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史-武汉国民政府史

一、国共合作建立后的革命形势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与帮助下，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经过反复思考、论争和切磋，终于在一九二三年底完成了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海外侨胞代表共一百六十五人出席了开幕式。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祖涵（伯渠）、李立三、李维汉、宣中华、廖乾五、王尽美、于树德等二十三人参加了大会。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主持大会的全部活动，并由他指定胡汉民、林森、谢持、李大钊、汪精卫（兆铭）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孙中山在演说里援引古人“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话，强调国民党要以苏俄为榜样，重新做起。^[1]在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黄季陆、江伟藩等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2]，并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这是国民党内反对联共政策分子的公开挑战。针对国民党右派的鼓噪，李大钊代表共产党在大会上当即发表声明说：“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他恳切希望大会的全体代表，应开诚布公，以诚相见，光明正大，共谋革命之大业。“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3]李大钊的声明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廖仲恺也当即发言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本党一个新生命”^[4]。不少代表斥责方瑞麟的提案。当日大会的执行主席胡汉民，怕反对跨党案被通过，无法向孙中山交代，也表示不赞成方瑞麟的提案。结果这个企图限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案被否决。大会议决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全票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在孙中山主持下，由鲍罗廷、瞿秋白、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起草和定稿的文件，被大会一致通过，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宣言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侵夺的“半殖民地”，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主子共同压榨中国人民。宣言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反帝反封建政纲，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内容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宣言指出：“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因而确定“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5]所以说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关于民权主义，宣言规定：“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6]实际上就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要求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是反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的民生主义，即：“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7]大会后，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孙中山对于国民党“一大”的宣言是很重视的，把它作为“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8]来看待。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宣言的划时代意义，指出：“只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9]虽然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民主革命政纲基本相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由于两者代表着不同阶级，在宇宙观和革命彻底性等方面不同，因而在统一战线内部又存在着激烈而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对于日后的武汉国民政府的许多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

大会在选举中央执监委员时，孙中山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连本总理共为二十五人，赞成这二十五人之人数者请举手。”^[10]大会代表举手表决通过孙中山提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名单为：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守常（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接着又通过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十七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五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一月三十一日，由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常务委员，主管中央党部的日常工作。^[11]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分别为组织、工人、农民部秘书。^[12]随后，全国许多省市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国民党党部。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等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负责工作；李大钊、于树德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工作；林祖涵、李立三、林育南、项英等先后是国民党武汉执行部的负责人。这样，国民党就发展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既是首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标志，又是大革命高潮的起点。它揭开了现代中国民主革命史的新篇章，大大加速了革命的步伐，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迅速向前发展。

第一，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立。

孙中山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的黄埔，故简称黄埔军校。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孙中山正式委任蒋介石为校长，九日委任廖仲恺为党代表。六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大会演说，要求学员向先烈学习，以造成理想上的革命军。他说：“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13]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成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摇篮，一批批的革命精英在这里迅速成长。由于学校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不仅学生可以购阅马列主义书刊，政治部还随时购置之。^[14]所以学生的政治觉悟得到迅速的提高。学校还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不仅派船送来“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15]，还派来顾问团帮助进行军事政治训练。这样，学员的政治军事素质提高都很快，成为统一广东和进行北伐战争的基本力量。但校内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却非常激烈，右派组织给军校的消极影响是严重的。

为了培养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才，切实执行扶助农工的政策，在彭湃等共产党人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决定。从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九月，先后共办了六届。历届讲习所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主持的。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分别担任历届的所长。绝大多数教员是共产党员，学员也多是由各地共产党组织选派的进步青年，毕业后实际上也是由共产党分配工作。近八百名毕业生分配到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其中很多人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16]这不但对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民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对日后的中国革命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国共合作的建立，直接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

在工人运动方面，一九二四年七月，广州沙面工人举行反帝罢工，坚持一个多月而取得了胜利，打破了“二七”罢工后工人运动的消沉局面，成为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近五十万有组织的工人向大会派出代表，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新阵容。接着爆发的“五卅”运动，从上海开始而席卷全国，“大大推动了广东的革命化，并准备了全国的大革命”^[17]。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使繁荣的香港变成了“死港”，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省港罢工工人，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工人阶级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

农民运动首先在广东省蓬勃展开。一九二四年八月，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彭湃、周其鉴等开始组织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全国第一个省农民协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成立^[18]，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和中心。一九二四年冬，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回到广西后，在东兰县开展农民运动，在右江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一九二五年二月间，毛泽东从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建立秘密农会，亲自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我党在农村最早的基层组织之一——中共韶山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取得许多成绩，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与此同时，青年、妇女、市民等各项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为大革命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三，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统一。

