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不仅要积极嵌入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价值链中，更重要的是，要不断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攀升到高端环节。因此，哪些因素会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是非常重要和值得研究的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因素。
在贸易网络方面，王博等（2019）基于Eora26数据库，构建了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并考察了其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成果的样本区间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其中，国内增加值在制造业贸易增长中占比最大。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增加值贸易网络与制造业贸易网络中联系密切，中国及周边主要国家处于贸易网络的核心地位。最后，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制造业贸易网络的因素包括贸易协定关系、总体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差异、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等。其中，贸易协定关系和总体经济规模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贸易网络关系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人口规模差异、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则会阻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贸易网络关系的发展。[37]吕越和尉亚宁（2020）测度了企业层面的贸易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企业贸易网络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整体上，企业贸易网络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外资企业的贸易网络扩张速度相对更快，东部地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贸易网络相对更发达；第二，企业贸易网络的扩张对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第三，企业贸易网络可以通过中间品投入、行业集中度和外资进入程度影响其出口国内附加值。[38]洪俊杰和商辉（2019）考察了决定国际贸易网络枢纽地位的机制，发现一国比较优势的改善能够提升其枢纽地位，并且母国市场、制度支持、技术创新、人口结构等优势要素对其枢纽地位的影响效应大于开放程度等传统优势要素。[39]
在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方面，研究表明，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将会阻碍全球价值链的嵌入，而中间品关税减让则会推动企业更深层次地参与全球价值链。王孝松等（2017）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采用对中国总贸易流量的完整分解法，发现国外的反倾销措施降低了中国相关行业总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相关行业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相关行业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和相关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对中国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造成了负面影响。[40]王聪和林桂军（2019）对已有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的测算方法进行了修正，并根据海关企业数据、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世界银行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美国对华“双反”调查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双反”调查降低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并且这种消极影响主要是通过抑制中国上市公司出口从而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对进口投入品的需求，进而减少出口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来实现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双反”调查对国有上市公司、高GVC参与程度上市公司和西部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41]杨军等（2020）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的影响效应，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深化了中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造成了直接贸易规模性转移与间接产业分工格局调整。[42]石晓婧和杨荣珍（2020）则分析了美国反补贴调查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抑制了企业的出口；第二，外资企业和多产品企业受到反补贴调查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第三，反补贴调查使得出口企业数目和持续存活的企业出口额均出现下降。[43]刘斌等（2015）基于1995—2011年期间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实证研究了中间品关税减让对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间品关税减让能够促进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提升，并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行业中，中间品关税减弱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积极影响较明显。[44]余心玎等（2016）研究发现，基于中国和加拿大的经验，部分或全面取消中间品进口关税将有助于进口中间投入品及设备的高效利用，进而促进各经济体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深度和广度，并提升其贸易竞争力。[45]
在数字经济方面，Li等（2019）以中国服装业为例，考察了电子商务如何减少进入壁垒，并使用全球价值链框架来分析电子商务对中国产业和治理结构的影响，从而实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电子商务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创建服务于国内外客户的在线市场，以新的方式连接企业与企业（B2B市场）和生产者与消费者（B2C市场），从而对全球产业治理结构和价值链升级产生影响。服务业作为买方驱动的产业，其全球领先的企业是大型零售商、营销商和品牌制造商，而中国大型服装出口企业一直是买方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主要供应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是平台公司，它们建立了双边市场，将电子商务消费者与分散的生产者联系起来，其中，许多是中小企业。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电子商务为中国中小服装企业带来了以下升级途径：通过纯粹的服装网络品牌、与网红合作或者通过跨境电商与消费者建立联系，从而实现增长和产业升级。第二，中国电子商务的平台经济高度集中，使得平台生态系统能够实现更高的用户（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动。此外，中国电商巨头一直在从纯粹的交易平台转向综合平台，这种转变使企业能够利用网红的直播、社交社区和视频来创造更多的消费者“接触点”，丰富消费者体验，服装企业也能够以较低的进入门槛从事高附加值活动。第三，中国快速增长的在线市场公司，如阿里巴巴和京东，已经建立了市场力量，将双边市场中的大量生产商和消费者联系起来。在信息方面，这些大型平台公司也能够从中国消费者那里收集大量数据。这些信息的价值被平台公司获取，对消费者的好处是能够将需求趋势转向他们喜欢的产品（需求拉动模式），而对生产商来说，他们扩大的覆盖范围和直接接触消费者的机会为初创企业和终端市场多样化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46]刘斌和顾聪（2019）考察了互联网对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发现互联网能够通过缩短交货时间、削减贸易成本、延伸生产步长驱动两国间价值链关联，并且互联网对服务业和资产专用性行业价值链关联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47]吕越等（2020）基于2000—2013年的机器人数据和中国企业的相关数据，实证考察了人工智能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替代从事低端环节生产的劳动力和提高企业生产率两个途径实现；第二，人工智能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企业；第三，在行业层面上，人工智能提升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48]类似的，刘斌和潘彤（2020）基于工业机器人数据和行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数据，从行业层面研究了人工智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和降低贸易成本，从而提升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和参与程度。同时，人工智能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竞争的先动优势，并且一国的数字贸易开放程度越高，人工智能对全球生产分工的积极作用越明显。[49]郭周明和裘莹（2020）指出，数字技术缩小了全球劳动力成本差异且加速了区域价值链形成，“平台驱动”成为全球价值链治理新的驱动力，微笑曲线转变为“浅笑曲线”。[50]姜峰和段云鹏（2021）发现，数字“一带一路”的发展能够提升中国产品出口的技术附加值和中国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市场占有率，有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51]
