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与CGE模型研究:中国智慧促国际经济

全球价值链是过去40年全球贸易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基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均衡模型没有充分考虑已普遍化的GVCs经济活动下的国际生产分工、贸易和投资等深刻变化，所以，难以分析和准确评价近十几年来国际经济出现的部分国家经济结构急剧变迁、贸易严重失衡、各国及其不同群体间巨大收入差等重要问题与现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出现结构性变化，价值链贸易增速减缓。尤其在最新一轮的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全球价值链也在经历快速的变化。

如何正确评价和更好地发挥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林桂军、王飞、杨军、裴建锁、余心玎以及海外兼职教授王直等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程度不仅仅表现在贸易规模上，也表现在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上。编制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可以为深入研究进出口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基础数据和分析问题的新视角。王飞（2002）编制了我国第一张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并以此为数据基础，分析了我主要出口行业的净外汇获取率。该指标实际就是近年来（还是十多年后）全球价值链研究中的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率（DVAr指数）。这项研究成果以国家统计局内参的形式递交国务院及其他相关部委。王飞、齐舒畅和张亚雄（2008）也反映了上述部分工作。^[20]

Dietzenbacher、Pei和Yang（2012）应用反映加工贸易的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各产业不同生产活动的排放。因为加工出口拉动较少的增加值，同时产生较低的排放，而现行估计方法未能考虑加工贸易，因此，会产生较大误差。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出口造成的二氧化碳（CO2）排放，按现行方法会高估60%以上。另外，加工出口是产生排放较少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出口产生的单位增加值计，一般出口的CO2排放比加工出口多50%以上。^[21]该文发表于资源环境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其结果对于我国的碳排放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从Hummels、Ishii和Yi（2001）提出HIY法，Koopman、Powers、Wang和Wei（2010）提出KPWW法后，^[22]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等多个国际机构和世界各地学者对以增加值贸易核算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广泛研究。2011年6月，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2011）提出，增加值贸易是衡量世界贸易的一种更好方法，是真实反映全球贸易运行的新测度工具。2013年1月16日，OECD和WTO推出了全球增加值贸易统计数据库TiVA（Trade in Value Added）。

2014年开始，王飞教授带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青年教师团队，与国内及美国贸易委员会合作共同编制了APEC 21个经济体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并计算出21个经济体的增加值贸易（TiVA）指标，完成了APEC−TiVA数据库的构建工作。^[23]该工作对于准确衡量APEC 21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国家主席习近平等21位APEC成员领导人对APEC贸易增加值数据库的建设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在主席声明中提及“该项工作为各经济体更好地理解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有效工具”。(www.xing528.com)

王直、魏尚进和祝坤福（2015）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总贸易核算法。余心玎、杨军等教授也从事了相关研究。Ju和Yu（2015）将中国投入产出表、制造业公司层面的数据和海关数据整合到价值链的统一框架中，研究了不同行业、区域和公司在价值链上的位置。^[24]在全球价值链的序贯生产过程中，中间品的多次跨境会带来关税成本的放大，进而阻碍全球贸易及价值链生产网络的发展。中国和加拿大的经验表明，部分或全面取消中间品进口关税，将有助于推动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融入并提升其贸易竞争力。余心玎和杨军等（2016）首先基于总贸易核算方法，量化展示了全球价值链上贸易成本放大的典型事实。然后，在三种政策情景下，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量化模拟了中间品关税削减在促进中国及世界的贸易及经济增长、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25]

有文献从局部均衡分析得出，美国的某些产业由于引入低成本的竞争者（比如中国）会有大量失业，Lin、Wang和Pei（2018）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环球价值链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尤其是中美贸易对美国失业率的影响。^[26]成果将附加值转换成就业，发现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会为美国的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美国的出口会为中国创造更多的体力劳动职位。典型的价值链产品，比如电子与光学设备，从创造工作机会的角度来说，在中美两国都是最有效的。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显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紧跟国家发展要求，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量化分析不同贸易政策对中国及全球的影响并寻找解决途径，为国家积极应对国际冲击提供政策建议。成果多以科研报告及论文的形式发表。论文方面，既包括模型运用，还包括模型创新。杨军教授参与中国−澳大利亚、中国−格鲁吉亚、中国−乌克兰、中国−以色列等双边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采用全球均衡模型测算自贸协定对双边经济的潜在影响，有力地支撑了贸易谈判并多次受到表彰。

模型运用方面，均衡模型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自贸协定的经济评价。陈虹、韦鑫和余珮（2013）就TTIP影响进行分析，明确指出TTIP建立将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27]杨立强和鲁淑（2013）将TPP与中日韩自贸区建立进行对比；^[28]左宗文和姚新超（2015）就TPP建立对中国服装产业影响进行分析；^[29]陈福中和陈诚（2019）以CGE理论为基础，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和数据库（GTAP），对美国发起贸易争端的政策效应进行模拟分析。^[30]杨军等（2015）采用改进的GTAP模型评价了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影响，^[31]采用动态全球均衡模型（GDYN）分析了中欧自贸区的经济影响（2019）。^[32]

模型创新方面，不断根据经贸新特征和新需求进行模型理论方法创新。王飞、郭颂宏和江崎光男（2006）构建了国内首个多区域CGE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分析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33]该模型为后续研究者构建中国多区域CGE模型提供了重要参考。杨军教授牵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澳大利亚政策研究中心（CoPS）合作，构建反映全球价值链规律的均衡模型（GVCs−CGE）。目前，已构建的模型不仅区分产品贸易的国家来源，而且区分使用者，使新模型和新数据符合GVCs研究需要；采用优化软件GEMPACK编写KWW全球价值链核算方法的计算程序。通过新模型和GEMPACK版KWW分解程序的紧密结合，可以较好地评价经贸政策变化对传统经济指标和GVCs经济活动的系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