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传承之路：致敬中国金融奠基人

史道源先生，我国金融业的先驱者之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招收的国际金融研究生第一人，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奠基人。

史先生学贯中西、德高望重，他的学术成果影响和培育了一大批新中国金融系统的专家学者，尤其是我校的后辈学人。已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金融教研室主任刘舒年先生曾回忆：“我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贸大工作后，就作为助手协助史道源先生工作。我们贸大的国际金融专业从无到有，再到形成自己的特色，都受益于史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我们是从史先生手中接过国际金融专业建设的接力棒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学科带头人、学术泰斗薛荣久教授回忆，史道源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曾向他亲传教学方法的精要。在史教授的启发下，薛荣久教授后来创建了“国际贸易大班讨论法”和“研究生思辨式教学法”，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难能可贵的是，史道源先生不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奠基人，更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金融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史道源先生1949年以前的研究成果

史道源先生生于1918年。新中国成立前，作为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他曾在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和南开大学工作，并在《四川经济通讯》发表了《谈物价调查》一文，在《大公报》发表了《美国贷款与当前经济》《证券交易所的使命》《论改革币制》《外汇平衡工作的检讨》《论新币制》《评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等当年颇有影响的六篇学术文章，对国民党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向外贷款、外汇平衡和币值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新中国成立后，史道源先生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前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身）担任教师。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时，史道源先生不幸遇难，是我校金融专业发展史上的重大损失。

二、史道源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研究成果

（一）史道源先生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囿于国内外环境和学术条件，我国学界对国际金融发展前沿的了解相当匮乏，获取最新信息困难重重。然而，史道源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敏锐的洞察力和无与伦比的勤奋精神，率先在国内对汇率制度和金融危机等领域进行了极富创新性的研究。当年，其研究成果即使放在国际上对比，也颇具前瞻性。

1929年美国大萧条之后的50年，各国经济学家虽然十分重视经济危机及其成因的研究。并产生了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等诸多学说，却鲜有专家学者专门聚焦金融危机的研究。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银行危机、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人们才逐渐重视对金融危机的研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于90年代初专注东南亚经济结构问题并发出金融危机预警时，在学界引起的反响相当有限，甚至遭到很多学者的负面评价。直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克鲁格曼才真正确立了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并使其第一代和后续的金融危机理论问世。

难能可贵的是，史道源先生早在1965年就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略论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文。在该论文中，史道源先生对金融危机的预警和刻画，如果不是受制于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国情，学术观点的前瞻性至少在国际金融界领先了30年。

史先生不但在论文中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必然性，而且对其发生的条件、程度以及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制度面临的挑战均进行了大胆预测。史先生认为，当时“一次深刻的国际金融危机早就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着，并且目前已经逼近了爆发的边沿”。

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其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规定1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价，实行美元-黄金本位制。各国实行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各国政府有义务通过外汇交易市场保障汇率波动的幅度维持在平价上下1%内；同时，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金融组织IMF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的问题逐渐暴露，危机愈演愈烈。

史先生指出，“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货币信用制度危机在国际货币制度方面加剧的结果”。

史先生是国内最早介绍和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国际收支和汇率制度的学者，他明确、系统地提出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路径。史先生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信用制度危机早已非常严重。就国内的货币流通来说，各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在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上有一些差别，并没有质的不同。现在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已经降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爆发经济危机的条件逐渐成熟。在这种形势下，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还要继续恶化下去，它们的信用制度也很脆弱，有些国家已经出现了银行倒闭和有价证券价格猛跌的现象。将来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一次深刻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史先生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英国的国际收支的严重逆差问题，指出“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和英镑的地位将发生动摇，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等国对美元地位的挑战，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货币关系极为紧张，因而得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制度已岌岌可危，国际金融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史先生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在这种制度下，其他国家有随时要求以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维持，取决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特别是它的国际收支状况、黄金储备状况，以及对外能不能保证美元和黄金的自由兑换。史先生分析：“美国和英国的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48年的53.1%和11.2%，下降到1963年的44.7%和8.4%。出口贸易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47年的32.4%和9.8%，下降到1963年的17.1%和8.5%。法国等‘共同市场’国家的生产、贸易和国际收支的状况都比美英两国要好一些，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贸易等方面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已经从各方面严重地威胁着美国和英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英国却利用美元和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积欠了巨额的对外短期债务，而它们的黄金储备又急剧减少，实际上早已无力维持美元和英镑对外同黄金的自由兑换。这样，美元和英镑的国际信用丧失殆尽，现行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所以还能维持一时，完全是依靠美国和英国所采取的一些人为措施苟延残喘。因此，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的动荡，美国和英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的增长，往往会引起资本从美国和英国汹涌外逃，大量抛售美元、英镑，汇率下跌，抢购黄金和黄金涨价等情况。近两年来，这些情况的发生日益频繁。一旦美国和英国无力加以制止，现行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就可能崩溃，资本主义世界就要陷入一次非常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

