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原因，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处于断绝状态。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经贸关系开始快速发展。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对华政策的优先目标不断调整，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屠新泉（2007[2]、2008[3]）从安全、人权和利益的角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迁进行了梳理。经梳理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并不受具体事件的影响。美国贸易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国会和利益集团三方之间的博弈和平衡。因此，屠新泉重点剖析了美国政府、国会和利益集团在各个议题上的不同立场，探索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选择的政治和经济根源。李淑玲（2007）也将利益集团引入贸易政策分析中，通过“政治献金”模型，得出任何贸易保护的产生都是利益集团、政治家和选民之间均衡博弈的结论。[4]除了利用利益集团框架分析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党派政治的角度也非常重要。屠新泉（2007）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会随着其所代表选区的利益调整而变化。[5]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从支持自由贸易转向鼓吹贸易保护，而共和党则从贸易保护主义者转变为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产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调整及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固有立场再次发生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共和党的贸易政策又发生了巨大转变。李杨、孙俊成（2019）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进行了分析。[6]他们认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工具，是共和党和特朗普谋取两党力量比较优势和总统选举的重要工具，是他们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以纾解来自国内政治压力的工具，是两党对贸易保护发展路径依赖的制度性工具。
总体来说，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中美建交至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这一阶段，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服务于战略与安全目标，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处于一种从属地位。由于中美两国在战略上彼此需要，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一方面，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对外开放，鼓励外国资本对华投资；另一方面，出于冷战中与苏联对抗的战略需要，美国放弃了对中国的制裁和孤立政策。1979年，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提出在平等互利和非歧视待遇原则的基础上，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由此，中美经贸合作进入长达十年的“蜜月期”。
第二阶段，1989年政治风波至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动荡时代。冷战胜利后的过度自信和乐观使美国抛弃了长期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相当多的美国决策者试图把贸易政策当作一个工具，来迫使中国遵循他们理想中的发展道路。因此，美国把人权与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行挂钩，并通过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试图遏制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发展。随着1994年中国开始“入世”谈判，美国对经济利益的考量逐渐占据上风，开始把获取贸易和投资利益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的主要出发点。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经过艰苦谈判，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美国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为中国加入WTO扫除主要障碍。在这一阶段，虽然两国经贸关系经历波折，但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两国克服各种矛盾与障碍，经贸关系重新走向正轨。(www.xing528.com)
第三阶段，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在这一阶段，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上外商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国。中国制造席卷全球，成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美国和欧洲成为鼎足而立的三大枢纽。随着中国产品大量出口美国市场，对美国制造业造成冲击，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优先目标开始发生变化。美国从致力于打开中国市场转变为想方设法限制来自中国的进口。由此，中美两国围绕着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反倾销与反补贴、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和市场开放等热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对话。
第四阶段，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至今。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美国优先的政策，中美经贸关系开始急转直下。2018年，美国301调查裁定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此无理要求，中国进行合理反制。随后，由于美国的不断发难，导致两国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最终演变成覆盖两国绝大部份贸易商品的关税大战。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是由中美贸易不平衡造成的，但其深层根源是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以及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下降。中美两国未来的经贸关系将走向何方，不仅考验着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智慧，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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