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3]而当时的中国在产业基础及生产技术和能力等方面还非常落后，需要进口工业化建设所需的原材料、技术、中间品和机器设备；特殊情况下，还要进口群众急需的生活资料。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面临外汇短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出口换取外汇，才能进口国家工业化所需的生产资料。[4]然而，出口能力低下却制约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根据外贸业务统计，1978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仅为97.5亿美元。巨大的进口需求与薄弱的出口能力形成贸易逆差。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频繁，几乎每次重大改革都伴随着国内需求的过度扩张、物价上涨和贸易逆差，随后是紧缩和对经济实行行政控制。1988年和1992年，分别发生了两次大的经济波动，都经历了这样的波动过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林桂军教授作为最早将定量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贸易政策研究的少数学者之一，对对外贸易逆差进行了研究。林桂军（1988）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造成我国外贸逆差的最主要原因，以及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贬值对改善贸易差额的作用。[5]该成果指出，造成我国贸易逆差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需求超过了生产能力，货币贬值不能消除问题的根源，即使暂时减小了贸易逆差，不断增长的需求还会再次扩大贸易逆差。因此，重复地贬值货币，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Zhao（1991）肯定了林桂军（1988）使用量化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活动的前瞻性和积极意义。[6]谢赤（1988）认为，该成果对西方国际收支理论的借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7](www.xing528.com)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前，我国使用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来确定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即单位美元出口的国内成本。林桂军将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概念拓展成全国边际出口换汇成本，并以这一指标代表企业的外汇供给曲线，使传统概念更为精确。同时，他还提出了外汇边际进口效率的概念，作为外汇的需求函数。这一分析框架认为，人民币的汇率水平是由边际出口换汇成本和外汇的边际进口效率决定。林桂军提出的方法，弥补了我国在汇率政策上存在的不足。林桂军（1997）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8]
Lin和Schramm（2008）开发了分类更细致的资金流量表分析模型，使用1995—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不同部门对我国储蓄−投资差额及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9]他们不仅研究了国家层级的资金流量，还分别研究了政府部门、生产部门和个人经济部门这三个部门，而生产部门又进一步分解为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公司制。研究结果显示，公有制企业的盈利上升、负债资产比下降，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这一研究结果被国际著名杂志Economist（《经济学人》）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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