十二月二日到南昌。四日，与蒋介石赴庐山开会。会议于七日开始，八日结束。讨论与决定的主要问题有：关于迁都问题，与会者均认为应早日迁都武汉，蒋介石亦表赞成；关于军事问题，决定联络张作霖，消灭孙传芳，但目前暂缓进攻，应整顿军队和巩固已占领地区；关于工农运动，决定工人运动可缓和，农民运动可积极进行，并提出了实行国民党广州十月联席会议决定的二五减租。^[97]会议上，蒋介石最感兴趣的是财政问题，他很明白，对于新改编的军队，谁能给钱，谁就能掌握这些军队，因而他提出统一财政方案，力图把财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会议后，蒋介石仍回南昌，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鲍罗廷等去武汉。他们十日到达武汉时，受到武汉人民的热烈欢迎。第二起由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及随员数百人组成，是重要的一起。十二月十一日由广州出发，到韶关转赣州，再经水路赴南昌。沿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深受人民的欢迎，并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到达南昌。第三起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等，于十二月十五日从广州动身北上，亦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南昌，成为蒋介石南昌大本营的重要人物。第四起是走水路，由广州乘轮船到上海再转武汉。吴玉章等即属于这一起。^[98]

截至十二月十日，已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汉。为了不致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权力中断，到汉的委员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党政联席会议）。当时的成立经过，徐谦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报告说：

各种重要问题，因无中央机关，皆不能办，国民政府各部虽已到达武汉，而因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未到，无指导机关，无法开始办事，且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同时于十二月五日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如武汉亦不能办事，则中央政府势将中断，不但办事困难，且恐发生危险。当时同人在此开一谈话会，于此会中，各同志均认为非有一临时办法，则政治必将停顿，故决定将此谈话会改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议前，执行最高职权，即刻通知成立，并订定组织法，以为决定应付重要问题之机关。所定出席人数未能扩大，以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及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汉口特别市党部、湖北省党部代表各一人为限，于十二月十三日成立。^[99]

联席会议的组成人员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唐生智、邓演达、詹大悲、宋子文、董必武、于树德等。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鲍罗廷仍为总顾问。联席会议于十二月十三日正式成立并发出通电阐明成立的理由。蒋介石在南昌得此通电后，亦认为必要，并向联席会议复电表示赞成。联席会议遂开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各重要机关的办公地点相继确定，中央党部暂设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党部内，国民政府先设于武昌总司令部行营，后即迁往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外交部设汉口法租界前交涉署内，交通部设京汉铁路南局，财政部设汉口军警督察处，司法部设武昌三道街原江汉道尹公署内。^[100]

经过紧张的筹备，联席会议宣布从一九二七年元旦起，正式开始在汉办公，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又组织委员会（指管理京兆区委员会——笔者注），以财政、外交、交通诸部长，武昌、汉口市长及防军司令等九人为委员统治京兆区。”^[101]武汉政府一开始办公，就显示了它的进步性。它发布的第一号布告明确宣告：“保障人民资产之安全，非依法律不得查封及没收，至逆产问题须由财政部彻查……无论何机关除财政部外不得执行查封。自此布告之后，商民人等务各安心营业，特此布告。”^[102]联席会议成立后在短时间内召开了七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决议案并积极组织实施。如整理湖北财政；筹备全国邮务工人代表大会；在汉口设一大规模之人民俱乐部；隆重追悼被北洋军阀残害的同志；抗议英国向奉鲁军阀贷款五百万镑的侵略罪行；责令军队退出占用学校的校舍；推定孙夫人为妇女训练班主任；设最高法院于武昌，广东大理院改为最高法院广东分院等等。对于国民政府在武汉开始办公以及实行的各项有利于人民的政策，武汉人民表示欢迎和拥护。武汉三镇人民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起连续三天进行各种庆祝活动，举行阅兵式、提灯会、演讲会等，热烈祝贺国民政府在武汉开始办公。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也发表评论赞扬武汉政府：“赣战既定，党政府迁鄂之议立决。年前中央委员纷纷北上，实行在武汉组织政府，谋政治上之建设，以巩固其地位。军政与外交统筹兼顾。无论其主义之是非如何，要此种果敢之精神，终觉不令中外人士为之钦敬。”^[103]

