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影响效应研究: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智慧贡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完善，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贸易格局向全世界的延展范围扩大，研究嵌入全球价值链产生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全球价值链嵌入有利于增加就业人数和提高工资水平。Reijnders和Gaaitzen（2018）发现，1999—2007年间37个先进和新兴国家的劳动力中，非常规工作（non−routinejobs）所占的份额不断增长。为了检验离岸外包和技术变革在推动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影响，其开发了一个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职业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分解，并利用跨国职业数据与世界投入产出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常规工作，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变革往往会降低对常规工作的需求。常规任务的转移进一步增加了发达国家对非常规工作的相对需求，尽管这种影响比技术变革的影响要小。在包括中国和波兰在内的几个新兴国家，任务转移增加了对常规工作的需求，但在这些国家，技术变革对常规工作需求的影响更大。^[81]林桂军等（2018）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全球价值链环节的角度对美国和中国出口的就业效应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的出口，为外国工人创造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就业机会。2006年，中国对美出口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工人创造了126万个就业岗位，而美国对华出口创造了25.6万个就业岗位。与对其他价值链伙伴的就业影响相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并没有为美国工人创造大量的绝对就业机会。以2009年为例，有6.4万美国工人在中国对美出口的相关生产活动中就业，相比之下，有18.6万名中国工人在美国对华出口的相关生产活动中就业。然而，就增长率而言，美国因自身出口导致的就业年平均增长率停滞在零左右，而其因中国出口导致的就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数据分别为2%（中国出口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和5.4%（美国出口带来的增长率）。第二，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的出口对美国批发、金融和租赁服务等服务业的就业影响强于对制造业的就业影响。2009年，中国对美出口为美国服务业创造了3.04万个就业机会，为美国制造业创造了2.45万个就业机会。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服务业在中国对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从中美贸易创造的就业岗位的行业分布的角度来看，产业内贸易最为复杂的典型全球价值链部门（例如电气和光学设备）为中美两国创造了最多的就业。^[82]吕越等（2019）基于2000—2006年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在时间上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工资水平，并且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是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再分配效应等途径实现的。这种影响效应在资本密集型和外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呈U形关系，表明当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高于某一临界值时，企业的工资水平将会明显提高。^[83]李磊等（2017）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测算出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并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力就业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增加企业的就业人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比出口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二，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呈现出倒U形关系，当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0.62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最强；第三，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女性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更大，从而影响就业结构。^[84]李磊等（2017）发现，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会产生明显的工资溢价效应，并且这种工资溢价效应在私营企业、重工业和高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高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提升作用更强，相比于仅出口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提供的工资更高。^[85]

在全球价值链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方面，田巍和余淼杰（2014）考察了中间品关税下降对进口企业研发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有利于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并且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过程的研发。^[86]吕越等（2017）考察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其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发现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生产效率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效应在民营和外资企业中更强，但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大市场效应、中间品效应和竞争效应等渠道实现其生产效率的改善。^[87]吕越和邓利静（2020）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产品多样性的影响效应，发现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降低了企业的产品多样性，并认为导致这一效应的内在机制是市场竞争产生的挤出效应和吸收能力不足。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产品多样性的抑制效应主要出现在新进入企业、持续存在企业以及持续存在产品中，这种产品范围的负面效应在东部地区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更加明显。^[88]王玉燕等（2014）基于1999—2012年期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在测算中国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绝大多数工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并且高技术工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明显高于传统工业。全球价值链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并认为这是由于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初级阶段，中国企业能够通过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获得学习机会和技术外溢，此时，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推动中国的技术进步；而当进入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高级阶段，由于可能影响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会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与抑制，从而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行业集中度提高、产权制度改善有利于推动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而研发强度和行业外向度的加深则会阻碍技术进步。^[89]吕越等（2018）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并通过考察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发现GVC参与程度较深的企业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距离较近时，发达国家受到竞争威胁会展开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的“俘获行为”，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90]潘闽等（2019）利用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于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并且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资源配置实现。^[91]何宁和夏友富（2019）在利用中国装备制造业相关数据测算出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融入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分析了装备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融入程度的加深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是由于存在阻碍效应，全球价值链融入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整体上呈现出U形关系。^[92]王玉燕和林汉川（2015）在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测算了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效果，并根据1999—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整体上，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效果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高技术工业的转型升级效果最高。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对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工业中更加明显。^[93]

在经济波动与摩擦方面，唐宜红和张鹏杨（2020）根据包含经济波动参数的最优关税模型，考察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保护的抑制效应。结果表明，首先，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抑制贸易保护；其次，平抑经济波动是全球价值链嵌入抑制贸易保护的作用机制；最后，对于GVC主导型国家来说，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平抑经济波动，进而抑制贸易保护。而对于GVC跟随型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对贸易保护的抑制效应不明显，甚至可能加剧该国的经济波动。一国GVC主导能力越高，其嵌入全球价值链平抑经济波动、抑制贸易保护的作用越明显。^[94]唐宜红等（2018）从行业层面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效应，发现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促进了经济周期联动，并且相对于同行业的价值链嵌入，不同行业（制造业、服务业）的价值链相互嵌入对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更加明显。^[95]吕越等（2020）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考察了金融危机期间出口企业的贸易风险传递效应。结果表明，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的企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面临更高的出口风险，表现为更低的出口倾向、更少的出口额增长和更高的出口市场退出风险，支持危机期间存在价值链传导的“长鞭效应”假说。^[96]

