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7年初的美国次级债市场波动为开端，金融危机迅速在全球资本市场蔓延。在各国金融体系日渐关联的时代背景下，以外部冲击为导火索，国际外汇市场上的主要货币汇率波幅扩大。出于风险防控的需要，人民币汇率管理再度调整思路，一改前期“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形成机制，重新恢复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即转向事实盯住美元，汇率波幅随之大幅收窄。
在“7·21汇改”成果卓著的前提下，人民币汇率转轨为何要中途暂停，反而回到“单一盯住”的道路上？这实属特殊时期的特殊抉择，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称作经验之策。追溯回我国政府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曾坚定表示“人民币不会贬值”，并以充足的外汇储备为后盾，将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一承诺付诸实践。范言慧等（2010）基于决策方行为特征建立政府损失函数探究其原因，认为危机当前，汇率波动的成本加大，导致政府对汇率波动风险的厌恶程度提高，因而选择盯住美元汇率以达成损失最小化的目标。[70]孙华妤等（2010）进一步从微观主体角度阐释，在世界经济衰退、国内环境严峻的时期，汇率升值将引发出口受损和失业激增等多重难题，且人民币升值已抵达相对高位，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必然的选择。[71]
真正的汇率稳定并不以扭曲市场机制为代价，同时期的市场反应也印证了上述决策的有效性。此时，单一锚定美元的汇率制度是顺应经济周期运行的正确选择。2009年，在发达国家普遍负增长的国际环境下，中国GDP实现了8.7%的增长，维持汇率稳定在“保增长”环节起到关键作用。何茵等（2014）通过实证经验表明，在危机情形下，配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显著刺激了我国企业出口额在危机时期的增长；此外，将人民币币值稳定在比危机前略为贬值的水平，也有力防止了我国企业在危机时期的销售额下滑，“稳出口”目标得以顺利实现。[72]
综上所述，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辅之以大量的经济刺激计划，帮助我国较快摆脱了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对此，林桂军和张斯琪（2019）评价，这一良性发展体现了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的逐渐收敛。[73]但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开始复苏，随即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却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讨论与思考：如何跳出“单一盯住”的桎梏，提升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如何打破困扰已久的升值惯性，推动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靠拢；以及如何加强国际协调，更有效地应对和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争端。
张锦等（2010）指出，人民币升值并非解决中美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的根本举措。鉴于中美两国贸易结构的高度互补特征，双边贸易规模的提高不仅不会抢占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反而有利于扩大美国在现有贸易领域的就业增长。因此，对于美国而言，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的最好办法并非强迫人民币升值，而是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出口优势，放开高新产品的出口限制。[74]孙华妤和潘红宇（2010）在对“操纵人民币汇率”观点进行批驳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贸易收支的大规模顺差，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低工资水平、低能源价格和低环境维护成本等内部价格体系问题造成的。有效的解决措施应当是提高工资水平，提高能源价格和环境维护成本，理顺内部价格关系。[75]因此，李计广（2012）提议，我国不应延续片面追求出口收益的增长路径，而是要将发展目标尽快调整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上来。[76]同时，黄满盈和高志存（2012）通过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出口价格的传导效应研究，提示我国政府要结合相应的产业政策，抑制高耗能、低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鼓励低耗能、高附加值产业的出口，从而提升整体的出口效率。[77]
金融危机后，在我国经济基本面整体向好的趋势下，危机时采取的临时政策显然已与形势相悖，若不及时寻求退出机制，极易造成新的失衡，诱使升值预期再次出现。丁志杰和郭凯（2010）将焦点转向实际汇率，指出尽管近年来名义汇率较为稳定，但反映人民币汇率整体状况的实际有效汇率长期被忽视，该指标的大幅震荡或成为经济冲击的重要来源之一。另外，人民币随美元“被动贬值”，此举不为他国所认可，也不利于改善全球失衡问题。[78]基于上述境况，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危机考量应适时让渡给其他因素，改革势在必行。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公告，新一轮汇改拉开帷幕。随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跳升做出反应且双向浮动明显，汇率弹性显著增强。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是我国经济有所回暖的客观外在表现。对“7·21汇改”经验的承接与拓展，是新一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丁志杰（2010）认为，未来改革的方向在于“转向对称地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即在“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的指导下，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借用一篮子货币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并实现汇率向均衡水平的调整，最终走向真正有管理的浮动。首先，要纠正以往“非对称单向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做法，扩充货币篮子的币种，降低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转向双向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汇率制度；其次，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完善市场化运行的基础上合理实施政策调控手段，降低升值预期，破除升值惯性，以避免泡沫滋生。[79](www.xing528.com)
自2005年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起，人民币汇率便已不再是简单的记账核算工具，而是同利率等政策一起，被赋予了价格型宏观调控手段的职能。经过危机阶段的恢复调整，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正轨，汇率与利率的联动制约关系也随之不断强化，汇率政策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了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黄晓薇等（2013）基于货币稳定视角认为，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要大于利率政策，且对价格水平的传导作用更见成效。中国应选择根据汇率的调整幅度合理规划市场利率水平，保持二者的协调配合，建立适宜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以保障整体价格稳定。[80]
