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进修:硕果归国，影响深远

出国留学肯定要把英语学好，现在的学生也很关心英语的学习问题，其实我小学和中学都没学过英语，直到1972年我22岁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学习英语，很幸运的是我又碰到一位好老师。我当时兼任电工、英语、化工等几门课的课代表，因为是从工厂来的，对工艺课内容用了很多时间，以为工艺太重要了。有一位工人讲师，说你是从工厂里来的，这些工艺你应该很熟的，我就不相信中国永远这样关门建设，有时间你把英语好好学一学。全班40个学生，就我一个人听进去了。我坚持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跑步3公里，喝一碗豆浆，再到教室里背单词。班里有几个高中生，他们英语基础比我好，但两个月下来我就超过了他们，他们后来问我英语是怎么学的，其实我就是死记硬背。所以英语还相对较弱的学生真的不要怕，英语实际上就是笨的人才学得最好，就是靠死记硬背。后来其他几个同学就想跟我一起早起学习，我早晨4点半起床就叫他们，但最长的跟着我坚持了两个礼拜，也放弃了。这么早，天冷的时候大家谁都不肯起来，所以说学好英语还是靠坚持。我们那个时候没英语教材，都是老师编写油印的，没有电台广播、没有录音教材。后来有了The Voice of American，但也只能听半小时。除此之外，那时候，一周只放一天假，礼拜六我总是上午在图书馆查英文资料，那时候只有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字很小，查读起来很累。我的英语就靠那时候慢慢提高的，专业词汇就是这样积累的，每个礼拜我比别人多学三四个小时，一个月、一年下来，我词汇掌握的肯定要比别人多。我觉得你们能够从全国各地考上东华大学这个重点学校，真的很不容易，你们的智商绝对没有问题，关键是两点：一你是不是勤奋；二你的方法是不是对。方法对了，再加上勤奋，什么都能学会。当时我们班40个同学，除了5个去世了，其他的同学都已退休，而我还在工作，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一点压力。

出国进修这件事情，还要追溯到钱宝钧先生的时候，钱先生很重视和国际先进技术的交流，80年代初就把我们高分子界著名的人士，如怀特、齐彼斯基、樱田一郎、清水二郎、后来的Pennings等请来学校讲学。钱先生那个时候送我们出国，绝对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他给我们的任务都很明确，他给我的任务就是X-ray衍射原理。他说你要把X-ray衍射仪的知识学回来，对张安秋、周正龙、梁伯润、胡学超、陈彦模等老师都有具体安排和要求，每个人出国进修都有任务和目的。在出国前，他都帮我们挑好导师，都是些世界顶级的教授。有了钱先生前面的“铺垫”，这些著名教授也是高兴接收的，首先对他来说是个荣誉，其次中国人出去确实很勤奋。我们当时带着任务去国外进修，而且肯定是要回国的，如梁伯润、胡学超、陈彦模等老师都是按时回国，这就是钱先生的榜样作用。钱先生的儿子、女儿有在美国、在中国香港的，都请他去定居，而他不去，他就喜欢待在实验室里，带着他聪明的小儿子，他的小儿子机械、电子电器技术都很好，也会帮他做实验。所以说，榜样的作用是巨大的。(www.xing528.com)

再来说说写英文文章，首先要多看，实际上就是多看、多积累，英语论文也就是这一个套路，既要泛读，也要精读，把相关的文章读懂、看透。另外，每个期刊都有每个期刊的模式，把你要投稿的期刊中的文章多看几篇，然后就能理清思路了。只要实验数据足够，国外的期刊主要是看有没有新的想法，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其次，该做的实验要做全，你如果实验太少，不能让人信服。再次，实验的仪器要好，如果仪器不好，误差太大也不行，剩下的就是一个套路。我1985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那一年半，发表了两篇SCI论文，就是利用我们纺丝的本事。用他们的毛细管流变仪，把PVDF原料熔融纺丝，然后卷绕，拉伸，做成“smart fish”渔网用的纤维。他们那时还没有人做纺丝，就觉得了不起，说你本领很大啊。接着我发挥了在X光衍射和DSC等测试方面的特长，对其结晶行为和纤维性能进行了研究，顺利发表了两篇高质量的SCI论文。导师让我分别在华盛顿、阿克隆国际高分子会议和首届高分子加工学会（PPS）作大会报告。第一次在国外的学术会议上作报告，真的又紧张又激动，我认真准备了两周，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锻炼。所以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强项，对自己的发展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