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走出去”战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从资本输入国到主要资本输出国的转变。同时，我国注重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显著进展。我国已深入参与国际投资体制的建设与变革。面对国际投资局势的深刻变化，贸大学者时刻关注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历程并对其进行研究。
李玉梅和桑百川（2014）通过梳理国际投资规则的演变过程，比较分析双边、区域和多边投资协定的差异，针对当前国际投资规则新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国际投资规则谈判中面临的困难与分歧，提出了提高国际投资保护待遇标准、在国际投资规则中逐步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和扩大政府保护公共利益的政策空间等对策建议。[31]
霍建国和庞超然（2017）回顾一个多世纪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历程，探讨规则博弈中各国的历程和观念，分析规则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为我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和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出对策与建议。他们认为，我国应抓住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坚定支持全球化发展，反对保护主义，健全双边层面国际投资体系，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签较高标准的投资协定，推动《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引领国际投资体系改革新方向。[32]
针对国际投资规则体系的现状，刘斌等（2016）基于全球化出现倒退和全球投资规则建立屡遭失败的背景，认为新的全球投资规则必须解决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矛盾、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在安全审查问题上的冲突、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在公共政策立场上的差异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投资规则中缺位等问题。[33]建议我国从双边、区域和多边三个层次寻求突破，在G20等平台上谋求推广注重发展问题的新多边投资规则。
刘斌和刘颖（2017）对现行国际投资规则的碎片化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克服碎片化发展带来的问题是未来国际投资体系发展的重要趋势，认为双边层面的因“资”而异同、多边层面的循序渐进联系贯通，在争端解决方面稳中求进才是完善国际投资规则体系的合理路径。[34]
针对国际投资规则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刘辉群和卢进勇（2010）对WTO框架下的投资规则进行解读，认为WTO多边投资规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并为国际投资提供便利，但其协议范围的有限性和协议之间缺乏协调性约束了该职能作用的发挥。WTO多边投资规则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国际制度保障的同时，我们应当重视其对中国企业的抑制作用。[35](www.xing528.com)
王光和卢进勇（2017）指出“进一步放开市场”“高规格严标准投资自由化”和“促进透明公平公正竞争”已成为各经济体的重要关切点与诉求。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布局下，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到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中去，为中国企业争取到更多的投资便利条件和投资保障措施，为推进“走出去”战略铺好道路。[36]
关于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在投资规则中的立场转变和应对措施，桑百川和靳朝晖（2012）认为，国际投资领域中新兴国家对外投资崛起，国际投资争端频发，看待国际投资态度在发生转变；同时，国际投资规则的内容和结构也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国际投资规则发展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形势下。在此基础上，他们明确提出，中国应加快在投资规则中的立场转换，提升投资保护待遇，逐步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平衡东道国和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37]
石静霞（2015）指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再构建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路径迅速展开。[38]在形式上，双边、区域和诸边谈判成为新规则形成的重要平台；在实体内容上，新一代规则范围扩大且标准提高，反映了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上的新需求。中国在全球经贸治理中，应当从被动应对的规则执行者逐步成长为主动参与的规则引领者，积极参与新规则的构建，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需求，中国参与规则构建并逐渐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前提有两方面：对内，通过实施自贸区战略和统一内外资法律等关键措施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外，积极参与多边与双边、区域和诸边谈判、重视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并密切关注新议题，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规则间的良性互动。
崔凡和苗翠芬（2019）认为，国际投资体制在自由化与便利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投资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39]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投资体制虽然面临投资保护主义的压力，但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总体趋势不会逆转。我国应该通过国内法建设以及综合运用双边、区域、诸边及多边多种谈判方式，积极推进国际投资体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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