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已由广州迁到武汉，历史进入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即“第一个武汉时期”^[104]。

三、武汉政府初期的辖区(www.xing528.com)

武汉政府初期是指从党政联席会议成立到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此时，武汉政府共辖有以下十一个省份。

（1）广东省。原本是革命政府最早控制的省份。国民政府北迁时，虽采取了一些巩固广东根据地的措施，但是，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领导的总司令部仍然留在广州，所以掌握了广东省的实权。李济深虽与蒋介石有矛盾，可两人此时在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听命于蒋介石，对武汉政府则多是应付。广东后方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多交给南昌的蒋介石支配。同时，李济深也极力把广东变为自己的地盘。这样，广东省虽然是武汉政府所辖的一个重要省份，实际上一开始就对武汉政府有了离心力，不愿听从党政联席会议的指挥，武汉政府对广东的管辖权是有限的。

（2）湖南省。长沙攻克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七日唐生智进驻长沙，宣布实行党治，以国民党省党部主持一切。通令废除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消“省宪法”，解散省议会，结束了赵恒惕的伪自治局面。七月三十日，湖南省政府成立。唐生智为主席兼军事厅长，冯天柱、刘岳峙、周鳌山、邓寿筌分别代理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的厅长。虽然省政府领导成员中没有共产党员，但因省党部内有共产党员，唐生智又强调“厉行党治”，此时唐又“不重视国民党而欲直接与我们来往”^[105]，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好，所以，湖南的形势是好的。省政府对工农群众运动是支持的，而且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支持武汉政府。对于贯彻执行武汉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指示，态度也是坚决的。因而湖南成为武汉政府的有力支柱和巩固的后方。

（3）湖北省。由于湖北武汉已成为革命新的中心，后又是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所以国民政府对这个省负责工作人员的任命是重视的。九月十六日，汉阳、汉口被北伐军攻克，武昌还处围城之时，蒋介石即以总司令名义筹设湖北临时政治会议。十八日蒋电广州张静江、谭延闿，提出：“湖北军事交孟潇负责办理。民政以邓演达为政务委员会主席。财政以陈公博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另设湖北临时政务会议，由中兼任主席，入赣期间，派孟潇代理之，凡民、财、军、政，皆由政务会议通过。该会直属于中央党部。”^[106]接着，又于九月二十五日再电广州张、谭，告其已派定唐生智、李宗仁等为湖北政治分会委员，并由唐生智代理主席。为了削弱唐的力量，蒋又特任钮永建为湖北政治分会秘书长。上述的一系列任命，都是蒋介石为了与唐生智争领湖北而发出的，而且大多是由他个人擅自作出决定的。这种个人专断的做法，不仅遭到唐生智的抵制，也激起国民党内许多人的愤慨。为限制蒋介石利用手中的权力，随意任命省级工作人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批准了《湖北临时政治会议条例》。^[107]第一条规定：“湖北临时政治会议由中央党部政治会议主席命令组织之。”第二条规定该会的职权是：“决定湖北省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全省军事政治财政各机关须承受本会决议处理一切军事政治财政。”湖北临时政治会议由唐生智、邓演达等组成，唐生智为主席，主持全省工作。在政府工作方面，成立了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其职权是：“在湖北省政府未正式成立以前，所有湖北省政务由湖北政务委员会处理之。”^[108]并决定由邓演达、刘佐龙、蒋作宾、刘文岛、王乐平、詹大悲、何成濬、夏斗寅、陈公博、李汉俊、张国恩、邓希禹、潘康时、胡宗铎、田桐十五人为委员组成之。由邓演达为主任，麦朝枢为秘书长。并任命郭沫若为教育科长，刘赓藻为民政科长，詹大悲为建设科长。九月二十三日，邓演达在汉就职，发出通电表示：“当遵总理遗教以求主义之贯彻，于最短期间将民众痛苦解除，使党的主张得以渐次实现。”在邓演达的主持下，政务委员会进行了大量有益于湖北人民的工作，为武汉政府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随着革命政权的不断巩固，由省政务委员会过渡到正式省政府的条件逐步成熟。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湖北省党部共同研究提出湖北省政府委员名单：徐谦、孙科、刘佐龙、蒋作宾、孔庚、宋子文、张国恩、邓演达、刘骥、李汉俊、邓希禹。由孔庚任湖北省政府筹备委员会主席兼建设厅长，张国恩为民政厅长，邓演达为军事厅长，李汉俊为教育厅长，蒋作宾为农工厅长，徐谦为司法厅长，宋子文为财政厅长，并决定湖北省政府于二月一日正式成立。^[109]但因为上述名单未能为各方面所接受，这个决定未能如期实行。国民党中央考虑各方意见后，又指定谭延闿、邓演达、吴玉章三人再审查此一名单和确定湖北省政府成立日期。此事一直到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获得解决。

