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广的统一、国民政府的建立与初步巩固，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国民党“二大”继承孙中山的遗愿，做出了进行北伐的原则决定。会后，积极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北伐攻击的直接目标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集中代表，最早的总头目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到一九二六年时，全国最大的军阀分为三支：一是直系吴佩孚，拥兵二十余万，据有湘、鄂、豫等省，控制京汉铁路沿线；二是奉系张作霖，拥兵三十五万，占据东北各省和北京市、天津市及津浦铁路北段；三是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系的孙传芳，约有兵力二十余万，占据苏、浙、皖、赣、闽五省。这些军阀在各自的辖区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野蛮的压迫，互相之间连年混战。以河南省为例，每年的军费开支达一千九百六十九万二千元，可是全省一年收入不过两千万元，仅够支付军费而已。[45]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在北洋军阀政府门前，反动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死四十余人，李大钊等一百余人受伤，造成“三一八”惨案。鲁迅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46]这又一次深深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必须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去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对北洋军阀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北洋军阀各派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到一九二六年上半年时，就暂时停止了彼此间你死我活的混战而暂时联合起来向革命力量进攻。在北方，直奉勾结起来以围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方，由吴佩孚出兵湖南，联合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袁祖铭，从南、北、西三面包围两广。孙传芳则在江西布置邓如琢部两万余人、福建布置周荫人部三万余人伺机从东面偷袭广东。五月一日，吴佩孚派出的援湘军协同叶开鑫攻打倾向革命的唐生智，唐军失利退出长沙，后又退到衡阳。当时的情况是：如果唐生智一败再败，湖南为吴佩孚复得，北洋军阀各派就会很快进攻广东，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广州国民政府的出路只有迅速北伐了，北伐战争从而由准备阶段进入了实行阶段。
五月下旬，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奉命进入湖南，援助拥护国民政府而被直系军阀追击的唐生智。叶挺独立团是由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亲自领导建立起来的，是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它名义上属于第四军，实际上干部的任免和人员的补充，都由共产党决定。独立团出发前，周恩来召集全团连以上党员干部开会，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北伐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意义，告诫大家要注意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他特别强调独立团是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同任何别的军队有原则的区别，因而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起先锋模范作用。最后，他用“饮马长江”的古语鼓励干部，并满怀信心地说：“武汉见面。”独立团进入湖南后，首战告捷，与李宗仁第七军的钟祖培旅一起，协同唐生智的部队，取得了衡山、金兰寺、渌田、龙家湾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吴佩孚打垮唐生智、重新占领湖南的阴谋，稳定了湖南的战局，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47]
北伐战争的初战胜利，更加坚定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北伐决心。六月四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北伐的决议。七月四日至六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专为讨论一切关于出师的事宜”举行临时会议。决定以国民党名义发表《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推邵力子、谭延闿、蒋介石、顾孟余、陈公博、张静江等人起草，经过讨论、修改，于七月六日通过发表。会议还决定“出师典礼不必单独举行，即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典礼时，以党名义举行一授旗式，表示党员之慎重托付与使全体国民革命军深知此次出师所负责任之重大”[48]。就是把总司令就职典礼和北伐誓师大会合在一起举行。这个大会于七月九日在广州东校场隆重举行，党政军负责人和人民群众五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授印，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授旗；并举行了阅兵式，由李济深任总指挥，张治中任司礼。大会发表了宣言、通电、告将士书、告士兵书、告广东人民书、告海外侨胞书等，宣告了北伐战争的正式开始。
