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经贸摩擦，但经贸合作潜力巨大。2008年，中美两国正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中美两国期待通过BIT来促进双边投资，保护各自企业的海外利益。桑百川（2011）认为，中美两国投资协定谈判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后逐步趋于一致。虽然在国民待遇和投资转移条款方面存在分歧，但这并不是谈判的重大障碍。中美两国应当在谈判中保持灵活性，兼顾双方利益，尽快完成BIT谈判。[67]2012年，美国正式发布了BIT范本，取代其2004年发布的范本。同年，中美重新启动BIT谈判。崔凡（2013）介绍了美国2012年BIT范本修订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中美BIT谈判中，中方应采取的立场。[68]他认为美国2012年BIT范本修订中，涉及国家主导型经济体的内容对中方的影响有限。面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日益增多的形式，他认为中国应该对多哈部长宣言第22段倡导的基于肯定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持支持的态度，并与美国及其他经济体展开投资自由化谈判。卢进勇（2014）也对BIT 2012年范本的内容、特点与意义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在中美和中欧BIT谈判中，中方同意把“前负模式”作为谈判的基础和框架，是我国自加入WTO以来在涉外经贸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突破与创新。[69]
2015年，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遇到了严重障碍，表现为对美直接投资的比重不断下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设立，使得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的并购行为受到极大阻碍。屠新泉（2016）指出，在政府层面，中国应进一步完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作为对美国安全审查的反制措施；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应积极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70]
中美BIT谈判至2017年临近尾声，但是在负面清单、国有企业、透明度和安全审查等问题上，双方仍未达成共识。刘斌（2017）对BIT谈判中的透明度问题进行了研究。[71]他指出，美国不断提高对透明度的要求，而中国目前并不具有大幅提高国内透明度标准的实力。中国应从改善现有投资营商环境、强化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应诉基础、降低透明度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方面，积极应对中美BIT中透明度要求的争议。(www.xing528.com)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贸竞争从货物贸易转向了服务贸易。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其服务贸易与投资关系引起了广泛关注。李杨等（2012）分析了服务贸易在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对于中美两国服务业贸易与投资的现状进行了阐述，并针对促进中美服务贸易与投资发展提出了建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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