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补贴也是美国常用的贸易保护手段。2001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并于2002年1月1日起生效。与我国相比，美国有多部法律涉及反补贴，主要体现在《1930年关税法》《1974年贸易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和《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等。刘刚仿（2003）在法律规范层次上对中美两国反补贴措施与实施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并就我国如何借鉴美国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补贴措施与实施法律制度进行了讨论。[13]
自2004年美国首次在WTO指控我国集成电路产品增值税措施案以来，美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DSM），多次指控我国补贴措施违反WTO承诺。唐宜红、唐若韬（2010）对美国对华反补贴的焦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14]屠新泉（2013）针对美国对华新能源产业实施的“双轨制反补贴”，进行了个案研究。[15]由于我国2001年才加入WTO，对于该组织的一整套运行规则，包括其争端解决机制，仍在适应中。针对美国多次将我国诉至WTO争端解决机构，杨荣珍（2008[16]）和陈利强、屠新泉（2010[17]）从应对策略上，提出了建议。他们认为，我国企业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WTO中的贸易争端。我们应当采用“权利对抗权利”，深入研究美国反补贴税法的判例与条款及调整补贴政策等方式，积极主动应对美国的“双轨制反补贴措施”。(www.xing528.com)
杨荣珍（2014[18]）和杨荣珍、邱俊洁（2020[19]）全面梳理了美国对华反补贴案件中涉及的税收补贴类别，深入探析税收补贴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他们认为，我国政府应该讲究立法技巧，及时取消明显违反WTO规则的规定。除了进行定性分析外，石晓婧、杨荣珍（2020）还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反补贴调查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20]她们发现，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抑制了企业的出口，但外资企业和多产品企业受到反补贴调查的负面影响相对更小。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来讲，反补贴调查使得出口企业数目和续存企业出口额均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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