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多边贸易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建立，在较长时间内推动了全球贸易发展。但随着国际权力格局的不断变迁，特别是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多边贸易体系不再由发达国家完全主导。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本轮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确立的规则比较陈旧，应该建立更高标准的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关注于发展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议题，特别是特殊与差别待遇议题尚未得到解决。伴随着这些变化，美国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看待WTO和世界经济秩序，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力量的再平衡，尤其是不能接受WTO在力量平衡上继续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WTO事务中主导地位的丧失，WTO进入巨型经济体的战略博弈时代。
屠新泉、苏骁、姚远（2015）分析了多哈回合问题。[96]他们指出，造成多哈回合困境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霸权衰落后多边贸易体系权力安排的失衡。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李杨、黄艳希（2016）从国际公共品提供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对于提供国际公共品的责任问题。[97]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霸权地位主导推动了世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建立，向全球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现在，随着实力的下降，美国在提供国际贸易全球公共产品时逐渐显得力不从心。未来，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其经济贸易国际地位也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对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以及由此所必须承担的成本是无法回避的。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贸易体，中美两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将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应是不断提高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并通过尽可能与美国合作，创新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
WTO改革的主题主要在两个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DT）问题。林桂军、任靓（2020）对此进行了如下分析。[98]多年来，美国一直不满意上诉机构的裁决，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上诉机构未能及时阻止中国采取的某些贸易政策，而试图采取妥协的方式处理中美矛盾，在结果上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拒绝接受WTO及其成员关于上诉机构改革的建议。此外，随着发展中成员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美国主张对发展中成员重新分类，强迫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成员放弃SDT权利。在中美双边和WTO多边博弈中，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呈现出两面性：一面是半脱钩，对中国关闭部分美国市场，如通过加征关税限制中美贸易；另一面是通过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开放市场。他们指出，中国应向世界发出准确的信号，表明中国将以积极的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研究，我校学者贡献颇多。林桂军、马妍妍、展金泳（2020）对1995—2019年WTO争端案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剖析了当前全球贸易争端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99]李杨、尹紫伊（2020）研究了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满与改革诉求。[100]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造成上诉机构停摆的原因是上诉机构在裁决案件过程中存在越权行为。上诉机构停摆有助于美国实现WTO改革，并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争端解决机制。屠新泉、石晓婧（2020）对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权力制衡进行了考察，发现美国同时扮演着建设者和破坏者的角色，其原因主要是美国对主权观念的坚持、争端解决机制对其约束加强以及国内外形势变化这三个方面。[101]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陷入瘫痪之际，欧盟和加拿大提出两国将以欧−加临时仲裁机制代替上诉机构。针对中国是否应该加入这一机制，林桂军、任靓（2020）提出了与经常使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员保持一致立场，择机加入临时仲裁机制和根据美国大选的形势决定是否加入临时仲裁机制这两个可灵活使用的策略。[102](www.xing528.com)
最后，针对我国应对本轮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策略，我校学者也提出了政策建议。屠新泉（2019）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与WTO改革的关系，认为美国试图构建一个有利于美国单边优势发挥的体系，从而约束中国的发展势头，维护美国的永久霸权。[103]对此，中国一方面要坚决回击美国的单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要通过积极自主的改革开放，展现主动参与WTO改革的姿态，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李计广、郑育礼（2020）认为，在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时，中国应从国内问题、外溢效应、权力分配和价值理念四个方面制定应对方略。[104]
虽然中美经贸关系历经波折，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贸易体，两国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崔凡（2018）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他指出，中美经贸关系长期以来是一种纵向的分工关系，但今后将逐渐向横向发展。与此同时，中美竞争与合作的主要领域正在向要素市场扩展，国企问题会日益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问题。[105]中国应该以争取共赢合作为基调管理未来中美经贸关系。余心玎（2020）探讨了“三足鼎立”的新全球化双层治理体系。[106]她提出，应该遵循改革全球化上层建筑，使之适应全球化经济基础的思路来解决全球失序问题。她讨论了新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最优治理体系的现实可能性，并提出了有关最优治理结构的特征的理论阐述，认为由全球和区域治理机构共同组成的“三足鼎立”的双层治理体系，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升、国际秩序的稳定以及区域有效竞争的维持均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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