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稀教授：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陈稀教授，化纤行业的元老，主要从事高速纺，丙纶针织面料，聚酯纺丝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参与主编了《化学纤维实验教程》，参与组织教研组翻译了《化学纤维成型的物理化学基础》等，发表论文：《细旦丙纶针织物湿舒适性研究——常规客观试验方法测试研究》、《抗静电聚丙烯纤维的试制研究》、《行走纤维表面温度的接触测量》、《丙纶纤维收缩行为的研究》、《由聚丙烯熔体的流变行为测定其分子量分布》、《细旦丙纶双层结构针织面料的开发与性能》、《细旦丙纶的拉伸性能和加弹变形性能探讨》、《PET/TLCP共混物初生纤维的结构与性能》、《提高国产普通丙纶油剂亲水性的研究》、《60PHB/PET共聚酯的固相缩聚反应动力学研究》、《聚酯/热致液晶聚合物体系的非等温结晶动力学研究》、《细旦丙纶三叶异形复丝的研制》、《SAXS在β晶聚丙烯拉伸丝微孔结构研究中的应用》、《涤纶高速纺预取向丝的动态力学性质研究》等。

我是1952年来到上海读大学，1956年大学毕业，那时候我们学校叫华纺（华东纺织工学院）。我当时和吴宗铨、李繁亭都是同学。李繁亭比我们大一届，除了孙桐老师，我们算材料学院里比较老的，等于元老了，再前面就是钱宝钧院长和方柏容老师。当时我们在搞高速纺，还有胡学超老师，余木火当时是高分子化学方向的。我上过胡学超的课，他总是叫我陈老师，我们这些都是老同志，我爱人走了以后，他就叫我过来到他课题组帮帮忙。所以我就去他课题组帮他改改博士生论文，硕士生论文。后来我又做了学校的巡视员，为学校的发展尽自己的一点薄力。

我是福建人，高中读的是我们那里的重点中学——福建第一中学。我们福建当时比较落后，以前没几所大学。高中毕业的时候班里很多同学都考到上海来了，同学们当时有的去了交大，有的去了华东师大。我怎样选的华纺呢？我那时候很小，也不晓得什么专业，也没有人指导，我就看见我们学校在生产印花布的时候一批一批布下来，心里感觉这个很好的，可以美化人民的生活嘛，所以就选了华纺，选了这个专业。我一直没有后悔我的选择，一直很热爱自己的专业。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国家化纤是空白的，没有化纤，穿衣服都要布票，所以我们国家要创建这个专业。我的前辈是钱院长和方柏容，他们两个一个在英国待过，一个在意大利待过，都是通过化纤专业熟悉了。还有我前一届李繁亭毕业后留下来，接下来就是我和吴宗权留校。当时一共就六个人，那是在1955年的时候。1954年化学纤维专业开始招生，56年我留下来筹备实验室做实验，搞教材模型。当时很困难的，钱院长和方先生他们开会和我们一起讨论，出主意，然后我和吴宗铨具体来做。那时候的经费也不像现在这样，什么都需要经费，是系里给钱。当时我们也没有实验设备，就慢慢申请，有了科研项目以后才有了钱。开始的时候设备和资料都没有，就派了一些老师到苏联去学，就是我们纺化系分析化学、无机化学的老师抽出来到苏联莫斯科某个纺织学院。很多纺化系的老师抽调出来建立我们的专业，因为我们纺化系的基础和化纤的基础是一样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都是一样的。他们学染料化学，我们读高分子化学，三年级才不一样，我们是纤维材料科学这方面，他们读纤维材料加工这方面。那时候是国家很困难的时候，大家穿衣服都要布票，我们国家解放以前，合成纤维厂没有的，只有一个黏胶纤维厂，还是在丹东。丹东当时是日本人在，靠近朝鲜，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我们上海原来有一个安洛人造丝厂，后来拆掉了。大背景就是这样，钱先生和方柏容他们两位教授就跟国家申请这个专业，我们1954年创立了这个专业。