正如史先生指出的那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其赖以建立的基础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以及其运行机制存在内部矛盾。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单一中心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各国的国际储备必须相应增加，这需要美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逆差来实现。如果美国的国际收支保持逆差，则不但会使美元汇率下跌，而且导致各国政府以大量美元向美国政府兑换黄金，导致美国黄金大量外流，从而影响美元信誉和引发美元危机。除此之外，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储备货币发行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利润分配不公平、固定汇率制使得汇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失灵等，都将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走向崩溃。

史先生的论述不仅与时代同步，甚至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分析，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克服的“特里芬难题”，深刻揭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的必然性。

此外，史道源先生还从美元和英镑两种储备货币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机和条件。

首先，关于美元危机，史先生指出，美国的国际收支早在1950年就出现了逆差。不过，在1950到1957年期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数额还不是很大，平均每年约12亿美元左右。由于过去资本主义各国的“美元荒”十分严重，所以这个时期美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的结果，主要导致了西欧国家“美元荒”的消失和它们的黄金美元储备的增长，美元危机尚不显著。1958年以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急剧增加。最多时，每年接近40亿美元，平均每年也在29亿美元以上。在国际收支危机加剧的过程中，在西欧国家的“美元荒”已经消失的条件下，美国继续利用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积欠对外短期债务。到1965年6月底，这种债务已经高达290多亿美元。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美元过剩的情况相当普遍，兑换黄金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而美国的黄金储备只剩下139亿美元，因而美元危机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同美国的情况相比，法国和西德等“共同市场”国家的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相对加强，国际收支连年出现顺差，它们的黄金美元储备不断增加，法国法郎和西德马克的国际地位也相应提高。在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对比出现剧烈变化的条件下，法国等国家先展开了反对美国金融控制的斗争，进而和美国争夺货币霸权，提出了改革以美元和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的诉求。

上述分析表明，史先生不仅十分敏锐地关注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而且系统分析了当时形势下美元危机的发展进程，预判了美国将采取的缓解美元危机的措施。史先生认为，美国会向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举债以应急需。同时在国内，美国将陆续实行限制美元外流的措施，如征收利息平衡税等。不仅如此，美国还取消了联邦储备银行对会员银行存款的25%的黄金准备，腾挪出了50多亿美元的黄金。史先生认为，这些措施有的可能暂时起一些作用，有的完全没有作用；即使能够暂时起一些作用，从较长时期看，必将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从而走向它的反面。例如对外举债，史先生指出，这将使美元的基础更加虚弱，从而为未来发生更严重的危机提供土壤。而且，史先生强调，取消联邦储备银行对会员银行存款的黄金准备的做法，不仅效果有限，远不足以应付美国的国外短期债务，而且会使美元的基础更加虚弱。最终，令人信服的是，历史的进程、演变和史先生的预判高度一致。

其次，关于英镑危机，史先生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镑的地位已经被大大削弱。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贸易的40%左右仍然使用英镑办理结算，所以它还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当时，英国有巨额的对外短期负债，黄金外汇储备远远不足。1964年，英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达到空前高峰，引起资本汹涌外逃。史先生对此评价，英国应付英镑危机的主要措施是“挖东墙，补西墙”。英国先后向国际货币基金、11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借债，还变换了它所持有的美元有价证券12.5亿美元，才得以暂时推持平价。史先生认为，英镑是否贬值将取决于英国的紧缩措施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和英国向外借款的能力；然而，紧缩措施会影响到其国内的生产和失业，很难持续下去，且英国的对外借款已达到最大限度，不可能再有转圜。史先生指出：“就英国的条件来看，再发生危机时，英镑贬值的可能性很大。英镑贬值可能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崩溃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货币危机下，各国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为了防止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自身，它们可能互相支持。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它们也会相互斗争。史道源先生指出：“美国为了利用英镑作为美元的挡箭牌以减轻美元所受的冲击，过去在英镑危急的时候，往往支持英镑。去年（1967年）英国30亿美元的大借款，就是在美国的倡导下取得的，并且其中10亿美元是由美国提供的。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近两年来，随着美元危机的加深，它的地位愈来愈虚弱，英镑危机总是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元的不信任，加速资本从美国外流，使美元受到巨大的压力。英镑危机和美元危机已经发展到逐渐纠缠在一起，更难应付。”

