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地区，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更趋活跃的地区。童书兴（1995）认为，中国参加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得大于失，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把亚太地区放在优先地位，这是符合亚太经济发展大趋势和中国的长远利益的。[122]2008年以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多框架并存、竞争性合作”的特点（庄芮，2012）。[123]张晓静（2015）通过区域贸易协定中涉及的“WTO+”和“WTO−X”条款数量，测算了亚太地区主要区域合作协定的深度，并运用扩张引力模型检验了亚太区域合作深度一体化与生产网络之间的关联性，认为亚太生产网络促进了区域之间的经贸往来，事实上的一体化推动了制度上的一体化，亚太区域合作深度一体化通过降低贸易壁垒等机制上的保证，使区域经济不再割裂，进一步推动了亚太地区生产网络的发展。[124]林桂军等（2018）分析指出，大型区域集团如TPP、RCEP甚至“一带一路”倡议，互动反映了大国的双重目的，即不仅从贸易自由化的福利受益，而且获得贸易集团的领导或者制定规则的权利。[125]
TPP的出现推动了全球经贸规则新一轮博弈。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四国协议发起并于2005年5月28日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SEP）。2009年11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宣布美国将参与TPP谈判。强调将以此促进美国的就业和经济繁荣，为设定21世纪贸易协定标准做出重要贡献，要建立一个高标准、体现创新思想、涵盖多领域和范围的亚太地区一体化合作协定。汤碧和林桂军（2012）认为，TPP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机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而其中一个不容否认的目标就是要遏制中国崛起。[126]美国主导的TPP被誉为“21世纪黄金规则”，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要成果。TPP的特征主要包括反映全球价值链的诉求、实现知识产权目标以及关税减让的不对称性等。其规则主要体现在八个“新”，即采用负面清单开放模式，对外资实行全面国民待遇，电子商务和数字化交易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竞争规则，劳工权利和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和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等（林桂军等，2016）。[127]石静霞等（2016）对TPP协定投资章节的核心规则进行法律解析，以把握国际投资规则的最新发展动态。[128]龚红柳（2016）从法律角度评析了TPP常规争端机制的若干突破与创新，指出我们要博采众家之长，造就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性争端解决机制。[129]
2013年7月23日，日本正式加入TPP谈判。李爱文等（2017）分析认为，日本加入TPP会对中国产品出口日本产生一定影响，但整体影响有限。这是因为日本主要工业品的现行进口关税实行WTO的普惠关税，大部分已经实行免税或低关税政策。中国出口日本的产品45%以上为机电产品，而日本加入TPP的关税减让谈判主要集中在农产品与轻纺工业品方面，因此，客观上不会造成太大影响。根据协议，日本将对从TPP成员进口的80%的农产品和100%的纺织品取消关税。中国作为非成员无疑会受到不利影响，尤其是TPP成员在日本市场形成竞争关系的产品，影响会更加明显。[130]
薛荣久和杨凤鸣（2013）认为，在美国主导下，如果TPP不求真务实，按照既定的目标走下去，TPP将面临两大风险，即缩水降格或中途而废。[131]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标志美国正式退出TPP。2017年11月11日，TPP除美国外的11个成员就继续推进TPP正式达成一致，将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名称确定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与TPP谈判几乎同步，RCEP也在亚太地区兴起和推进。2020年11月15日，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RCEP，成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亚太各国彼此间贸易联系紧密但整体经济合作制度安排偏少的短板。在RCEP谈判的攻坚阶段，庄芮等（2018）指出，RCEP将发挥重要的“稳定器”作用。为此，中国应继续支持东盟的核心地位，积极推动RCEP顺利达成协议，并在此过程中，加快推进国内改革，有效衔接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132]林桂军等（2020）认为，与CPTPP相比，RCEP包括亚洲全球价值链最核心的成员。未来，亚洲需要进一步确保全球价值链可持续发展，抵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改变本土企业发展滞后的情况，扩大区域内部市场，提升金融一体化程度，RCEP可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奠定组织基础。[133](www.xing528.com)
在亚太地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同样引人瞩目。华晓红（1995）认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机制明显不同，其发展进程不是出于人们的理想，不是政府间安排，而是来自国际竞争环境中经济利益的推动。[134]林桂军等（2012）提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日益深化，已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不可逆的趋势。[135]林桂军等（2011，2012）还指出，中国在亚洲生产网络的演进进程中起关键作用。到2010年，亚洲工厂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中国是亚洲生产网络的中心，[136]其次是中国香港，日本只居第三位；亚洲生产网络对于美国的依赖程度并不高，远远低于亚洲生产网络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依赖，这说明中国是亚洲工厂的核心平台。[137]