我的学生朱介民当时是我们第一届化学纤维毕业的，他54年进校，58年毕业，因为58年我们下放劳动，所以他的课没上过，我们56年大学毕业，57年毛主席叫知识分子下放劳动。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做了一年筹建实验室，57年下放劳动，59年底回来，等于快两年，在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在上海的西郊。吴宗铨因为身体不好没去，一直跟着钱院长搞科研，我身体还可以，就跟着下放劳动，当时我就坚定了信念，要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搞富强，我们国家实在太穷了。我住的那家很苦的，她的老公生病去世了，一个女人要带三个小孩，我们就跟她们住在一起，大女儿和两个儿子，你不能想象的，就在上海郊区，苦得要命，一年都不洗澡的，吃饭就是每天早上稀饭、晚上稀饭，中午就吃一顿干饭，我就跟他们一起吃，而且吃饭的时候她的小儿子鼻涕都掉下来了。我们住的房间，后面就是猪住的，也就是猪房里面整理出来给我们住，我当时就想着一定要努力建设我们国家。这还是上海的郊区，边远的郊区还苦。我们大学生的家庭条件还是好的，一直读大学都没有接触过苦日子，所以毛主席叫我们都下放劳动也有好处，改造改造思想，但是我们学院科研方面就荒废了两年。

吴宗铨大学毕业以后就和钱院长搞科研，我就和方柏容，一直搞丙纶。后来呢，我就跟研究所所长李繁亭，大概是在1980年向部里申请了涤纶高速纺的设备。我1963、1964年读研究生，和王依民老师合作过，研究聚丙烯，我也写了几篇文章。我读大学的时候不是读化纤专业，我是纺化系，纺织，就是织物的染色和印花。后来做丙纶，就是纤维性能方面。和现在不一样，我读大学的时候班上一共就二十几个人，我们是没有导师的，那时候孙桐老师是我们的物理化学老师。我的指导老师是方柏容，我在大学毕业以后跟他创立了化纤专业，我是搞学生实验项目，实验讲义，一个个实验都要自己做过。我编了《化学纤维实验教程》，所以实验部分非常熟悉。我一开始就参加了实验室的建设，孙老师就跟我说，要好好把学生的实验技巧培养好，所以我们学校牵头编写了这本书，也评了奖，后来很多化纤专业的学生都在用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在孙桐老师的指导下培养实验技巧，他从苏联回国的，一回来就很重视实验教学，我们和外校一起主编了这本书，我们也不是不能自己编，但是当时为了团结外校，其他学校的哪个老师比较好，我们就在一起编写了这本书，所以这本书等于化纤专业教材编写委员会组织编的，是全国性质的。所有学校的化纤学院，北京的、青岛的、天津的，我们是主编。(www.xing528.com)

我的老师孙桐老师讲课讲得很好，他口才特别好，他是我们专业高分子物理培养出来的。1960年，化纤教研中心派我到成都学习，苏联的专家给我们上课，讲一些化纤的东西，我就到成都去进修，那时候是俄文上课，有翻译的，我们那时候英文水平很差的，我现在小外孙英文都比我好，他高中一年级，英语听说读写都很好。我们当时的外语讲得不好，但是翻译可以，翻译俄文的专业书我们也会的，我们就是靠刻苦，多查一点字典，虽然我俄文很差，但是我们也组织教研组翻译了化学纤维成型的物理化学基础，翻译了一章。后来纺织部晓得我们会翻译，就组织我们翻译了别的书，我爱人是苏联留学生，我们是高中同学，他的英文也比较好，所以他可以指导指导。我们专业开始的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的时候，一边倒，全部向苏联学习，包括教材，怎么做毕业设计，我们老师去那里把他们学回来，参考。他们开哪些实验，我们也参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创造一些，根据我们的条件开几个实验。