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惊慌，他们竭力向广东革命势力进攻。因而，消灭广东各地的反动武装，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就成为推动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的主要条件。

首先是镇压商团的叛乱。广州商团是英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一支反动武装。其头子是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广州人民举行庆祝双十节游行时，商团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19]，打死打伤数十人，并贴出“请孙文下野”，“请陈炯明回省主政”等反动标语，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处于危急的时刻，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帮助正在韶关准备北伐的孙中山克服了犹豫不决的态度。促使孙中山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成立了以他为会长的镇压商团叛乱委员会，立即调他的警卫团及湘、粤军一部回广州，协同黄埔学生军，联合工农武装，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使广东革命政权得到了初步稳定。

接着是两次东征的胜利。当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为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时候，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勾结林虎、方本仁等部，分三路进攻广州。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一九二五年二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东征军由黄埔学生军、粤军、湘军、滇军、桂军等部组成，主力则是黄埔学生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是其中的骨干。周恩来亲自领导黄埔学生军中的政治工作并参与作战指挥。正当东征军进军之际，传来了孙中山在北京不幸逝世的消息。广大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等地农民的积极援助下，三月底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但这时，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却趁革命军主力远在东江之机，在广州发动了叛乱，已经控制了广州的要害部门。六月，东征军自东江回师省城弭平了刘杨的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十月又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收复了东江。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初步的统一和巩固。

二、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通过《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决议案》，但因两广没有统一，未能实行。东征胜利和广州叛乱的平定，不但使广东基本上统一，广西政府也于此时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因而成立国民政府的条件大致成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20]。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这是首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大成果。

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合议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十六名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他们是：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徐谦、谭延闿、孙科、于右任、许崇智、程潜、伍朝枢、朱培德、张继、戴季陶、林森、张静江、古应芬^[21]，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并推定汪精卫为主席委员，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由于实行合议制，虽然政府设主席一人，可是重要国务皆由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决定执行。这个原则较过去大元帅府时实行的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做法，显然是个重大的进步。

七月三日，广东省政府按照国民政府新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也进行了改组。设立军事、民政、财政、建设、商务、教育、农工七厅，分别由许崇智、古应芬、廖仲恺、孙科、宋子文、许崇清、陈公博等担任各厅的厅长，并由许崇智任省务会议主席。另设广州市政厅，以伍朝枢为委员长。国民政府成立后，随即在军事、行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第一，军事方面。国民政府成立前，各派军队林立，独自设立防区，形同割据。国民政府成立后，取消地方军的名称，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七月三日，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八人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八月二十六日，军事委员会议决国民革命军的序列是：黄埔学生军加上一部分原来的粤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福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程潜所部的攻鄂军此时尚未成为一军，第二次东征后，改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广西方面的桂军，在两广政治统一的工作全部完成时，才改为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北伐出师前夕，把唐生智（孟潇）的部队改编为第八军，由唐生智任军长。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各军先后建立了党代表制，设立了政治部，因而各军的政治、军事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制度，对于中国革命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行政方面。国民政府成立时，广西当局还只是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一九二六年二月下旬，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研究和提出两广统一的方案。三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两广统一案^[22]，其主要内容是：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全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六月一日，广西依照此统一案，始正式组织省政府，并由黄绍竑任省政府主席。至此，两广的政治统一才告完成。国民政府在抓紧两广统一的同时，对于广东省在行政管理上的统一也很重视。原来广东地方官吏，各自为政，大元帅府的权力难在广州以外实行。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广东省政府把九十四个县划为东江、南路、广州、西江、北江、及海南六个行政区，委任周恩来、甘乃光、宋子文、古应芬分别担任东江、南路、广州、西江的行政委员，为该区之最高行政长官。周恩来治理东江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由于他治理有方，成绩卓著，深受岭南人民的欢迎。^[23](www.xing528.com)

第三，财政方面。原来是各军自行收税派捐，强大的滇军掌握了广州的财源，如铁路、赌场、妓院、烟酒税等，而粤系军阀对此不能善罢甘休，矛盾非常尖锐。财政部长廖仲恺提出统一财政的文件，规定各种税款的征收和全部军事费用的支出都交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所有负责人员都要大公无私，决不克扣分文归己。由于廖仲恺态度坚决，措施得当，自统一财政后，收支状况有很大改善。一九二三年，广东省平均月收入为八十五万八千元，一九二四年降为六十六万五千元，国民政府成立后则迅速增加，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份收入达四百万元。