北伐出师时，国民革命军共有八个军约十万余人，总司令蒋介石，总参谋长李济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下辖五个师，一师师长王柏龄，二师师长刘峙，三师师长谭曙时，十四师师长冯轶裴、二十师师长钱大钧。第二军军长谭延闿，下辖四个师，四师师长张辉瓒，五师师长谭道源，六师师长戴岳，教导师师长陈嘉佑。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下辖三个师，七师师长王均，八师师长朱世贵，九师师长由朱培德兼任。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下辖四个师，十师师长陈铭枢，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另辖一个独立团，团长叶挺。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下辖两个师，十五师师长李群，十六师师长练炳章。第六军军长程潜，下辖三个师，第十七师师长邓彦善，十八师师长胡谦，十九师师长杨源浚。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下辖九个旅，夏威、李明瑞、伍廷飏、黄旭初、刘日福、韦云淞、胡宗铎、钟祖培、吕焕炎分别担任一至九旅的旅长。[49]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下辖五个师，教导师师长周斓，二师师长何键，三师师长李品仙，四师师长刘兴，五师师长叶琪。
根据敌众我寡和敌人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北伐军采纳了苏联顾问的意见，即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把主要兵力用在湖南、湖北战场上，消灭对广东威胁最大的当面之敌吴佩孚部队；对华东的孙传芳暂取联络和使其“中立”的策略；对于北方的张作霖则暂取不理的态度。按照此方针，以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约五万余人担任两湖战场的正面进攻。为防备孙传芳从侧面攻击广东后方和我军正面的部队，则以第一军（缺第二师）集中于广东潮州、汕头地区，监视闽南之敌；以第二、第三、第六军部署在湘赣边，警戒江西之敌。第七军留八个团驻守广西，以防滇黔地方军阀从后面攻击。总参谋长李济深留守广州，指挥第五军和第四军的第十一师、第十三师等部队，拱卫广东革命根据地。各军遂按此部署积极行动起来。
二、湖南、湖北战场的胜利
两湖是北伐开始时的主要战场。继叶挺独立团之后，第四军的第十师、第十二师也于六月十七日进入湖南，这是北伐军中战斗力较强的一支部队，拥有一批能征善战的指挥员，如陈铭枢、张发奎、叶挺、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与此同时，李宗仁的第七军也进入湖南，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也比较强。为了统一两湖战场上的作战指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特任命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50]
湖南战场的首要任务是攻占长沙。此时，吴佩孚正集中力量在北方围攻冯玉祥的部队，企图消灭国民军，以泄反戈之恨。同时，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北伐军兵微将寡，不值得重视，由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部对付就够了。及至北伐军稳定湘南战局时，吴佩孚才任命李倬章为援湘军总司令，但李倬章却按兵不动，迟迟不协同叶开鑫部作战。这样，敌军内部就各怀鬼胎，利害不一，互相疑惧而不能协同动作。北伐军趁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未部署就绪之际，出其不意，先发制人，迅即发起了规复长沙的战役。由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任右路军指挥，唐生智兼中路军指挥，何键任左路军指挥，于七月五日发起了进攻。左路军强渡涟水时，适逢山洪暴发，河水陡涨，渡船均被敌掳去，敌军在对岸凭险据守，顽强抵抗，猛烈射击。我左路军官兵英勇苦战，打退敌军，取得涟水战斗的胜利，向长沙逼近。中路军越过涟水攻占湘潭后，右路军经过泗汾战斗攻占醴陵后，均向长沙进击。在北伐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下，长沙守敌纷纷逃窜，北伐军遂于七月十一日占领了长沙。