方先生当时在意大利的老师使得他对丙纶很有造诣，我们就跟着他做丙纶，纤维素方面钱院长有特长，他在英国就是纤维方面的专家，他主要是搞木浆粘浆，做黏胶纤维。聚酯到后来就是涤纶高速纺，后来“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学校向纺织部申请了涤纶高速纺的科研，李老师申请的，我们教研组和化纤组联合教师做这个项目，我们是做工艺的，还有组织我们学校机械的和电自动化，没有电这个仪器开不起来，没有卷绕机，高速纺也做不起来。组织了全校在做这个，那时候也没钱，我就向厂里面要一些旧的设备，螺杆起压机就是我向化纤厂要的。我们先设计好纺丝设备，再由学校校办工厂加工制造，组装起来就能纺丝了。接下来要把原料搞清楚，然后就晓得高速纺对原料有什么要求，这是我们做得比较详细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但我们纺丝经验还是比较欠缺的，以至于后来我们机械电器都过关了，就是工艺不过关。工艺关键就是那个喷丝头，高丝纺要求很高，要求加工的精度很高，我们的喷丝头是国产的，这个零件过不了关，设备问题是纺丝工艺里面的一个很小的零件，不是卷绕机，卷绕机是机械负责，后来我们丝纺出来了，开始的时候不会纺，上油放在下面，结果铜环刮不出来，后来知道上油要放在上面。我和张老师到苏州的某个镇去做试验，本来我们的丝很好很好的一桶，可到那个机器，速度一高，马上丝就断了，这样来来回回起码失败了半个月，每天我们纺好丝，拿一个铅桶，那种塑料片桶，拎好拿到苏州去做，这里纺好丝就到那里去，通不过。当时只有两个礼拜马上就要鉴定了，本来李老师不管我们高速纺，他看很困难，就来做了，天天纺丝去加工，一直过不了关，李繁亭老师很急，最后我们发现飘出来的丝有的飘得远、有的飘得近，有的正常，有的几根丝就往外面飘，后来我们晓得是喷丝板质量不好，我跟李老师说我们去金山化纤厂去借喷丝板，借来一纺，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高速纺基础研究做了，理论做了，原料分析也做了，开始的时候水分很重要，烘烧也解决了，最后喷丝板通不过，后来也解决了。开始我们是小试鉴定，后来是中试鉴定，中试鉴定也很困难了，要四个部位连续开车半个月，要叫你纺出多少丝，那个时候完全是我们的教师跟班生产，所以通过这个项目我们也熟悉了设备和工艺，对我们教学质量的提高也很有用，所以后来张瑜老师和我，还有胡学超老师，就专门开了这个选修课，讲高速纺丝这门课，因为自己经历过高速纺丝，所以对设备、原料、基础理论都清楚了，后来我们讲课的时候自己觉得很有把握，讲得也比较生动，我们的科研也带动了学生的毕业论文。因为有这个基地，高速纺里有很多题目，怎么测张力，怎么测温度，纤维的结构和性能，培养了很多研究生和博士生。就是这个项目把我们专业带起来了。后来这个项目中试通过了，国家要求我们推广这个项目，朱介民老师当时已经是校长了。这个项目把我们整个学校的机械系、电器、工艺都带起来了，后来在四个地方开了工厂，我负责江阴，张老师负责沙洲，还有个在绍兴，还有一个在无锡。我们从工艺设计、设备设计，到帮他们安装、开车、教他们生产，我们每天都在外面跑，那时候化学纤维很少的，我们推广四个厂，所以我们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我们学校当时最大的一个项目，也带动了学校的很多研究，包括基础研究、设备研究，因为进口了纺丝机，都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慢慢扩大，把这个专业建设的像现在这么好。我们那时候设备差得不得了，都是厂里调的旧设备，80年到86年，我们一共用了6年。李老师是1986年1月去世的。

