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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业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智慧

更新时间:2025-01-16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服务业开放选择的是渐进式开放路径。服务业开放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开放需要消除服务业的进入壁垒。第二部分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政策进行了分类。服务业的开放应服务于建设制造业强国的目标,优先开放生产性服务业,保证制造业升级目标的实现。“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应该以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为目标,培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和新动能,提升服务贸易质量。

中国服务业开放选择的是渐进式开放路径。林桂军(2015)指出,我国服务业开放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定位,二是如何确定不同部门的先后顺序。服务业开放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开放需要消除服务业的进入壁垒。服务业开放顺序的要素为:一是先开放壁垒高的部门;二是要考虑壁垒的经济效应,首先开放提高经济运行成本的壁垒,随后才开放歧视性的壁垒;三是要考虑壁垒的承担者是外商承担还是内商承担,或是内外商都要承担,建议同时开放;四是受壁垒影响部门的规模,壁垒涉及规模大的服务部门应该率先开放;五是存在壁垒的部门与其他产业(即投入−产出)的联系,若下游是制造业或消费性服务业,则应该首先开放生产性服务业。[33]

唐宜红和林发勤(2009)指出,服务贸易在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主要包括:优化我国的整体对外贸易结构;作为中间投入品,提高出口货物的技术含量,使货物贸易增长向集约型发展。我国需要进一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以继续优化外贸增长方式。[34]李杨和张汉林(2009)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区域特征,认为要实现各区域经济贸易的协调发展,需要给予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35]宋加强和王强(2014)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现代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呈现出显著差异,各国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本国现代服务贸易更好、更快地发展。[36]

如何促进服务贸易出口、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课题组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展研究部的委托,以庄芮为项目主持人,组成了包括蔡彤娟、张晓静、郭桂霞、林佳欣和邓寅等人在内的团队,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政策效果”为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企业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政策效果调研报告》。该报告重点调研分析了如下问题:(1)国家已经出台了诸多鼓励和支持服务贸易出口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存在哪些障碍?(2)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3)企业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还有哪些诉求?报告全文包括四个部分及四个附件。第一部分为引言,说明调研背景、调研目标和调研方法等情况。第二部分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政策进行了分类。第三部分为企业问卷调查结果分析。第四部分是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政策效果的总体评价与政策建议。综合实地走访、企业座谈会及问卷调查的全部调研结果,服务贸易出口企业对我国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总体是满意的,但也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如财税政策的落实问题、服务贸易监管体系问题、人才支持政策不够宽松和政策宣传力度不足等。为此,课题组建议,改革服务贸易现有监管模式,应尽快建立健全适应服务贸易发展、区别于传统货物贸易的监管体系;改进服务贸易政策实施方式;加大对服务贸易领域人力资本的支持,解决服务贸易发展的人才瓶颈问题;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该报告获得2017年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报告类优秀奖。

刘东升和王春艳(2015)研究指出,要想保持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协调和稳定发展,必须加强外资投入的管理,做好服务业外资流入的引导,实现服务行业的外资结构协调增长。[37]李杨和盖新哲(2015)指出,我国应努力推动多层次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积极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和单边自主路径扩大服务业开放;采取积极的渐进式负面清单开放模式;重点加快以生产性服务为主的价值链相关服务业开放;在服务业扩大开放中,确保不同提供模式的协调;努力实现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充分结合。[38]王拓和刘晓峰(2016)指出,政府的定位应该是打击非法的市场活动,维护好市场秩序和引导积极合作等作用,而不是建立某种制度,限制市场活动。[39]王拓(2016)指出,中国要从顶层设计高度,完善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体系和相关战略,不断提升我国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40](www.xing528.com)

任靓、林桂军和赵绍全(2016)研究了美国推动服务业贸易自由化的动机及服务贸易谈判的互惠基础。要应对美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压力,需要从其试图扭转贸易不平衡和拓展跨国公司价值链两个方面加以应对。服务业的开放应服务于建设制造业强国的目标,优先开放生产性服务业,保证制造业升级目标的实现。[41]王思语和林桂军(2017)建议,从供给角度出发,提升服务业社会供给与创新;有序破除行业垄断,放宽准入限制,引进服务业外资;加速优化服务业供给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建立相应的配套法律体系与措施;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联合发展,全面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实力。[42]王聪和林桂军(2017)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强国之路的理论内涵和现实问题,提出政策建议:负面清单制度的完善应与增强国内服务业竞争目标相一致;全面推广负面清单与登记备案制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增强市场活力;进一步理清负面清单建设与贸易调整援助措施之间的界限。[43]

2015年9月—2016年11月,刘东升承担并完成了商务部课题“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前期研究”,为2017年3月正式颁布的《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提供了扎实的前期研究基础和政策建议。刘东升和张志醒(2017)研究了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服务贸易的运行特征。“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应该以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为目标,培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和新动能,提升服务贸易质量。[44]谭文君、崔凡和杨志远(2019)研究发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推进中国行政管理透明度、构建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议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更好地适应服务业发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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