八月十二日，蒋介石到长沙召开各军长会议，讨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由于唐生智在攻取长沙的过程中获得敌人的许多武器弹药，大大扩充了他的实力，“等到蒋到湘时，唐的力量已超过各派之上，蒋对之遂感自己之危险”[51]。从这种变化了的新情况出发，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对鄂暂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采取攻势的作战方针。蒋介石为什么突然改变原来决定的先取两湖，再攻江西的作战计划呢？这是因为他要“暗防唐生智的反侧。恐他得志于武汉之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今番如对武汉取守势，全师东移，则吴佩孚主力南下，和他作消耗战的，将为唐氏。待其两败俱伤，我主力肃清江西后，再北取武汉，便无虞唐生智的割据称王了”[52]。这说明北伐战争刚取得一点胜利，国民党将领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就尖锐起来了。由于与会的多数人员和苏联军事顾问的抵制，否定了蒋介石的意见，决定下一步北伐作战计划是先取武汉，对江西仍取防御姿态，并规定八月十九日在两湖战场上实行总攻击。具体部署是：以新近归附的黔军袁祖铭部为左翼军，下辖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出常德、澧县，攻荆沙以掩护中央军的左侧；以第四、七、八各军为中央军，唐生智为总指挥，循武长路直捣武汉；以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六军为中央军的总预备队，控制于中央军之后；以第二、三两军为右翼军，朱培德为总指挥，集结于攸、醴一线以监视赣敌。主要战场仍在中央军的武长路上。中央军分为两路纵队，唐生智指挥第八军为左纵队，自兼指挥官；李宗仁指挥第四、七两个军为右纵队。经过艰苦的汨罗江会战，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阳。北伐军在湖南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即进入湖北。[53]
湖北战场的战斗，从八月下旬起至攻克武昌，历时一个半月，最激烈的战斗是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的围城之战。
汀泗桥为鄂南门户，粤汉路上的天险，东面高山矗立，南、西、北三面环水，只有西南端铁路通行，易守难攻，是个战略要地。吴佩孚布置了大量兵力死守汀泗桥，等待孙传芳的援军，企图夹击北伐军，扭转其劣势。北伐军如不迅速攻下汀泗桥，待吴军精锐南下和孙军西进，就有腹背受敌之虞。对双方来说，汀泗桥之战，实为关键性的一战。八月二十六日，第四军开始攻击，付出很大代价也未能攻下。二十七日，作为预备队的叶挺独立团被调上去加强攻击力量，独立团出其不意，在农民带领下，抄敌后路，与其他各军密切合作，始突破敌坚固阵地。敌军全线崩溃，被迫败守贺胜桥。叶挺独立团乘胜追击，率先攻占了咸宁。[54]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吴佩孚大为惊慌，为保持其在长江中游的统治，迅即亲率陈德麟、刘玉春两部兼程南下，于八月二十五日晚到达汉口，以图挽回颓势。当汀泗桥被北伐军占后，吴佩孚遂决定死守贺胜桥，以待其主力到达后与北伐军决战。但北伐军抓紧战机，不给敌以喘息时间，迅速分三路向贺胜桥猛攻。八月三十日总攻开始，双方展开肉搏战，战斗极其激烈。当北伐军突破敌军阵地时，吴佩孚亲率大刀队督战，命令凡退却者格杀不赦，并手刃退却的旅、团长十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以示有进无退。但北伐军士气极为旺盛，官兵竟以敌人炮声所在地为目标，群向枪炮声最密集处冲击。敌兵因大刀队阻止而后退无路，被迫向大刀队作反冲锋，数万敌兵顿时乱作一团，夺路逃生而去，革命军攻占了贺胜桥。
吴佩孚逃回汉口查家墩司令部后，任命湖北督理兼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总司令；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守备总司令；第十四师师长高汝桐为汉夏守备总司令。命他们收拾残兵败将，固守武汉待援兵南下。当敌军正作以上部署时，北伐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三十一日已到达武昌城外。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等在武昌余家湾车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四军并配属第一军之第二师及第七军之第二路，担任对武昌城之主攻任务；以第八军之二、三、四师和刚归附来的鄂军第一师担任对汉阳、汉口之主攻任务；以第七军之第一路在鄂城一带，割断敌之长江交通，掩护攻城部队的右侧安全。[55]九月三日，攻武昌城的部队强登城垣，敌炮火极烈，牺牲很大，被迫撤出战斗。这次攻城未克的主要原因是唐生智为与蒋介石争夺武汉而贻误了战机。本来第四军攻克贺胜桥后乘胜追击，已于八月三十一日到达武昌城下，敌人混乱到“深信武昌无疑会陷落，甚至夜间把部队撤到了城外”[56]，如一鼓作气就可攻克武昌。然而唐生智认为第四军是蒋介石的部队，要等第八军全部到达武汉附近时再攻城。敌军正好利用此时间加强了武昌城防工事。这再次暴露了北伐军将领们，为争夺地盘而不惜贻误战机。
九月三日晚，蒋介石、白崇禧、加仑等一行抵武昌余家湾车站，翌日召开攻城会议。蒋介石未分析情况就命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乘敌人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57]对于蒋的不顾现实，遇事蛮干的做法，与会将领皆面面相觑，未发一言。明知硬攻不下，但也只得应付。这次攻城总司令为李宗仁，陈可钰为副司令。九月五日晨三时攻城开始。叶挺独立团之奋勇队潜至城脚，架梯数具，兵士十余人相继登梯，但敌手榴弹密如雨下，登梯官兵全部牺牲。第一营伤亡过半，其他攻城部队也死伤严重，但仍无入城之望。蒋介石才不得不叫李宗仁下令停止攻城。这次攻城未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之一则是刘峙谎报军情。当叶挺独立团奋勇登城时，陈可钰打电话给叶挺说，刘峙的第二师已进城了，叫叶挺率全团快攻入城。叶挺率第二、三营向大东门攻击到城垣时，却隐约看到守城的仍是敌军。