史先生的研究和观察始终与国际金融市场同步，甚至显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超前性、客观性、务实性。史先生举例说：“1964年11月，英国把贴现率提高到7%以后，美国立即把贴现率提高到4.5%，并且公开声称这是‘保卫’美元的一项措施。美国提高贴现率后，英国报刊则说‘这抵销了英国措施的最高效力’。英国改善国际收支的其他一些措施，如变换美元有价证券等，对美国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样，今年（1965年）美国所采取的一些限制资本外流的办法，又使英国受到很大的压力。”史先生认为，矛盾不仅出现在发生货币危机的英国和美国之间，以法国为首的“共同市场”等国家，一直希望提升自己国家货币的影响力，推翻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们在对外贷款时，往往提出要以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为条件。

针对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国际关系，史先生预测了未来可能发生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英镑不贬值情况下的小型金融危机。史先生分析道：“由于英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避免因英镑贬值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震落殃及自身，法国等‘共同市场’国家可能并不一定迫使英镑贬值。何况在有国际收支顺差和多余的美元和英镑的条件下，英镑不贬值，美国的黄金‘官价’也会推持不变，法国等国可以用35美元1盎司的低价兑换大量黄金，对它们也有有利的一面。法国等国的目的主要是想分享美元和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权和利益，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它俩还可能支持英镑；但是，必然会利用机会狠狠地打击美国和英国，迫使它们接受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条件。由于英镑危机更加严重，英国在经济上要求助于法国等‘共同市场’国家，所以英国对于法国所提出的改革‘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的主张表示可以考虑，不像美国那样坚决拒绝。正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最近美国加紧拉拢和控制英国，提出要加强两国的合作，以联合抵抗法国等国家的压力。但是，利益可以使美国和英国联合，也可以使它们分裂。当英镑再度发生危机，需要求助于法国等国家时，美英的这种联合就很可能破裂。法国最近对英国已经表现了策略上的所谓‘灵活性’，想拉拢英国。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能就改革现行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问题达成某种协议，美元和英镑现在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必将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各国在国际金融方面，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包括提高黄金的美元价格在内。实际上，这等于爆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所受的冲击可能会稍小一些。”

另外一种情况是英镑贬值情况下的严重金融危机。史先生指出：“在英镑再度发生危机时，如果由于美国和英国不接受法国提出的改革现行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的条件，法国等‘共同市场’国家拒绝支持英镑，英镑很可能被迫贬值。英镑的小幅度贬值，虽然不至于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效尤，但是，对于英国应付国际收支危机，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英镑进行大幅度的贬值，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将受到强烈的影响。”“如果英镑被迫实行大幅度的贬值，美元等其他西方国家的货币很可能随之贬值，现行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就将陷于崩溃，资本主义世界将要爆发一次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各国都将受到深刻的影响。”(www.xing528.com)

史先生从复杂的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金融危机中的立场，指出了各国之间矛盾斗争所在，准确预见了金融危机的发展方向。

史先生说：“在国际关系中，各国又合作又斗争。随着美国霸权力量的削弱和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力量的增强，此消彼长，世界从单极化逐步走向多极化趋势。国家之间分离聚合、亲疏冷热的复杂关系，最终都离不开国家利益的诉求。”正如史先生所预料的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数次严重的美元危机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制度将会出现怎样的走向呢？史道源先生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将来还要继续实行“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首先，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将要大大下降，不能再保持原有的规模和影响。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必将更加削弱。其次，西德马克和法国法郎等货币在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中的地位将相对提高。