（4）江西省。这个省在武汉政府辖区内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蒋介石失去在两湖的有利地位，故对江西地盘抓得很紧。还在江西战事受挫时，蒋就于九月二十一日电宋子文称：“江西财政，于政府未正式成立以前，照湖北例，暂设财政委员会，由各军荐委员一人，省党部三人组织之。并已委定俞飞鹏为该会主任。”俞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是蒋的亲信，这样做，首先就把江西的财权抓到了手中，“从省内榨取了实际的贵重货币，主要是银元”^[110]。南昌攻克后，蒋介石又以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名义组织江西临时政治会议，委任朱培德为代理主席，白崇禧、程潜、李宗仁、鲁涤平、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熊式辉、张国焘、李仲公、张定璠等为委员，临时政治会议统一管理江西全省党政军财各方面的工作。接着，作为江西省政府前身的江西政务委员会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成立。主席陈公博，未到职前，由姜济寰代理。政务委员为李烈钧、王镇寰、周利生、程天放、周雍能等。他们大多是亲蒋的。姜济寰因为与蒋介石关系不深，不久就被排斥，由李烈钧任政务委员会主席。所以，武汉政府初期的江西，实权操在蒋介石手中，表面上归武汉政府管辖，实际上很少执行它的指示和命令，蒋介石离开南昌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5）福建省。当何应钦进军福州时，蒋介石就物色福建省政府的负责人员。十一月十六日，蒋电武昌的邓演达委任江董琴为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按照规章制度，福建省的政府工作应由政治部主任接管。因而，当北伐军十二月上旬进入福州时，蒋介石就于十二月九日电令何应钦速进军浙江，而福建暂交“张干之主持，民、财政交江董琴与周佩箴办理”^[111]。何应钦入福州后，于十二月十八日令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发表公告：福建省政府未成立前，先设政务、财政两委员会，并委任张贞等八人为政务委员，何玉书等九人为财政委员。但海军系统与闽籍军人却因委员名额的分配问题，表示反对此公告，尤其是攻击江董琴。后经各方面协商，政务委员增为十一人：戴任、张贞、宋渊源、王孝缜、江新、黄炳武、丁超五、卢兴邦、陈乃元等。财政委员减为八人：何玉书、张仕仁、陈亮、许卓然、吕渭生、孙祥夫、杨慕震等。两会成立后，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裁减冗员，前政界人员大多数被淘汰，只留六十余人为办事人员。接着，国民党中央又组织了福建临时政治会议，作为福建的最高政治军事财政领导机关。任命何应钦、戴任、江董琴、何玉书、陈季良、方声涛、黄展云、丁超五、王允恭等为委员，何应钦为代理主席，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正式成立。^[112]福建省也和广东一样。名义上归武汉政府管辖，实际上为蒋介石的嫡系人物何应钦所掌握，因而福建的革命力量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6）广西省。国民政府在广州时，已辖有该省并任命了主要负责人。国民政府迁汉后，为健全省政府组织，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提出广西省政府委员的详细名单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栗威、朱朝森、雷沛鸿、黄苏、伍廷飏、俞作柏九人，报国民政府批准发布任命的命令。^[113]因为李宗仁等把广西作为其地盘，不准他人插手。所以，武汉政府对广西的管辖权也是有限的。