正在此时，叶挺接到第一营营长曹渊（共产党员）的报告说：“职全营现已牺牲殆尽，仅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报告上署名的渊字最后一竖画得很长，是因为最后写到渊字时，头部中弹，光荣牺牲。叶挺判断刘峙进城是假的，即将实情报告陈可钰，才把独立团撤下来。刘峙谎报军情的原因是：自北伐出师以来，第二师都在后面，没有打过硬仗，且纪律很坏。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第一、二师从广东出发到湖南，一路经过的地方，随便占住民房，无论男女学校，都要强迫人家搬出，让给我们军队住。……第一军官兵吸鸦片烟的事，这真是我们第一军无上的耻辱。”[58]但当贺胜桥攻占后，蒋介石认为吴佩孚主力已被消灭，武昌唾手可得，就赶紧把第二师调到前线，计划在占领武汉后，要刘峙任武汉卫戍司令，以争夺武汉地盘。所以，当刘峙听到独立团攻城地区枪声异常激烈时，以为叶挺已攻入城了，便假造他们在鸡叫前已进城的谎言，捞取先入城的头功，作为刘峙当武汉卫戍司令的资本。[59]这就不能不严重影响战斗的胜利，造成攻城的失利。
担任进攻汉阳、汉口的第八军于九月五日开始攻击。由于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阵前起义，北伐军于六日克汉阳，七日克汉口，十日克孝感，十六日攻占武胜关。至此，鄂中和鄂北境内的吴军已基本肃清，只剩下武昌孤城了。
根据上述情况，北伐军对武昌采取的战略是封锁围困。具体部署为：陆上封锁由攻城部队担任，在各城门通至城外的要道，设置障碍物，构筑工事，包围整个城垣。水上封锁由第八军与第十五军担任，派出轮船游弋江面，严禁所有船舶与武昌交通。通讯封锁，由飞机炸毁武昌城内的无线电台，切断武昌与外界的电线。空中由航空队轮番轰炸敌军司令部及炮台，散发《劝告敌军投降》等传单，瓦解敌军心。炮兵从洪山制高点向城内发炮。工兵挖坑道，炸毁城墙。在城内，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的工作人员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北伐军胜利的消息，积极策动守城军警投诚或起义。敌军在北伐军从天上到地下，从水上到陆上的严密封锁下，被围困四十天，已弹尽粮绝，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十月八日，城内守军河南第三师吴俊卿与北伐军接洽成熟，约定十月十日里应外合攻取武昌。是日城破，刘玉春以下官兵万余人被俘。至此，武汉全为北伐军占领。[60](www.xing528.com)
左翼军以贺龙的第一师为主力，在鄂西连战皆捷，多次得到北伐军总司令部的通电嘉奖。贺龙等部在黄金口、斗湖堤一带与敌卢金山、于学忠、王都庆等部激战，旅长贺敦武英勇牺牲，付出很大的代价才攻克了斗湖堤。北伐军总司令部嘉奖电称：“贺师攻克斗湖堤，此次贵军协力作战，捷音迅奏，极深嘉慰，尚望继续努力，底定全鄂，肃清中原，以竟全功。各将士长途遄征，劳苦可想，希代致问。”[61]接着，贺龙又率第一师担任了对宜昌的主攻任务，在友军配合下，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攻克了鄂西重镇宜昌市。再次得到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电嘉：“宜沙底定，上游肃清，言念贤劳，至为欣慰，惟残敌四窜，尚望协同友军，极力绥靖，藉解倒悬，以竟肤功。”[62]充分说明贺龙领导的第一师在攻克鄂西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至此，两湖战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三、江西、福建战场的胜利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使孙传芳十分惊恐，很快就撕下“保境安民”的假面具，集中其主力十四万于江西，企图从侧翼向两湖进攻。这样，北伐战争的重心就转移到了江西。这个战场的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旬至九月二十五日。北伐军的第二、三、六、十四军及第一军的第一师等部，自西面和南面向南昌方向进攻，连克赣州、萍乡、宜春、修水、铜鼓、高安等地后，直逼南昌。由于敌军兵力分散后，南昌空虚，只有邓如琢的一个骑兵团，守敌只有六百余人，几乎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九月十九日，在工人和学生的支援下，第六军攻占了南昌。孙传芳急令邓如琢于四十八小时内收复南昌。邓如琢调一万五千余人向南昌反攻。由于第一军第一师排斥共产党员，部队已开始腐化，丧失战斗力，在敌军反攻下遭到惨败。尤其是师长王柏龄，性好渔色，占领南昌之后，得意忘形，以为天下事大定矣，潜入妓寮寻欢。孰知敌军骤至，该师因军中无主，于牛行车站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仓皇乱窜，几乎全部覆没。第六军被迫于二十二日撤离南昌时，又被敌军重重包围于南郊，孤军作战，十分险恶，虽经苦战而突围，但全军已溃不成军。[63]这次失败对蒋介石又是一次打击。因他的嫡系第一军自北伐以来一再挫败，其“战斗力之弱，甲于各军，遂使蒋之声名一落千丈”[64]。南昌的得而复失使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65]