“10+1”与“10+3”模式的出现，充分彰显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灵活性和多样化。林桂军（1994）指出：亚太地区的合作应成为一支加强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力量，这实际上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最初的宗旨。目前，东亚同美国和欧共体均保持贸易顺差，这也反映出东亚在进口上确实保护程度较高，因此，进一步开放进口有利于其经济发展。东亚应利用自己日益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用进口的进一步自由化换取北美和欧共体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东亚地区的出口，还可推动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在具体策略上，东亚可以同美国携手，要求欧共体和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同日本联合；要求美国停止滥用进攻性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138]赵京霞（2002）也强调，中国应积极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139]刘娟等（2011）认为，“东盟合作方式”已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准则。金融危机后，中国应进一步基于该模式推行“10+3”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在与东盟的合作中继续发挥创新型合作方式，充分考虑如何发挥双方互补型产业的合作；同时，寻找扩大双方内需的路径，从而继续为日韩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提供有效的榜样作用。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对东亚区域合作表现出越来越积极的态度，中国已经树立了东亚区域合作中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的形象，对改变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结构起着意义深远的作用。针对ROO（原产地规则）标准导致的成本问题，刘娟、王荣艳和王学成（2011）认为，中国可以与签订FTA的国家先行签署贸易便利化协议，启动单一窗口，相互承认标准，统一原产地规则；在便利化方面，也可以考虑在更大范围，如亚太区域内规范和统一原产地规则标准。[140]
袁长军（2010）指出，要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关键是中日韩三国的合作问题。[141]孙维炎（1994）也指出，中日经济合作能够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核心，是亚太经济合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142]夏友富（2001）认为，签定《韩日自由贸易协定》难以取得预期收益，因两国历史文化及观念冲突会成为重大障碍，这也不利于韩国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143]赵京霞（2003）则认为，如果中日韩三国的合作能够取得积极成果，将对促进整个东亚区域的经济合作有明显的好处。[144]郑宝银等（2008）认为，收入水平、价格水平和汇率水平是导致中韩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应该从这些因素出发，寻求有效可行的措施，以缓解两国贸易不平衡的趋势；[145]郑宝银（2006）提出，中国在加强与日本经济合作的同时，需加快实施“自主创新的竞争战略”。[146]袁长军（2011）进一步提出了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的若干方案和路径选择，主张进一步完善中日韩合作机制。[147]
此外，《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不仅是博鳌亚洲论坛的传统旗舰报告，也是贸大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该报告由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合作撰写。本校林桂军教授带领的团队连续多年为之努力。这个报告关注世界格局变化，对亚洲经济前景、政策应对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行了跟踪研究，有助于带动社会各界对亚洲经济融合、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思考与讨论。《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0年度报告》指出，近年来，受全球贸易摩擦的影响，亚洲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同步性有所减弱，但是区内在贸易、生产和投资等各方面的一体化进程仍在向前推进。2019年底，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就RCEP文本达成一致，是一体化向前迈进的重要体现。未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主要受制于中美经贸摩擦、多边贸易体制的动荡局面和类似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非传统性挑战几个方面的因素。[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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