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法政学堂与广州法律系的历史发展

张金超

法政路

在中共广州市委正门口前有一条东西向的路，名曰法政路，长约一公里，西连小北路，东接越秀北路，于此可直接上东濠涌高架桥。它和东风中路相距50米，近乎平行，两路之间的高楼鳞次栉比。

法政路因1905年清政府设立的广东法政学堂得名。广东法政学堂的设立是清末新政的产物。

2005年11月，中山大学法律系隆重举行建系一百周年纪念，学人不约而同地把其前身追溯至广东法政学堂。

晚清，清廷为了维护统治，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改革措施，史称“清末新政”。光绪三十年（1904）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等8科。其中，政法科分为政治门和法律门，下含政治总义、政治史、统计学、行政机关学、警察监狱学、法律原理学等十多种分支科目。次年4月24日，沈家本与伍廷芳联名上奏称“新律即定，各省未预储备用法律之才，则徒法不能自行，终属无补”，因此“亟应广储裁判人材，以备应用”，并请“拨款设立法律学堂”。5月15日，清廷成立修订法律馆。9月，在中国存延千余年的科举考试被正式废除，传统士人晋阶无凭，而此时社会发展急需大量法律人才，因此法政科迅即成为热门学科。

光绪三十一年（1905）11月23日，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学政于式枚联合奏请朝廷，称“世变日亟，学术日繁，东西各国政治法律颇具深意，多为中国旧日所未有”，故而希望将课吏馆改为法政学堂，以“造就广东全省司法行政官吏”。奏折旋即获批，5个月后开始招生。这是继京师法律学堂之后中国成立的第二所法政学堂，也是南粤大地历史上第一所法学专门教育机构。

宣统元年（1909），广东法政学堂建新校舍于现广州法政右巷（自小北路转进法政路约200米朝北的丁字路，长约300米）一带，后来南面开马路便名为法政路。据说，当时此处原为一片菜园和鱼塘，后被政府征用建设成为校舍，学校“红墙碧瓦，一连串的红砖洋楼，式样非常古雅”。(www.xing528.com)

学堂章程开宗明义，称“本校为研究法政学而设，各学员随时随事皆应自律于法则之中”，“学员肄业法政，原期为国家通达有用之才，允宜乐群敬业，共济时艰，无论官籍民籍及其职位尊卑，必泯化一切阶级门阀界域意见，一堂雍睦，而秩序自存，则他日从事政界，方免官民隔阂之弊”。

学堂初设法律速成科、法律特别科、政治特别科、理财特别科等班。师资有直接从东瀛聘延的研习法学的日本人，如松山丰造等，其余多为自日本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如叶夏声、朱执信、陈融、古应芬等。学员则主要由全省官吏经过考试选拔而来，也有部分地方上推荐保送的士绅。兴盛之时，校内办有十多个班，学员近千人。

说起广东法政学堂，不能不提及学堂的首任监督（校长）夏同龢。夏同龢（1868—1925），字用卿，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戊戌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光绪三十一年（1905）自费东渡留学，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当年8月，编著出版《行政法》，系统介绍近代行政法学理念及现行日本行政体系。年底归国，接受两广总督岑春煊的邀请，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筹措办学经费，选建学舍，倾力尽责。其间，夏氏主持制定学堂章程，设计有“大清会典要蒙”“大清律例要义”“大清商法”“外国行政法”“外国刑法”及各国商法等课程。民国元年（1912）后辞行。

夏同龢像

学堂课程设置新颖，氛围活跃，还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其主要参与者朱执信、陈炯明、邹鲁等，皆出自该校。学堂还为广东的近代化培育了首批法律人才，辛亥广东和平光复后，省内各级法院的法官，几乎都是从法政学堂毕业的。

广东法政学堂的后续发展过程颇为曲折。民国元年（1912），改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设学制四年的法律和政治经济两科，校长由陈融接任。陈融是老同盟会员，也是岭南知名诗人。1923年8月，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改为广东公立法科大学。翌年2月4日，孙中山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农专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将国立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原学校的法科也随之变为中山大学法科，并于1931年改称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