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美国针对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进行制裁。这意味着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攀升，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中已经和美国展开全面竞争。2019年5月，美国首次对中国公司引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实施制裁。杨荣珍、罗慧（2020）对该法案的主要内容、适用条件、制裁措施和启动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90]他们重点分析了美国对华为公司适用该法案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美方的行为一方面保障了美国信息与通信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阻碍了中国5G技术的研发与输出，打击了中国的海外投资。
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将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我国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我校学者从不同维度对此进行了研究。蓝庆新、窦凯（2019）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宏观经济、部门产出和全球价值链均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大于美国；但对中国整体经济而言，贸易摩擦的影响完全处于可控状态。[91]杨军、周玲玲（2020）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对象，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重构效应。[92]他们发现，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负面影响虽颇为严重，却深化了中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程度，贸易摩擦对中国不同行业的区域价值链均呈现促进效应。其中，电子产业增长相对较高，其次是汽车业和纺织业。周玲玲（2019）探讨了特朗普税改对中美价值链重构的影响。[93]她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全球价值链分解核算体系的链接方法，并基于该方法量化评估了特朗普税改对中美价值链重构的政策效应。郑建明、杨策（2020）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切入点，对企业的价值链效应做出数据挖掘和趋势研判。他们认为，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应合作共赢，政府应致力于稳定国内价值链环境，企业应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以应对挑战。[94]林桂军、王飞、任靓、裴建锁（2021）运用双边贸易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了1995—2018年中国对美全球价值链出口情况。[95]结果显示，2005年以后，中国对美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不断提升。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外资向中国市场集聚的结果。他们还发现，中国对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上升，主要是由于服务化进程推动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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