嵌入全球价值链产生的环境效应也是近年来学者们广泛关注的话题。Kaltenegger等（2017）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法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对能源足迹（Energy footprints）的影响。结果表明，从1995—2009年，全球能源足迹增加了29.4%，并将在2030年前再增加23.5%。经济活动是能源足迹增加的最重要驱动力，1995—2009年，仅最终需求的增长就使全球能源足迹增加47.0%，消费和投资品来源国的构成也使其增加了12.6%。部门能源强度的降低是使能源消耗减速的最重要因素（降低27.8%）。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促进了全球能源足迹的增加（增加7.5%）。1995—2009年期间，全球价值链反向联系的增强使全球能源足迹增加了5.5%，中间投入的区域构成的变化使这一数字又上升了1.8%，世界经济向东亚的转移使全球能源足迹增加3.0%。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部门构成对能源足迹的影响较小。^[97]裴建锁等（2018）从需求溢出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国内生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其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相对上游的位置，净出口中产生二氧化碳排放，与扩展的环境Heckscher−Ohlin−Vanek模型的预测结果相符。此外，研究还指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微观政策工具。例如，能源投入的税收改革有助于改变生产模式，进而影响贸易模式。^[98]孟渤等（2018）利用新的核算框架，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发现，第一，对于1995—2009年的多数G20国家来说，通过国际贸易产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环境成本远远高于通过国内生产网络产生的成本。主要原因是中间产品的高碳密度贸易在此期间迅速增长。第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排放转移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并日益成为全球生产系统中排放转移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它们在全球贸易相关排放总量中的份额从1995年的5%急剧上升到2009年的近20%。第三，一个国家的排放模式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参与程度。^[99]闫云凤等（2020）构建了一个扩展的环境Heckscher−Ohlin−Vanek模型，将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碳禀赋的指标，以解释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碳流动模式，并利用中国及贸易伙伴的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为研究全球碳流动模式和体现在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趋势提供了理论基础。结果表明，第一，Heckscher−Ohlin−Vanek模型可以从经济体和产业两个层面预测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碳流动模式。不同经济体的碳排放量上升趋势，特别是国际贸易中碳排放量的大幅增加，可以从这些国家的碳禀赋的角度来解释。通过更严格的环境限制来增加国内碳排放的成本，通过降低化石燃料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来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可以有效地扭转碳禀赋的相对“优势”，从而改变碳外流模式。第二，一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度与其出口净碳排放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聚集在全球价值链两端的经济体碳净流出较低甚至为负，而陷入全球价值链中上游经济体会导致更高的碳净流出。因此，减少国际贸易中碳排放的另一种有效方法，是沿着全球价值链上下移动，靠近生产链的任何一端。^[100]盛斌和吕越（2012）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FDI进入程度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发现FDI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分行业上，都有利于减少我国工业的污染排放，并且在中国当前的外资进入程度与以环保为目标的最优水平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应积极鼓励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101]孔淑红和周甜甜（2012）研究表明，我国出口贸易存在诸多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因素，出口生产规模扩张会导致排污量增加以及资源耗费，造成净效益的损失。^[102]胡艺等（2019）基于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分析了出口贸易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中国空气污染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空气污染效应表现出地理区位方面的差异性，地理气候条件对出口贸易的空气污染效应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103]

除此之外，参与全球价值链还会对出口持续时间、企业游说行为、经济增长、融资约束、产业供需匹配、企业现金储蓄和增值能力等方面产生影响。朱学昌等（2019）基于2000—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首次从企业层面证明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在延长中国出口持续时间方面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企业产品质量、资产专用性投资和产品多样性的提高，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将延长。^[104]曾卡等（2020）通过考察2006—2012年期间美国《财富》500强公司就TPP和更广泛的贸易自由化展开的游说和联邦选举活动，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一体化对美国企业贸易自由化游说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全球价值链通过消除外国商品和本国商品之间的区别以及切断最终商品生产地和这些商品所体现的附加值的来源国之间的联系，改变了企业对自由贸易的偏好。出口国外附加值较高的行业更有可能支持贸易自由化，这是因为降低关税壁垒将大大降低这些产业的投入成本和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可能获得的租金。其次，与非PTA成员具有紧密GVC关系的那些行业中的公司倾向于反对拟定中的协议，这可能是由于对协议中的关税自由化条款引起供应链关系调整成本的担忧。^[105]《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深入探讨了全球价值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并从价值链的角度探讨了贸易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收入和就业等问题的影响。^[106]《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探讨了全球生产和价值链参与度的趋势、全球价值链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全球价值链与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技术进步与扩散等方面的问题。^[107]曲越等（2019）利用PSTR模型，考察了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出先大幅上升、后有所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第二，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教育、医疗和公共管理等产业处于上升期，在信息、通信、科技、服务和制造业等产业有减缓趋势，在农业、金融保险、批发和零售等产业呈现不断下降趋势。^[108]李杨等（2017）发现，垂直专业化水平与产业供需不匹配程度之间正相关，并且垂直专业化水平对高收入国家的供需不匹配程度影响较大，而普通组国家的供需不匹配程度受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更大。^[109]张国峰等（2019）首次系统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贸易自由化通过投资挤压降低了企业的现金储蓄率，并且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现金储蓄的作用依赖于市场竞争程度，即关税减让会降低竞争性行业以及高集聚区域内企业的现金储蓄率。^[110]杨杰（2016）测算了中国35个行业的上游度和价值链长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位置的改变并没有提升各行业的增值能力，价值链的延展甚至抑制了产出增值能力的提升。^[111]

【注释】

[1]本章由吕越编写。

[2]见“第三章一，（一）”及林桂军和崔鑫生（2019）。

[3]最初，我国称加工过贸易为“以进养出”业务，后来成“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石广生.中国对外贸易改革和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当前，我国对加工贸易出口的统计包括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出口、进料加工贸易出口以及出料加工贸易出口。{林桂军，任靓.加工出口下滑在动摇我国出口政策模式的基础［J］.国际贸易，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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