国民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在中国近代政制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不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对于日后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但这些仍然是初步的。在广东国民政府的辖区内，反动政治势力及其经济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由于陈独秀提出共产党人不参加国民政府“做官”的错误方针，共产党员就没能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主要负责工作，使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国民政府里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统一战线中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三、北伐前夕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使国民党内的左、中、右各派的分野日益明显。孙中山逝世后，立即呈现出分裂局面。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联合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他们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妄图使正在兴起的国共合作的事业，沿着大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道路发展下去，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上是继续维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则要坚持国共合作，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使革命沿着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和有利于工农劳动人民的道路前进。这两者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到了北伐的前夕，斗争更趋激烈。斗争的实质就是由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斗争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重大事件上。

第一，反对西山会议派。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中的右派分子邹鲁、谢持、林森、张继、居正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政治委员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鲍罗廷》等一系列反动的决议。^[24]宣布开除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于树德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25]。因会议在北京西山召开，史称“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又在上海设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宣布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及其宣言和决议，分裂国民党。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反动活动，共产党人和广大国民党员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斗争。还在西山会议进行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通电各级党部，宣布西山会议是非法的。接着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又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指出他们取消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党籍是分裂国民党的行为。会议决定尽快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各级党部、海外各总支部、国民革命军的一些特别党部，都纷纷通电拥护国民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从严惩办西山会议派。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和报导，猛烈抨击西山会议派反共、反人民的言行。驳斥他们召开非法会议的种种借口，揭露帝国主义利用西山会议派反对广州国民政府的阴谋。这些斗争，为在组织上处理西山会议派，做好了舆论准备。

第二，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斗争。虽然国民党中央决定及时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但由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出走以及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会期被一再拖延下去。汪精卫对先期到广州的吴玉章说：“恐大会开不成。”吴玉章等共产党人认为，如不及时召开大会，“国民党有解体之虞”^[26]。遂由谭平山提议，经国民党中央通过，任命吴玉章为大会秘书长，加紧会议的筹备工作。事实上，这些工作大都是靠共产党员做的。据吴玉章回忆：“那时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聂荣臻、萧楚女等同志都在广东工作，陈延年同志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和我经常往来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同志。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是由我和这些同志商量，分头进行的。”^[27]主要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28]

会议通过了继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加强统一战线和扩大反帝反军阀运动及加强农民运动等重要决议，并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给林森、张继、邵元冲等十二人以书面警告处分，责令戴季陶反省，改组上海《民国日报》，停止叶楚伧的职务。“这才把孙中山死后动摇了的国民党基础稳定住。这是我党的力量支持了国民党的倾颓”^[29]。

大会选举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谭平山、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徐谦、顾孟余、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伍朝枢、丁惟汾、林祖涵、戴季陶、李济深、李大钊、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李烈钧、陈友仁、王法勤、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朱季恂、刘守中、萧佛成、孙科三十六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白云梯、毛泽东、许苏魂、周启刚、夏曦、邓演达、韩麟符、路友于、黄实、董用威（必武）、屈武、邓颖超、王乐平、陈嘉佑、朱霁青、丁超五、陈其瑷、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缪斌、吴铁城、詹大悲、孙璞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还选举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石曾、柳亚子、邵力子、高语罕、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十二人为中央监察委员；黄绍竑、李宗仁、江浩、郭春涛、李福林、潘云超、邓懋修、谢晋八人为候补监察委员。^[30]大会后三天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常务委员会之下所设的一处八部二十一个职务中，共产党员占十七个，其中：秘书处秘书三人为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书记为刘芬；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秘书沈雁冰；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罗绮园；妇女部秘书邓颖超；青年部秘书黄日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31]上述情况说明，国民党“二大”继承和发扬了“一大”的革命精神，从组织上制裁了西山会议派，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都是大会的主要方面。

中共中央在这次大会上的严重失误，就是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右派和中派做了大让步。本来，在大会筹备过程中，周恩来、陈延年、鲍罗廷等商量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争取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共产党员和左派在国民党中央占绝对的优势，实现这个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可是，中共中央不仅否定这个争取领导权的正确计划，更错误的是陈独秀居然在上海与右派戴季陶大开谈判，并且请戴季陶等回粤参加大会，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张国焘为这次大会的中共党团书记，在选举时，也向右派做了很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当选的只有七人，比原来计划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32]。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十二名监察委员中，只有一名共产党员。国民党的习惯是中央执委、监委常常是合在一起开会，结果造成在国民党中央右派势大，中派胆壮，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右派的一次大让步，为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第三，“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国民党“二大”后，虽然革命力量在某些方面占了优势，但由于陈独秀的退让，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的地位迅速上升。他们对共产党力量的增长，既怕又恨，因而加紧了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山舰事件”就是突出的表现。

