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纤学科创建励志故事

我的求学经历是很曲折的，小学毕业后进入工厂，三天劳动三天上课，一直到1966年。我觉得，在我人生的几个关键节点上，总能碰到好老师。66年我在厂校就碰到这样一位老师，他说化学纤维是最新的行业，这个行业很有前景。我听了这位老师的话进了上海第一合成纤维厂，这是我最早接触化纤。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我被推荐到上海纺织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习，74年毕业，毕业后又回到了那个化纤厂。我和我们学校确实是有缘的，1975年2月，我又作为工农兵研究生进了中国纺织大学学习，一直到1977年毕业留校，在校期间我碰到了几位好老师，他们对我的成长和发展影响极大。

我的研究生指导老师是钱宝钧教授，钱先生是无锡人，无锡口音较重，他上课可能不是最好，但是做科研却是一流的，有思想、有激情，又细致，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90岁的时候他还在指导博士生。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钱先生对一个博士生的实验结果有点怀疑，钱先生就说你的这个数据好像蛮难做到的，但这个博士生很肯定地说数据是自己做出来的，钱先生就说你做的时候我来看看，学生回答说白天实验室太吵，我一般晚上10点多做。到了晚上10点，钱先生竟然真的拄着拐杖来到实验室看博士生做实验。我们现在有些学生可能就做几个实验，出几个数据，就写论文了，老师也不在实验室，说实话，有些实验结果老师自己都没有概念，这怎么能行呢！？钱先生90岁了，还一直待在实验室里，周末或节假日还让他在科学院工作的小儿子帮他搭建实验装备。

说到实验条件，现在我们材料学院的硬件多好啊，想想1978年化学纤维研究所成立的时候，钱先生想了各种办法从纺织部申请购买一台X光衍射仪，钱先生是学物理的，他觉得X光衍射仪对研究高分子的结构很重要。后来，纺织部批准，可以批12万买一台X光衍射仪，或是批40万买一台核磁共振仪。钱先生考虑到利用率最高、作用最大的是X光衍射仪，于是就要了12万的X光衍射仪，钱先生就是这么实事求是。

那时，钱宝均教授让我把X光衍射的原理研究透彻。恰好纺织学院纺织材料实验室有一台老式的X光衍射仪，我就过去学习。学会之后，1988年夏天我们学院申请的进口X光衍射仪也快到了，钱先生问我能不能自己装，因为当时请日本专家来，一个人一天要一千元人民币费用，在1988年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我说，您让我去有这个仪器的单位看一看行吗？钱先生毫不犹豫地把我送到北京钢铁学院，还帮我联系我们的校友，我在那儿学习了两天。回来之后，我对钱先生说我可以安装X光衍射仪。X光衍射仪来了之后，我就自己拆箱安装，实验室一共三间房，一间主房，一间制样室，一间冲洗照片的暗室，我就在暗室里放了一张床，开始安装调试，累了我就睡一会，醒了再接着做。这样花了两个月时间终于安装、调试好了，顺利开机之后，真的是感慨万千。最大的感慨是钱先生对青年教师的信任和培养，那时十几万一台的进口设备，放手让青年教师自己安装调试，这是对我们的信任。记得那时候，正如钱先生预计的，这台仪器使用率特别高，晚上11点半都会有学生敲门，要求做测试。这也是中国第一台自己安装调试的X光衍射仪，后来由学校批准我先后免费给洛阳拖拉机厂、四川维尼纶厂、无锡702研究所等单位安装调试了进口X光衍射仪。为国家省下不少经费，得到这些单位的赞扬，我自己也学到了更多的本领。多干工作，虽然累了点，但受益的是自己，别怕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

另外一位老师是孙桐教授。孙老师教的流变学，是最枯燥、最难学的一门课，但只要他上课，整个教室就会坐满人，甚至一些企业也会有人来听课。我问过孙老师，您那个课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孙老师说，除了要把讲课内容自己弄清楚、弄明白外，还要讲究上课的艺术。每次上课前他都会在家里排练好多次，走上讲台的第一件事，先把今天要讲的内容写在黑板左上角，让学生知道今天要讲什么内容；站在哪里，眼睛看着什么位置；几分钟后要走到另一位置，看着哪个方向的学生，几分钟再走到另一边去看着学生，完全按着在家排练的讲。孙老师的行书很漂亮，板书很工整，那时候没有PPT，完全靠板书。现在有了PPT，有些老师反而不知道怎么上课了。孙老师对教学的态度和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反思！你看，钱先生的科研，孙先生的上课，直到现在仍是我们材料学院的骄傲。我能碰到这样的好老师，是十分幸运的。(www.xing528.com)

说到老师，我们学院还有一位元老级别的，就是李繁亭先生。关于他的去世，是很令人惋惜的。1985年他去世时我还在美国AKRON（阿克隆）大学进修，快回国了。听说那天早上，李老师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和学生讨论他们的论文，一直讨论到中午，因为要去金山石化开会，他一看时间来不及了，顾不上吃饭就去赶火车。那时候上海市区到金山石化有一趟小火车，由于走得匆忙，饭又没吃，摔在路上再也没起来。因为他穿着朴素，又拎了个旧包，没人去理睬。直到有一个好心人去看了一下，发现原来是名教授！那时候教授很少的，就赶紧叫救护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李先生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多岁，在他的领导下，材料学院科研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如果他给学生稍微少讲一点论文的事情，如果他给自己稍微多留出一点吃饭的时间，可能就不会遇到这个意外。他的热情工作、认真处事成就了他的人生，但由此引起的生活无规律也害了他自己。李老师真的是非常能干、非常敬业的一位老师，他的不幸去世真的是学院一大损失，如果李老师活着的话，我们材料学院发展得肯定还要好得多啊！

我们那些老教授们，真把教育事业当作一个神圣的事业来做，真把学生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在培养。如果不是这样，教育永远也搞不好。那个时候虽然条件很差，无论是实验环境，仪器设备、图书资料都是现在无法想象的，但是碰到这么几个好老师就够了，是我人生的幸运。就像抗日时候的西南联大，条件那么艰苦，但是培养出了那么多优秀人才！那时候整个材料学院完全是凭借一种责任、一种精神，很好地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讲到校风院风，我想重要的就是要明确学校的责任，学校是干什么的？学校是教育机构，如果从校规、从制度所说的一切以学生为本，就好办了。材料学科的创建，钱宝钧、孙桐、李繁亭、王庆瑞、吴宗铨、陈稀等老师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条件那么艰苦，但他们还是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他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传承的。现在我们物质条件是好了，但是精神不能丢。钱先生去世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为他题了词——“五爱精神，光照千秋”，我想，钱先生的五爱（爱人民、爱祖国、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这种平凡而伟大的精神。我们后来给他立了个塑像，就是想提倡这样一种精神、一种灵魂。一个学校也好、一个学院也好、一个人也好，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种灵魂，就是行尸走肉，毫无意义，那这个学校的存在也是毫无意义的。

值得高兴的是，一批当时的中青年教师很好地继承了钱先生、孙先生、李先生的精神，陈稀、张安秋、胡学超、陈彦模等老师无论在教学、科研上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在人格魅力上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一批青年教师也都有非常严格的教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