（7）贵州省。原来贵州地方军阀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等，因见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又与吴佩孚有尖锐的矛盾，就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归顺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分别任命他们为左翼军总指挥及军长等职务。武汉政府时期，虽未任命正式的行政官员，但因袁祖铭等一方面仍掌握贵州的实权，同时又表示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所以，贵州也是武汉政府管辖的一个省份。这对于牵制云南军阀从左侧背袭击两广，起了一定的作用。

（8）四川省。在北伐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影响下，在朱德、刘伯承、杨闇公、吴玉章、陈毅等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四川地方军事将领纷纷表示脱离北洋军阀，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国民政府先后任命他们各种职务，主持四川的军政事务。这对于减少北伐军的阻力，迅速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电委刘湘（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兼二十二军军长）、刘文辉（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成勋为川康绥抚委员，并指定刘湘为主席，^[114]作为过渡性的权力机关，负责四川和西康地区的各项军政事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国民政府批准四川省临时省政府在重庆成立，赖心辉为主席。一月二十四日，邓锡侯、田颂尧也接受了武汉政府委任的军长职务。至此，四川的主要军政首领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各种任命，四川遂成为武汉政府所辖的一个省份。虽然有的人在骨子里是反对革命的，但当时还不敢公开对抗武汉政府的各项政纲，而且在革命势力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还作出一些革命的姿态，如封闭反动报馆，取缔反动教育，解散反动团体“武士会”“军人青年团”“国家主义研究会”等。

（9）绥远省。自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绥远率全体国民军正式加入国民党后，该军和绥远省即为国民政府领导，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省了。由于冯玉祥很快率国民军出征，加上该省国民党工作基础薄弱，虽然绥远为武汉政府管辖，但各项政策却没能很好地在该省贯彻实行。

（10）甘肃省。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甘肃后，原驻甘肃的国民联军领导人刘郁芬于一九二六年底宣布与北京反动政府脱离关系，本人也于一九二七年元旦参加国民党，表示接受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武汉政府随即委他负责甘肃省的各项工作，甘肃遂为武汉政府所管辖。

（11）陕西省。冯玉祥率国民军解西安之围后，就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委于右任为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在总司令部下设参谋长、秘书长、副官长、政治部、政治保卫部、民政厅、教育厅、司法厅、建设厅等机构。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党组织的一些负责人和许多优秀党员，参加了这些机构，担任重要的职务。如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杨明轩任教育厅长等。在他们的积极工作下，党的干部成为这个政权的领导核心和重要方针政策的决策者。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形式上虽然是军事性的组织，实际上却是省一级的国共合作的政府组织。所以，总司令部成立后，陕西人民即团结在它的周围，向反动派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工农运动和其他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使地处西北的陕西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成为武汉政府辖区内一个重要的省份，对于武汉政府第二期北伐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陕西省能够成为大革命时期革命高涨的一个省份，是与冯玉祥和于右任及邓宝珊等进步人士的努力分不开的。尤其是于右任对于陕西的省政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中共中央也给予好的评价，指出：“国民二军中我们同志甚多，于右任在政治上又很能受我们影响，陕西的学生运动我们的基础也很好，所以未来陕西工作的发展是很有望的”^[115]，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十、十一月份）》总结的：“现归国民政府的已有十个省区，即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福建、绥远、甘肃。将归国民政府的有浙江、云南、陕西三省。退一步言，国民政府亦有得安徽南部及上海之可能，是国民政府之势力已得了全中国之大半。反赤势力所统治的地方（把苏、皖加入在内）也不过十一省区。这种进步的军事力量之可惊的发展，在中国的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的意义。”^[116]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武汉政府建立初期，就管辖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十一个省份，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武汉政府所辖各省，情况各不相同，对有的省并不能作有效的控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基础是很不牢固的。这是武汉政府致命弱点之一。几个月之后，大多数省份相继脱离武汉政府，促使它很快解体，不能不是一个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