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润物三春雨，有志育才终不悔-追忆方柏容教授

方柏容（1911年6月—1995年3月），纺织教育家、化学纤维和环境治理专家。1941年获意大利皇家工程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同年留学美国，1941年至1947年任美国新泽西贝尔研究所化学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通纺织学院教授，华东纺织工学院教授、纺化系主任，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上海环境科学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1943年在美国贝尔实验室从事有机化合物合成研究，快速制成军工产品六羰化钨〔W（CO）6〕。1954年与钱宝钧创设我国化学纤维专业。编著有《等规聚合物纤维工艺原理》、《化学纤维》、《粘胶纤维的制造》等学术著作和论文。毕生从事纺织教育和化纤、环境治理研究，为培养纺织科技人才作出了很大贡献。是我国化纤专业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纺织系统环保专业的奠基人。

以下是方柏容老师的学生陈季华的口述部分：

（陈季华：东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教授，“甲醇精馏残液生物处理工艺”获国家发明三等奖，WTO世界知识产权金奖，1996—2004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

问：您和方柏容老师是如何结缘的，能否说说初次见到方老师的时候，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陈季华：我进大学是1959年，那个时候我学的是纺织，当时纺织学院有两个有名的教授，一个是钱宝钧，一个是方柏容，都是研究化纤的。我的专业是纺织，我学的是绢纺。在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方先生首先想到的是要保护环境，需要成立一个社会教育室。方先生很早就在环境科学领域研究，成立社会教育室需要招聘人员，这时候也就是1975年，我到学校表示愿意改行，也得到了方先生的支持。那时候方先生还没有家室，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个非常年轻、非常努力的人。他告诉我，“文革”中上海延安路的多少个厕所、多少个体育馆都是他负责的……他戴着高帽子——因为他当时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他就一直在清扫厕所、体育馆，好不容易熬到“文革”后期，他一定要成立这个社会教育室，当时高等学校都不招生，我们克服万难，成立了一个社会教育室。后来又有工农兵学员，当时成绩好的学生能被保送到大学。那个时候，方柏容先生说一定要招生，1976年的时候我们要招社会上的学生，也把我招进来了，这个时候才有缘做了方先生学术上的弟子。方老师是个非常年轻的学者，他虽然是化纤领域的掌门人，可是他平易近人，为人很正直，学术上没有一丝懈怠，是一个慈爱的师傅，对自己的子女教导严格。

问：跟着方柏容老师做实验的时候，您觉得方老师对于学术方面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又是如何要求学生的呢？

陈季华：他非常愿意啃硬骨头，争取到了当时一个很艰难的项目，他跨越化纤和环境两个系，没有方先生，我们就不能开启跨国家科委、国家轻工部、纺织部、化工部四个部的项目，利用四个部的科研基金给我们环境系筹备到很多仪器。他没有私心，拿到的科研经费都用到教育和科研上，给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有个项目，中国纺织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都在争报这个项目，希望渺茫，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人去答辩的现场。答辩专家问我“你怎么考虑加热蒸馏产业的升温处理，另一个比你们有经验的化工厂做了两年还没有出成果。”我说我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是溶剂回收，专家认为能耗太大；第二个方案是异氧处理，但是产生的沼气万一爆炸，那不得了；第三个方案是通过二传手解决问题，利用寄养微生物起作用。总工程师肯定了第三个思路，我马上向党委书记汇报，说这是背水一战，若项目不能成功完成，学校和我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当时我们做得很辛苦，没日没夜地做试验，结果成功了，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年国家发明奖。作为上海市所有项目中理论性最强的一个，我作为代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我和方先生在实验室里，到1990年的时候已经做了15年实验，他对学生很好，没有架子，但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而且实施一个科研方案以后叫学生自己一步一步完成。

方先生看到别人在学术上不走正规的路，决不会容忍，也教育我们不要容忍。有一个学生搞减压蒸馏，方先生认为这条路绝对不对，是不会成功的。他在学术上非常严肃，要争个明白。我们从来没看过他发脾气，只有这件事看到他发脾气，在科研方面要求很严格。

问：方老师在生活中又是怎样的人呢，能否说一些轶事让大家了解一下？

陈季华：我是方先生家中的常客，他家在瑞金路，他非常平易近人，包括我的女儿也经常去玩。方先生承担了很多家庭责任，从1975年我认识他以来，一直到他退休没有加过一分钱工资，他要养活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要供他们读书，虽然还有一个保姆，但他自己也要做家务。退休后，他把毕生的积蓄都捐献给环境学院设立奖学金，真的没有考虑到自己家庭经济的事情。生活中的方先生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外公。他曾说要想出科研成果，如果到了吃饭时间还没研究完就买几个冷馒头。他对儿子要求很严格，恢复高考以后，他的儿子在我们学校的分校就读。他是个非常慈祥的父亲，我们带着他的儿子一起到山东搞研究工作。80年代时条件变了，但是我们做微生物实验一天都没水的，晚上厕所也没有水，把方公子带去，吃了很多苦，克服了很多困难。有时候方先生通知我们买站票到青岛去，我是唯一可以享受花两块钱租一个小矮凳坐在那边，他的儿子都没有享受我这样的待遇，就这样我们一起到青岛去，路程超过24个小时。可以看出，方先生既是慈父又很严格。(www.xing528.com)