第二阶段从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六日。这个阶段主要是第七军在赣北的三战三捷和第二次攻南昌。李宗仁率第七军由武汉东下，九月三十日在武宁县北的箬溪镇一仗，全歼敌谢鸿勋师部及一个主力旅，旅长彭广荫被击毙，谢鸿勋重伤后不久死于上海。谢部是孙传芳的精锐部队，它的被歼，有力地打击了孙军的嚣张气焰，使“孙氏全军为之胆寒”。接着，第七军乘胜向德安进攻。在进攻德安的激烈战斗中，七军付出了两千多人伤亡的代价，把卢香亭、李俊义两个方面军的精锐部队消灭了。德安为南浔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七军占领德安，就切断了南昌和九江敌人之间的联系，孙军顿时陷于混乱之中。接着，第七军在王家铺又重创陈调元部。第七军入赣作战，三战三捷，对于稳定赣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赣北战场上北伐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赣南和赣中战场。第二、三、六、十四各军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于十月初占领了赣江下游各县，逼近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综合上述战况，决定第二次进攻南昌。十月十一日攻城全面展开，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敢死队，架设云梯多次爬城，均壮烈牺牲。敌军为了死守南昌，竟放火把城关外的民房烧毁，古今闻名的滕王阁也被焚。北伐军牺牲了团长廖新甲、文志文、张汉章三人和官兵数百人，仍不能克南昌，只得于十月十六日撤围。[66]这次攻城未下的原因主要是蒋介石作战方针上的错误。孙军的精锐主要放在南浔线上，使九江与南昌之间互相策应。因而解决江西战争的关键在于控制南浔路。而蒋却把注意力放在争夺南昌上面，敌则以少量兵力据守南昌，用主力控制南浔路，处于主动地位。蒋介石不察实情，强令攻城，结果损失很大，只得撤围后退。失利的另一原因是北伐军将领间的不和。蒋介石拒绝第八军东下，以免唐生智染指江西，还不愿第四军入赣，企图使四军与唐争领湖北。其他各军将领之间也由于感情不好，不能很好协同作战。蒋对各军待遇不平，也为诸将所不满。更有甚者，蒋贪生怕死，临阵动摇，“有几次，当敌人打击了国民革命军并转为进攻时，蒋介石就曾企图逃离前线。人们不止一次执手相拦，不让他逃掉，因为逃跑会瓦解革命军的军心”[67]。
第三阶段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蒋介石又总结了前此战事的经验教训，把张发奎、陈铭枢等部调到江西战场，经过周密商讨，制订了一个“肃清江西计划”。这时，孙传芳内部也急剧分化。十月十六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国民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民政长（实即省长）。孙传芳只得把在江西的军队调回一部分对付夏超，这就削弱了孙军在江西的兵力。按照已订的作战计划，北伐军于十一月一日在江西战场发起了总攻。各军士气高昂，战争进展很快。二日，第七军重占德安，切断南浔路。三日，张发奎部大破敌两个旅于马回岭，又占领了南浔路上的另一个重要据点。使九江、南昌均陷于孤立。[68]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五日攻占九江，七日占湖口。第六军于五日攻占涂家埠。第二、三两军在南昌牛行车站与敌作战，极为激烈，直到六日各军赶来增援，才把南昌附近敌之主力部队歼灭。孙传芳见大势已去，七日逃回南京，八日，北伐军攻克南昌。至此，孙传芳的主力大部被消灭，江西全省被克复，北伐战争在江西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福建战场的战事发生在九月下旬。福建军阀周荫人不是孙传芳的嫡系，不肯为孙卖力。周荫人的部下张毅、李凤翔、李生春等，既不是能战之将，也对周荫人离心离德。而且福建的地方部队力量比较大，与周的矛盾很尖锐。所以，当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分三路向福建攻击时，守敌纷纷倒戈，福建民军[69]从背后袭击，周荫人率残部败退浙江。因此，何应钦的第一军只在攻克永定、松口、汀州、漳州等地有些战斗外，几乎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于十二月上旬攻占有福州，福建遂告平定。
经过约半年时间的英勇奋战，北伐军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和孙传芳的精锐部队，把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由出师时八个军发展到二十个军，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四、冯玉祥五原誓师
在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胜利前进的形势下，北方的国民军在冯玉祥的领导下，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绥远的五原誓师，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国民革命军遥相呼应。
冯玉祥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是经过了曲折道路的。[70]国共合作后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促使北洋军阀内部发生了重大分化。一九二四年十月，当直奉大战正在进行时，原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竖起反直系的旗帜，发动了北京政变，将部队改称为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表示倾向革命。但在同时又把皖系的段祺瑞请出山，使局势更加复杂化。这反映出他此时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孙中山逝世后，冯玉祥遭到反动军阀和各方面的反对和嫉视，处境十分孤立。一九二六年元旦，他宣布下野，把所部国民军交张之江指挥，想以此缓和各方面的反对和非难，来保存国民军的实力，并谋将来开创新局面。“旋以游历为名，在三月二十日由平地泉赴库伦转往莫斯科，亲自与苏联联系，寻找他的出路”[71]。