后来我们学校做了超高速，开始的时候叫POY，后来争取项目超高速纺叫HOY，胡学超来了接下来搞，我就没有参加，回教研组了。教研组里教学都是我抓的，等于教研组主任，开会布置任务都是我在做，我跟学生接触很多，所以学生都跟我很熟，每年校庆，学生都要请我去参加校庆，以后我就不熟悉了，退休了，以前的学生我都熟悉，我每届的学生都要由我来安排毕业论文，当然还有其他老师一起安排，基本上我都熟悉的，因为我们一直管教学的，我对他们也很喜欢，对他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有的学生就说，陈老师，大家都不喜欢跟你搞课题搞设计，你要求太高了，我们现在就很感谢，我就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学生身上，科研跟他们一起做，设计也亲自带，我不像有些老师都让同学自己做，所以后来同学都感到这样很好，还有上课的时候，我总归记得，有一个校友很感谢我，他说，陈老师，很感谢你当时没有把我关掉，就是我上的工厂设计课，有一个同学现在北京是搞电子通信方面的，脑子很灵，工作不是我们专业的，脑子很灵，就是不认真读书，当时考我的课考了五十几分，我要是关掉他，他就要留级了，不能正常毕业。所以我就放了他一马，给了他60分，让他毕业了。所以他回来说，陈老师，幸亏你没有把我关掉。所以，有的时候对学生也要爱护，原则性也不能那么强，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因为我这门课也不是很主要的，不是很主要的为什么关学生关得那么紧？所以我就给他及格了，他就是很感激，说你到北京一定要找我。所以老师对学生一个要了解，一个要爱护，就是这样，我带毕业论文，都是跟学生一起做的，手把手教实验。学生上大学，上你们大学，上你们学院，交给你，你就要负责培养，还要教学生怎么做人，怎么思考问题，这个很重要，怎么分析问题，你一天到晚不跟学生在一起，你怎么教学生？现在的老师都坐在电脑前工作，不深入实验室，应该跟学生一起做实验。现在的老师太忙，学生都放羊了，都是学生自己在弄，这样不行。当然这个也有好处，独立工作能力很强，但是适当的指导，最少两个礼拜要见一下学生。我们那时候都是跟学生一起。实验不过关怎么进行基础研究，工厂遇到问题怎么解决？一定要动手，我们以前都是做好实验总结数据分析归类，再看看人家怎么解释思考，再写文章。1978年，“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学校恢复招生，同一年成立了教研组，那个时候我是教研组副主任，专门管教学的，往后全国组织统编教材，有了教材有了实验室，这个专业就可以正式招生。沈新元老师是77届进来的，是我的学生，到三年级才到我们教研组。我觉得以前像沈老师都下乡过的，他本来是小学老师，1977年以后重新上大学，那些老师都很认真读书的。王依民老师是化纤九厂的纺丝操作工出身，到我们这里读研究生，他英文很好的，看病都舍不得去看的，搞X光，也很不容易。他很关心同学，话也不多，手把手地教学生，我和他很熟的。赵炯心也是我的学生，张瑜和陈彦模是65届的，我是工作以后读研究生，他们的课我没上过。顾丽霞是1960年毕业的，我们这些都很年轻努力，拼命地干，那时候身体也好，跑得动。现在我这个膝盖的毛病就是当时跑出来的，纺丝在上面，下面卷绕，楼上楼下跑，我是教研组搞教学的，后来做了巡视员，所以我对老师讲课都比较熟悉，给他们讲课提出一些意见，一些改进。

现在青年学生多了，老师少了，所以不可能像我们以前那样，以前最多两三个班，老师多，所以一个老师只带两个三个学生，我们可以手把手教他们，现在老师带的太多，也不能怪他们没有精力，所以就靠同学主动地找老师，你们去找他们，他们都会告诉你们。你们多主动一些，自己也要学习独立工作，你们现在的学生应该比我们当时质量高，你们高中也比较好，基础比较好，现在实验室的条件也很好。现在学生的基础好，独立思考能力也比较强，也比较活跃，就是你们吃苦的精神比我们差，你们自己要多努力，多去找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