问：跟方柏容老师相处了这么久，您最欣赏方老师身上的什么品质？

陈季华：原来方先生在工厂，后期环境宽松一点了，不像以前被皮鞭抽、戴高帽子，他有了一点权力了，有了一点微小的权力。我刚被招聘进来就到一个漂染厂，就是纺织染厂，方先生看到纺织染厂污染这么厉害，下决心一定要把苏州河、黄浦江的污染治理好。当时方柏容先生和我们一起下铜芯瓦厂，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研究污水处理。我跟方先生下工厂时，真是惊呆了。他那时候的岁数，我想想应该和我现在差不多大了吧。那个时候，在上海第二化纤厂的一个污水处理塔，我们把污水撒在塔上，微生物分解成丙烯氰或者是分解成氰根，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生物降解。那个时候我跟着方先生在第二化纤厂，我们扶着一架岌岌可危的楼梯，他爬在前面，我那个时候三十多岁，跟着他爬，下来的时候害怕得要命，我也不敢叫，不能叫，因为那是“文革”时期。方先生他先下去，我看着方先生，怕不小心摔在老先生的头上或者身上，我慢慢下来。我非常敬佩老先生的敬业精神。

方先生那时候身体挺好的，带领我们编讲义，编实验教材，也就是我们环境学院现在的当家教程《水污染控制工程》，在他的指导下编成。“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恢复高考，我们学校成为第一个招收环境工程本科生的学校。我们第一届本科生毕业的时候，同济大学才开设这个专业。方先生有很多社会工作，他有时候叫我代他上课。我们编书的时候都要自己编纲版，大家都不计较报酬。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方先生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是关于上海第一毛雕厂污水处理的。第一毛雕厂旁边就是上海自来水厂，毛雕厂与上海自来水厂只有一壁之隔。方先生在黄浦江上租了条船，带着我去看污染的情况。我惊呆了，第一毛雕厂洗黄绒的水，就像一条龙一样喷出去，自来水厂的取水口近在咫尺，脏水马上被取进去，让人触目惊心。每1 000公斤洗毛的水里有700公斤的泥沙、毛绒丝，这么多污染物质排到黄浦江中，污染实在太严重了。方先生就向纺织部申请了一个项目叫“洗毛废水常温氰化处理和利用”，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一理念的，1979年我们获得了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那时候这就是最高奖励。我每天除了到延安路校区进修，其他时间都在工厂。方柏容先生深谋远虑，我们大学第一个环境工程获奖的项目就是这个。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污染治理好，希望从同济大学换一个教师过来。”又问我能否去同济大学。”我说：“我家就在南市区，我到东华大学上班和到同济大学上班路程一样远。”但是后来同济大学反悔了，没有交换成功。方先生又把我送到同济大学进修，那时候跟着同济的研究生一起学习。这样奠定了环境学院以后获得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的基础。如果我不去学，我只会做瓶瓶罐罐的小规模，现在我们都能做几十万吨的污水处理。方先生是环境治理方面的前辈，他1986年到美国去了。

问：我们都知道方柏容老师不仅是国内最早进行丙纶等化纤研究开发的权威专家，而且还是我国纺织化纤环保专业的创立者，1993年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纺织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那在您看来，方老师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在科研教学中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经费不足、人手缺乏、仪器设备落后、技术难题等，是如何解决的呢？

陈季华：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我们纺织系没有实验室，就在延安西路隧道的上方，设计了两间临时房组成实验室，因陋就简地招收本科生。我们华东纺织工学院还有个分院也招生，条件更苦，我们的临时房不仅要供自己做实验，还要让分校的学生做实验，一直到1986年环境学院搬到新实验室。临时房实验室培养了很多本科生和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分院的学生。那时候的学生都很刻苦，做实验都不分白天黑夜。当年我们获得了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的奖金500块钱，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方先生很高兴，这个500块的分配很公平，所以他心里坦荡荡。我们在第一毛雕厂，厂商给我们5 000块钱的科研经费，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我们老师用的稿纸只要3毛8分，我们把经费都用在教育上，买了药品和烧杯，他非常无私。当时就我们课题组有经费，其他课题组老师没有经费。我们去毛雕一厂工作，方先生会奖励我们3分钱营养费，因为我们要接触很多化学药品，其他老师都很羡慕。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落后，在实验室很痛苦，没有通风橱，二硫化碳、硫化氢都在废气中，因为临时实验室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方先生和我们一起也要待在恶劣的条件下。当初我们要做羊毛脂的回收，不是用苯就是乙醚，每天至少接触8个小时以上，所以方老师头痛。

问：方柏容老先生已经辞世了，对于他离世之时您是否有印象？有什么感触呢？

陈季华：方先生后来是得肺癌去世的，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他为啥会得肺癌，现在分析可能是他在第二化纤厂接触过毒气丙烯氰，还有我们在提炼羊毛脂的时候，接触过有毒的苯和乙醚气体。方先生在第二化纤厂被戴了高帽子批斗，心情一定很郁闷，我们都想不到导师这么好的身体会得肺癌。

问：您能不能分享一下当初方柏容老师对你们那一代学生的教导，以此来勉励现在的学生。

陈季华：我认为你们是很幸福的一代，这个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希望你们做科研要扎扎实实，用方先生的话来说，“在科研没有完成的时候就买几个冷馒头，在科研完成的时候再吃下去”，这样才会攻克难关，才能出成果。在我去人民大会堂领奖的时候，很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跟我说，“我们研究了一辈子才得到和你一样的奖”，那时候他们哭了，我也哭了，他们比我们还要艰苦，他们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研究原子弹、导弹，相比之下，我们比他们幸福一百倍，你们比我们幸福一万倍，一定要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