当冯玉祥在库伦时，鲍罗廷、徐谦、陈友仁、顾孟余等人从北京取道海参崴去广州，也到达库伦。四月五日，鲍罗廷、于右任同冯谈了“国民军国民党合作”事。接着又谈了“如何救民救国及党之重要”[72]。冯在各方面的影响下，决心加入国民党，随由徐谦介绍加入国民党。在苏联考察约三个月期间，冯玉祥同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面谈了很多问题，看到苏联的新气象，受到很大鼓舞。他“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73]。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地帮助他，刘伯坚以华人协会和《前进报》等团体代表的身份与他接触。冯要求刘伯坚介绍共产党员与他会见，刘就介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与冯做了三天的长谈，使冯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新的认识。
六月间，冯玉祥派刘骥、李鸣钟为他的全权代表由莫斯科到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洽商国民军入党手续和共同革命的办法。刘骥在广州同国民政府的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等人商谈后，达成了如下协议：（一）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二）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样待遇。冯玉祥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国民党中央任命冯为国民军的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从此，冯所部的国民军就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但此时，国民军在北方处于危急之中，为了让冯玉祥早日回国督师，李大钊约请于右任去莫斯科催冯启程，于右任到苏后，与冯“接头结果颇佳”[74]。八月十七日，冯自苏联动身回国，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坚等同行。途中，冯多次与刘伯坚交谈，商讨国民革命问题。冯还写信给陈独秀，除表示敬慕外，还要求陈时常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75]。冯回国后，整顿和改组了他的队伍，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副部长。并在他所办的中山军官学校中，任命共产党员史可轩为校长，邓小平为教育长，刘志丹、高岗等为教官。还要求中共中央派四十名至五十名有才能的人到国民军中工作。这都表明，冯玉祥与共产党的关系已发展到相当密切的程度。
冯玉祥到绥远五原后，与于右任、孙岳、徐永昌、鹿钟麟、宋哲元、孙连仲、冯治安、刘汝明、方振武、门致中、郑金声、阮玄武、邓宝珊等举行会议，会议推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九月十七日，冯在五原宣誓就职，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授旗。冯发表了著名的誓师宣言，表示对于“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宣言最后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用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76]誓师后，旋即对反动军阀发动进攻。
当时，有两条进攻路线可供国民军选择：一是出包头，取京绥；二是全力由陇入陕出潼关。李大钊向冯建议“出长安会师郑州”，冯接受这一建议，决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77]并任命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援陕军下辖第一路方振武部，第三路孙良诚部，第四路马鸿逵部，第五路石友三部，第六路韩复榘部，第七路陈希圣部。另还有刘汝明、孙连仲等部。在平定甘肃以后，遂集中各部向围困西安的军阀刘镇华进攻。刘受吴佩孚的委任从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旬起即围困李虎臣、杨虎城驻守的西安达半年以上。在冯玉祥亲自督率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打垮了刘镇华，十一月二十七日才解西安之围。国民军继续东进，先头部队直抵河南省的闵乡。此时，国民军就同国民革命军互相呼应，形成了南北夹击河南军阀的局面。
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从一九二六年七月到年底，仅半年的时间就收复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甘肃、陕西、贵州、四川等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在中国的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北伐军之所以能取得迅速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北伐战争是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广大官兵奋勇作战，广大人民热烈支援；共产党人在北伐军中的有效的政治工作和先锋模范作用；北伐战争得到苏联人民和共产国际的支援。苏联军事和政治顾问加伦、铁罗尼、切列潘诺夫、戈列夫帕洛、西林、康尼茨、马库宁、博罗金、乌斯曼诺夫等，对北伐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