史先生分析国际货币制度的变革将会出现三种可能：一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流通手段，将由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各占一定的此重，按照一定的办法，由一个国际金融组织负责提供，从而形成多种储备货币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二是西欧“共同市场”国家组成货币同盟，同美元和英镑对抗，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三是“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破裂，美元、英镑和法国法郎几种主要货币各在一定范围内起储备货币的作用。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正像史先生预测的那样，黄金的作用大为降低，美元也逐渐丧失其单一中心货币的地位，特别提款权被创立并成为一种储备资产；国际储备体系逐渐呈现资产多元化的局面；区域性的经济组织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欧洲货币联盟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的欧洲货币体系，再到欧元诞生……所有这一切，=都印证了史道源先生的前瞻性和洞察力。

（二）史道源先生对于汇率制度的研究

史道源先生对国际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汇率制度的沿革及各种汇率制度的特点和影响也进行了深入研究。1975年，史道源先生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发表了《略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浮动汇率》一文。这是国内学界最早阐述和评价浮动汇率的学术成果之一。

在《略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浮动汇率》中，史道源先生首先论述了浮动汇率制度的背景。史先生指出，浮动汇率制度“古已有之”。早在1862—1870年，美国就曾实行过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它的广泛流行，则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后，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制度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的爆发和不断加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平衡，使它们在一定时期内暂时呈现某种均势，围绕汇率的斗争一时难见分晓的时期。浮动汇率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时期所实行的汇率制度，是由旧的汇率制度向新的汇率制度转变的过渡性的汇率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平衡使美国在力量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成为超级大国，因而浮动汇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钉住的但可调整的汇率制度得以建立起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频发并在1973年最终瓦解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美帝国主义的削弱，第二世界的西欧“共同市场”国家与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在力量对比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势均力敌的局势。因此，西欧“共同市场”国家与日本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全面展开了反对美国霸权的斗争，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比较普遍地陷入国际收支危机，一时难望好转。在这种条件下，新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度难以建立，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好实行过渡性的浮动汇率制度。

史道源先生在系统阐述浮动汇率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后，还深刻分析了浮动汇率制度的本质。史道源先生以“以邻为壑的惯技”“物价上涨的加剧”“同床异梦的干预”“银行危机的加深”四个标题概括了浮动汇率制度。史先生通过实例证明，货币贬值并不一定能够扩大出口贸易额，反而汇率经常剧烈动荡，使价格波动的风险大大增加。同时，货币贬值必然相应地引起原料等进口商品的涨价，推高国内的通货膨胀。各国都希望通过本币贬值、外币升值来增加出口，于是竞相贬值，加剧国家间的货币战。在浮动汇率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已不再承担维持钉住汇率的义务，也不再是投机的主要冲击对象，商业银行则首当其冲……由于外汇投机活动，发生了一系列银行倒闭和亏损事件。

史道源先生针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对于浮动汇率制度提出的“管理浮动汇率的指导方针”六条进行了深入剖析。史先生说，这个方针要对会员实行浮动汇率“进行监督”，目的是防止汇率发生剧烈动荡，要求各国相互协商，将汇率控制在或使其接近某一“目标范围”。史先生认为，这样的指导方针基本没有任何约束力，对解决浮动汇率制存在的问题作用甚微。

随后在1977年，也就是史先生已经在唐山大地震的余震中罹难以后，《国际贸易问题》发表了史先生生前撰写的最后一篇论文《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汇率制度》。史先生在文中详细阐释了外汇汇率的概念和标价方法、金本位制度下的外汇汇率、纸币制度和通货膨胀下的外汇汇率、二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汇率制度等。

史先生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典型的金本位制度，即金币本位制度。外汇市场的实际汇率，由外汇的供求直接决定，环绕着铸币平价上下波动。汇率的波动大致以黄金输送点为界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金币本位制度陷于崩溃。战后，它们分别实行金块本位制度和金汇兑本位制度。在这两种货币制度下，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汇率的基础，是它们代表的金量，即黄金平价之比。但是，由于金块本位制度和金汇兑本位制度是严重削弱了的金本位制度，所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汇率已不稳定。这时，美国还勉强维持着金币本位制度。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金本位制度彻底崩溃。