蒋介石早年投奔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当上黄埔军校校长。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时，他装得很“左”，借此事件，他“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表面上是反对右派，表示革命，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人权力”^[33]。加上他借两次东征的胜利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国民党“二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二月一日又被任命为军事总监，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实权人物。恰在这时，鲍罗廷回苏联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到冯玉祥那里去了，陈延年去沪开会，执委中的共产党员大部分到各地工作去了。另一方面，右派纷纷回粤，张静江、陈立夫等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间回到广州。这就壮了蒋介石的胆，认为是他篡夺领导权的一个好时机，从而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格，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达蒋介石命令，要代理海军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把该舰开到黄埔候用。^[34]十九日晨，该舰驶抵黄埔，他们却佯称“本无此事”，令该舰即日返广州。接着就放出谣言说：“中山舰无故生火游弋”，“显系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把蒋介石劫去”等等。蒋介石对他们故意制造的谣言表示“惊异”，否认有调遣命令。遂于三月二十日晨，下令宣布戒严，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驻地，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逮捕李之龙，扣压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35]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三二〇”事件，也称“中山舰事件”。

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坚决回击。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此时李济深、谭延闿、程潜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也有些动摇，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矛盾也很大。且广州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十多万。^[36]但陈独秀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认为蒋介石此时就要与共产党分裂了，而革命力量无法压倒蒋介石。于是向蒋介石谋求妥协，说是“误会”。蒋介石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大，就乘机放了人，也表示是“误会”。

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小时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不久被迫经香港去了欧洲。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于是他回过头来又打击右派，逮捕了欧阳格，不用陈肇英，不理古应芬、伍朝枢。他一方面压迫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解散了进步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向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说：“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37]，并解散了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打击革命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阴险刻毒的地方。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完全掌握了第一军的领导权。这是陈独秀又一次向国民党右派的大让步，是在军事上的让步。

第四，“整理党务案”的提出和通过。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巩固以后，接着又从党务上对中国共产党展开了进攻。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和“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作幌子，抛出了一个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38]他单独提出的国共两党协定办法为：共产党应将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第三国际及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所发的一切训令，应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39]这是打击共产党的一个严重步骤。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当蒋介石单独提出这个议案时，“全场相顾惊愕”^[40]。

在当时情况下，只要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因为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工农民众运动完全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但陈独秀仍采取退让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党团，由于彭、张执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政策，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讨论几天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41]。五月十七日，全会对该案进行表决时，虽有毛泽东、何香凝、柳亚子不举手，表示反对，但终于被多数通过了。这是对蒋介石的再一次大让步，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提案通过后，右派分子得意忘形，未得国民党中央的许可，就在报刊上公布了提案的草案全文。^[42]根据《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的只得辞职，组织部长谭平山去职后，由蒋介石亲自接任；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辞职后，由顾孟余接任；农民部长林祖涵辞职后，由甘乃光接任；中央秘书处书记刘芬辞职后，由叶楚伧接任。因蒋介石兼任新设立的军人部部长，组织部实际上由陈果夫把持。蒋介石还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共产党人在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了。右派利用他们在中央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势力。从此，各地方党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就更激烈起来。武汉政府时期各地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43]，夺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后，还想夺取国民党的最高权位。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他让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推举自己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由于他即将到北伐前线，仍由张静江代理）。至此，蒋介石有了一大堆的头衔：中央常委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黄埔军校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人部长等，夺取了很大一部分党权、军权和政权，爬上了很高的地位。仅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来看，就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航空各军均归其统辖”；第八条规定：在战争期间“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这样，在北伐前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蒋介石夺取了许多重要权力，部分实现了他集党、政、军、民、财各项大权于一身的阴谋。但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革命者善于反击，蒋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此时蒋介石虽拥有很多权力，而关键的权力——军权，还是不巩固的。北伐军总共八个军，他只占一个军，其他各军还不是他的嫡系。而这些军中还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工作，“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同志，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同志”^[44]。另外，蒋介石此时仍不敢公开与共产党分裂，还想利用工农的力量去窃取全国的革命果实，所以他继续大耍两面派的手法，迷惑革命人民，等待时机，以攫取更大的权力。这就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深深地埋伏下严重的危机，到了武汉政府时期便充分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