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再次被提上议程。自2009年以来，中国积极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并先后与多个经济体签署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10年下半年，适逢IMF调整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契机；同时，我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额稳中有升，人民币具备了进入SDR货币篮子的基本条件。为配合央行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丁志杰（2010）倡导要着手推动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王炜翰等（2011）则指出，为与我国能源进口大国的地位相匹配，也可以考虑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的可行性，期望未来进一步扩大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作用，从而将其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81]此外，王颖和李计广（2012）也从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感知到，金砖国家（BRICS）和二十国集团（G20）的崛起为我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多重选择。中国应通过这些平台支持继续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展开“经济外交”。[82]
上述观点均以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为出发点，围绕人民币国际化，与其他开放性举措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朝着公正、有序的方向迈进。丁志杰（2011）指出，我国开放进程整体效益低下，高成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负债与低收益的储备资产结构严重失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民财富的流失。[83]张冀和王乐（2011）基于数值模拟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外汇储备的损失路径之一在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不断攀升，外汇储备积累的债券利息成本加大，储备经营的盈利空间缩减。[84]邵新建等（2013）从货币国际化的本质深入探究，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将有效减少国际储备以及对美国等国际货币国家支付的铸币税，从而减轻对我国居民消费的抑制效应，进一步向以内需拉动增长的稳定发展模式转变。[85]然而，李玉梅（2012）认为，当前我国汇率市场化进程仍较缓慢，汇率弹性欠缺，已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86]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明确要求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处在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时期，此次改革节奏缓步徐行，以巩固既有成果为主，重在协调国民经济运行与企业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西村友作等（2014）研究认为，无论是单独考察升值或贬值条件下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问题，还是加入变动幅度这一约束条件，均可得出“人民币贬值相较于升值时，汇率传递程度均更大”的结论。这意味着在我国的进口贸易中，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小。因此，需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以获取更加主动的话语权和定价权。[87]蒋先玲和刘微（2012）则以对外依存度较高且长期呈贸易顺差的机电行业为例，经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对该领域内的就业存在显著负效应。因此，需要加速行业整合与深化战略合作，适当提高行业集中度，发展企业规模经济，降低进口渗透率。[88]刘英和金祖本（2015）提议，要在较长时期内，以建立更为稳定的价格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作为支撑，避免一步到位、激进改革所引致的汇率剧烈波动，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现长期稳定目标。[89]范言慧等（2015）提示，必须正确认识到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平行地处理好企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问题。[90]
与“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要求相呼应，《决定》还提出，要“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的可兑换程度”。改革需要继续推动金融运行环境的转变，启动资本账户开放战略。为此，林桂军和薛熠在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年度报告中，定期公布主要亚洲经济体资本账户的法定开放度和事实开放度指数。报告中多次提及，扩大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度的一个可行路径，是资本账户法定开放度向事实开放度并轨。[91]
在逐步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改革进程中，如何防范短期国际资本的快速进出所造成的金融和宏观稳定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李玉梅和张薇薇（2012）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的历史经验得出，开放资本金融账户是刺激经济发展活力的必经之路。但由于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国际资本管控能力有待验证。因此，资本项目开放应慎之又慎，仍需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严格管制措施。[92]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经范言慧（2012）衡量，资本流动已成为国际经济联系和风险传递的重要渠道，更不宜过快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在开放进程中，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及时构筑科学合理的“防火墙”则显得尤为重要。[93]为此，邱兆祥等（2013）分别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关键时间点提出应对之策：事前，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严控高风险资本和金融产品流入；事中，维持本国金融运行稳定，以市场化推动金融机构竞争力提升；事后，参照欧洲稳定机制（EMS）建立金融业市场稳定机制，利用各种金融要素价格的“对冲基金”开展逆周期操作，使得危机损失降到最低。[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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