史先生强调，在实行纸币制度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参照过去流通的金属货币的含金量，用法令规定纸币的黄金平价，即纸币所代表的金量。在纸币制度下，在纸币真正代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所规定的金量时，纸币的黄金平价是决定纸币的汇率的依据。但由于纸币不能兑换黄金并且伴有通货膨胀，其远远不能代表法令所规定的金量。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纸币的汇率，不应由纸币的黄金平价决定，而应以贬值了的纸币实际上所代表的金量为依据。从实行纸币制度以后，美国等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取消了私人持有和买卖黄金的自由，取缔了国内的黄金市场，因而没有一个可以表现纸币实际代表金量降低程度的国内黄金市“价”。长期以来，英国的伦敦、瑞士的苏黎世等地，存在世界性的黄金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黄金买卖都集中在这些市场。这些黄金市场的金“价”，虽然受投机的影响，有时暴涨暴跌，但就这些市场的年平均金“价”的变动趋势来看，可以大致反映美元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纸币贬值的情况。纸币的黄金平价与黄金市场的纸币金“价”所反映的纸币实际代表的金量的差额，叫作黄金贴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利用外汇管制等手段，人为地维持远不符合纸币贬值程度的汇率。客观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必然会打破人为障碍，显示自己的作用。在纸币制度和通货膨胀下，汇率变化的规律是，它趋向于符合纸币实际上所代表的金量的减少程度。从长期趋势来看，世界黄金市场的年平均金“价”和物价上涨的总的幅度，大体可以用来说明纸币贬值的程度，作为分析纸币汇率的依据。在纸币制度和通货膨胀，以及管制的和双边的国际结算制度下，纸币汇率的波动，已经没有金本位制度下黄金输送点的界限。针对这种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人为地规定了纸币汇率波动的官定上下限，为黄金平价上下各1%。当纸币的汇率接近官定上下限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就要进行干预，极力把纸币的汇率控制在官定上下限以内。

必须要强调的是，史道源先生是国内最早系统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种汇率制度的学者。他归纳的三种汇率制度包括：

第一，固定汇率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实行了“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1973年，在美元危机屡次爆发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宣告崩溃，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第二，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听任外汇市场根据供求情况决定本国货币的汇率。浮动汇率制度分为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两种形式。史先生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美元对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大幅度下浮，取得了扩大其出口贸易的利益。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资本主义国家纸币的黄金平价、中心汇率等已经丧失作用。美元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危机的不断加深、浮动汇率制度的普遍实行，促使发展中国家在货币金融上加速摆脱对帝国主义国家货币的依附。

第三，复汇率制度。史先生对复汇率的描述和分析，在改革开放前的时代，对打开我国金融业、对外贸易从业者的视野，具有拓荒者的意义。史先生指出，实行复汇率制度国家的货币，对另一个国家的汇率，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甚至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复汇率制度，是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竞争能力的大小，规定高低不同的汇率，以扩大出口；按照加强控制国内市场的需要，对进口商品规定高低不同的汇率，以限制进口；为非贸易外汇规定高低不同的汇率，以影响非贸易外汇的供求；对资本输出输入，另定高低不同的汇率，进行限制。这样，最复杂的复汇率，汇率可以多达几十种，高低可以相差几十倍。非常明显，没有严格的外汇管制，是不可能实行复汇率的。史先生提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材料，当时对资本流动和一些非贸易外汇收支规定不同汇率的会员约有四分之一，对进出口贸易的外汇收支规定不同汇率的会员约有五分之一”。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汇率制度》一文，全面阐释了汇率制度的发展进程及其影响，深刻指出了不同的汇率制度对于干预一国货币汇率的形式和效果有很大差异，不仅会影响到一国和他国的国际关系，也会影响一国国内的经济发展。

正是在史道源先生对汇率制度尤其是浮动汇率制度、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等领域的丰硕和具有开拓性/先锋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校国际金融专业的前辈大家刘舒年教授，在改革开放后主编了国内第一本特色鲜明、视野广阔，科学性、实践性、操作性俱佳的《国际金融》教材。至今，该教材销量已过百万。仍不断再版，为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共和国同在，与贸大同行—我校的国际金融专业从无到有，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人才培养结构的建立和完善，我校国际金融专业一代代学者的成长、人才培养特色的形成，都离不开史先生所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史道源先生是一位学富五车、高瞻远识的金融学家，一位筚路蓝缕、百折不挠的学术开拓者，一位虚怀若谷、泽被后人的大教育家。在贸大走过70年光辉历程的时刻，在此，谨向我校国际金融专业的奠基人—史道源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注释】

[1]本篇由刘园、汪一鸣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