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走向，不仅取决于美国行政当局，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指挥。这只手就是美国政治体系的另一极——美国国会。长期以来，美国国会为了迎合本国利益集团，出台了诸多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法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美国国会的政策重心在于每年审议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当时的中国经济，尚不足以对美国造成威胁，因此，美国国会的讨论多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角度，利用人权问题对中美经贸关系施加影响。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后，美国国会的政策重心转移到监督中国履行双边以及多边贸易协议的承诺上。
针对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原因，许多学者对国会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以及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王颖（2016）就以《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和《1930年关税法》修订案在美国国会的投票表决结果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出利益集团对美国国会投票的作用机制。[35]王颖发现，美国国会对华经济贸易政策的制定是政府权力机关与利益集团意志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显著影响议员投票行为，进而影响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制定。计量结果表明，《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和《1930年关税法》修订案的投票结果，均受到劳工组织政治捐资的显著正向影响，反映了劳工组织倾向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施加压力，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从而保障本国劳工利益的贸易保护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决定机制并没有显著受到议员所属选区经济特征的影响，如人均收入和失业率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会议员在贸易政策制定时，没有较多关注本选区的经济状况，而是较多地从政治立场出发以及出于吸引更多政治捐资的需要。(www.xing528.com)
现有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赵忠秀、王颖（2012）则从产业地理的角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进行了分析，[36]发现了美国产业地理因素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治制定的五种模式。第一，对中国市场出口量大或对中国出口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选区，倾向于选举代表本选区出口比较优势的利益集团的议员，他们通常对中国持有自由贸易的态度。第二，如果一个产业是某个人口数量较少的选区的主要产业，则该产业相关利益团体会给本选区的议员施加巨大压力。因此，这些相关产业的利益团体在国会的游说以及政治捐献常常有效。第三，分布在相互毗邻、人口规模小或中等规模的州内的主导产业，一般能够在众院获得多名众议员的支持。另外，因为这些人口规模较小的州的选区数量也较少，参议员也往往能关注到来自这些产业利益集团的政策诉求。第四，地跨若干个地理位置相邻，人口规模中等或大的州的主导产业，对参众两院的影响都比较大。第五，广泛分布在各州或者选区的非主导产业，虽然产业份额不大，却与民生息息相关，往往会对众议院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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