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打石街的变迁及办馆功能

冷　东　何咏天　罗章鑫

打石街街名牌

“打石街”在广州市荔湾区，南邻十三行路，北接和平东路，街道宽4米，长84米，石板路面，单号门牌1到25号，双号门牌10到22号，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街道。根据荔湾区1994年街道调查档案记载：“（20世纪）40年代因该街多打石店，故名。”实际上，“打石街”是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的一条街道。

据中山大学范岱克教授的研究，早在1748年外国人绘制的地图中，已经出现了打石街，位置与现在的打石街相同，是广州较早出现的街道之一。

打石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广州邻近的番禺莲花山古采石场远近闻名，具有两千多年的开采历史，广州南越王墓内的石块即采自莲花山。广州依托丰富的石材资源和悠久的石器制造传统，成为中国的石器业中心，打石街应运而生，汇集多家打石店，石匠们打造石牌、石磨、石狮、墓碑等石器，技艺精湛，远近闻名。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政府闭关锁国，只保留粤海关为全国唯一拥有对外贸易职能的机构，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在此期间，为满足外国人士对中国传统工艺品的需求，十三行商馆区附近许多街巷用产品名称命名，如豆栏街、故衣街、桨栏路、装帽街等，沿用至今。紧邻十三行商馆区的打石街得到更大发展，石器制品成为外销商品之一。大英博物馆藏的一本画册中描绘了广州一百间售卖不同货物的店铺，其中就有石器铺。拿破仑被拘留在圣赫勒拿岛期间，英国要求广州商馆向圣赫勒拿岛派遣的中国劳工中就有10名广州石匠。

从荔湾区“打石街”档案来看，“打石街”并没有别名。实际上“打石街”还有其他名称，而且还揭示了打石街从石器业中心到“涉外服务中心”的转变。

事情要从一封信说起。1801年6月30日，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前往广州的途中遇到风暴，商船在太平洋持续两天的暴风中挣扎，遍体鳞伤的商船终于在1801年8月23日艰难地驶入澳门避风港。商船在澳门修理期间，艾德斯船长写信给身在广州的船主多尔兄弟，汇报商船的维修进度和货物状况，信的背面有一段中文，内容为：“带到省十三行凿石街交泗兴办馆收，即交花旗‘哆’开拆，立取回头信带回。二十二日澳付，准廿三到省，如无番信回音，办馆罗回书。信银二元，澳已交一元。”凿石街就是“打石街”的别名。在外国绘制的1860年广州中英文地图中，在打石街的位置上标明的是“濯石街”。说明除了“打石街”街名，它还以“凿石街”和“濯石街”的不同街名流行。

美国信件(www.xing528.com)

“办馆”是岭南地区特有的名词，相当于“涉外服务中心”。甘于恩、吴芳所撰《释“办馆”》一文，研究了“办馆”一词的历史溯源，考察了“办馆”的含义和历史演化，分析了“办馆”所反映的港澳经济生活，是学术界目前有关“办馆”的主要研究成果。此外在港澳的研究成果中，也经常涉及“办馆”。而“泗兴办馆”的记载，为认识广州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

一是产生时间。甘于恩、吴芳所撰《释“办馆”》一文提出：清人陈撼勋《香港杂记》中“税铜度支”篇记载1890年香港各行业的税收，其第三款“各牌照等项”提及“办馆牌银八百八十五元”，这是目前所知“办馆”一词出现的时间上限。张晓辉也认为办馆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余研究成果皆认为办馆兴盛于20世纪20—30年代，在港澳地区颇为流行。而这封信件证明，至迟在1801年，办馆就已存在于广州十三行商馆区。

二是地域范围。《释“办馆”》一文认为：中国内地几乎没有“办馆”一词的踪迹，同一时期与港澳地区经济关系密切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同样在19世纪末与外国商业往来频繁的上海、天津等城市也没有。唯一的例外是庐山，是在港澳地区经商的外国人把“办馆”一词和经营模式带到了庐山。而1801年的这封信件证明，“办馆”一词广州也有。北京也有办馆的存在，义和团攻打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奥地利使馆，华俄银行，日本筑紫办馆俱毁。在接待清末外交家洪钧时，日本方面就特意找来筑紫办馆会讲中文的日本侍女接待。

三是商业功能。以往认为办馆是港澳地区一种特殊的商业形式，早期主要为居住港澳的外国人采办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后来发展为一种主要经营各种食品、日用品的综合批发店，直接为各种“士多”、杂货店提供批量货物，通常采用现金出货、运输自理的方式。随着超级市场、大卖场等现代商业形式的出现和发达，办馆已经逐渐式微。而这封信件则表明19世界初期的广州“办馆”，除了涉外商业功能，还担负了部分邮政功能、特别是传递外国书信的邮政功能。

四是买办依存的经济实体。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外商船只进出澳门、黄埔，并在广州设立商馆。但“夷商所需食用等物，因其言语不通，不能自行采买，向设有买办之人”。这类买办主要包括两种人：一种是专为停泊在黄埔、澳门的外商船采买食品等物的商船买办；一种是在外国商馆管理总务的商馆买办。这些买办是受到政府和公行严格控制的。若没有领取政府的执照，并具有妥保，外商是不能雇佣他们的。嘉庆十四年（1809）两广总督百龄等奏称：“嗣后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选择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具，始允承充，给予腰牌印照”，由地方官“就近稽查”，“如敢于买办食物之外，代办违禁货物及勾通走私舞弊，并代雇华人服役，查出照例重治”。因此早期买办往往是具有经济实力的商人，设立买办馆，以商贸实体的形式接洽买办业务。而信中提到的泗兴办馆，应是广州买办所依存的经济实体。

“十三行”已成为广州的历史名片，行走在条石铺地、斑驳寂静的打石街，已看不到任何与石器业和“办馆”相关的遗迹了。然而这条小小的街道当年从石器业中心发展为“涉外服务中心”，记录与流传着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的缕缕故事，其独特的街道风情依然飘逸在城市记忆之中。

打石街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