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恩师钱宝钧钱先生。我1962年毕业的时候,是要直升读研究生的,那时钱先生本来想把我送到天津大学去读纺织研究生,后来他说我们还是要自己培养,于是我就成了钱宝均教授的第二批研究生,也成了王庆瑞老师的师妹。当时钱先生是校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他非常忙,但是我做研究工作的时候他还是经常到实验室来,每个星期他都会到实验室来看我做的工作,连玻璃仪器他都自己烧,并且还教我烧。
钱老师的教育方法也很独特,主张自学,他不强求我去听课,比如数理统计就是我自己去看,不懂的再去请教。求学时我就听过几节有机结构理论课。我觉得这种很独立的学习方法很好,你需要什么就去学什么,不会被很多课程卡在那里,不过前提是你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去听课,自觉去学习。钱先生的教育方法逐渐培养了我的独立性,在科学态度方面,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也促成了我的科学态度。我们那时的考试也跟现在不一样,那时所有考试都是口试,比如高分子口试的时候三个老师在那,你拿了卷子后进去直接回答问题,老师可以天南地北地去问。(www.xing528.com)
钱先生是一个亲力亲为的人,这在我跟他做课题时有充分的体现。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们既学俄语又学英语,钱先生就告诉我说你就把我当活字典吧,有不会的就问我,这句话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也让我觉得很开心。我当时做的课题是超强粘胶粘子线的研究,也就是载重汽车轮胎粘子线,我们国家当时粘胶纤维就是普通的粘胶纤维,没有此类高性能的粘胶纤维。当时最新的专利就是我们用的多级拉伸盘纺丝。钱先生让我用多级拉伸盘,使它的指标能达到国外的超强粘胶粘子线的水平。我记得那时钱先生看了美国的专利后就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材料,这些材料当时上海没有,都需要自己到北京去买,买完以后自己设计图纸,然后拿给工厂让师傅们帮忙加工。当时钱先生引进了一台粘胶纺丝机,虽然不是离心纺丝,我们就将铜管卷在上面,这样我就在凝固浴上面装上两个多级拉伸盘进行试验。所以我的毕业论文不是小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中弄出的,而是在一条小型的实验线上,小型的做成了,大的也能做成,这个就跟工程化很接近。同时我还要做纤维的结构性能,钱先生当时在搞纤维的侧面有序方法,我也跟着一起学习,这样一来,我一方面接近工程化的实验,另一方面也研究测试纤维超分子的新方法,所以研究生期间给我打下了很扎实的专业基础,为我这一生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工程如何结合,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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