在服务业发展方面，唐宜红和林发勤（2009）考察了服务贸易在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发现服务贸易能够优化我国的整体对外贸易结构，并且作为中间投入品，提高出口货物的技术含量，使货物贸易增长向集约型发展。[52]刘斌等（2016）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金融服务化、运输服务化和分销服务化对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电信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不大。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技术复杂度促进了中国企业产品升级，并且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企业产品升级的影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高的行业中作用更强。[53]王思语和郑乐凯（2018）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实证考察了制造业出口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发现制造业出口服务化对出口复杂度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并且相比于交通运输和商务服务，金融服务、邮电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54]刘斌和赵晓斐（2020）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和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服务贸易壁垒的双重角度解释了全球价值链分工进程的放缓。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服务贸易壁垒的交互作用降低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水平，其进一步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服务贸易壁垒的交互作用主要通过缩短生产步长和提高中间品价格来阻碍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进程。[55]裘莹（2020）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分析了服务投入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发现具有倒U形影响，即随着服务投入提升，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先呈现促进作用，当服务投入提升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抑制作用。[56]郑休休和赵忠秀（2018）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利用WIOD数据库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效应，发现生产性服务中间品的投入能够提高下游制造业最终品的出口增加值率。此外，相比于使用生产性服务中间品来自非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使用的生产性服务中间品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最终品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增加对非发达经济体制造业最终品出口增加值率的促进作用更强。[57]裘莹等（2019）在全球采购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服务中间投入的理论模型，推导出生产性服务临近约束对价值链分工产生的非线性影响，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检验了理论预测。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对下游产业价值链分工呈现倒U形关系，临近约束对这种倒U形关系具有明显的影响，并且生产性支持服务在临近约束下仍然保持正向线性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倒U形顶点向右偏移，表明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够推迟生产性服务对价值链分工的负面影响。[58](www.xing528.com)
在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影响研究方面，张为付和武齐（2005）研究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扩大了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增强了我国产品出口竞争能力并改善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59]冯晓玲和张凡（2011）发现，由于出口量的增长，中国在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同时，收入贸易条件却呈现逐年上升态势。通过协整分析发现，长期内，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与FDI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而FDI的增长是中国贸易条件改善的原因。[60]李玉梅等（2016）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东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撤资的原因，发现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外资优惠政策相对减弱的外部投资环境、行业发展状况和母公司特征对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决策具有正向效应，而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对撤资决策有负向效应。[61]唐宜红和张鹏杨（2017）考察了FDI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机制下对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高存在积极影响，但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机制上看，这一影响并不明显。研究进一步指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机制上影响不强的原因，是FDI通过全球价值链嵌入既能提高出口产品中来自本行业的国内附加值，也可能导致中国更严重地嵌入低附加值环节。[62]张鹏杨和唐宜红（2018）研究发现，FDI对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FDI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实现的。同时，FDI在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方面存在“天花板”效应，但中国目前没有达到该效应的拐点。[63]李磊等（2017）研究了外资溢出对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发现外资的水平溢出对提升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与港澳台地区的企业的技术溢出相比，外资企业的水平技术溢出对提升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促进作用更强，外资企业的前向技术溢出对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与港澳台地区的企业相差不大，其后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促进作用则低于港澳台地区的企业。除此之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外资的本地化生产程度、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距离以及中国外商投资政策等因素，会影响外资溢出对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外资本地化生产程度越高、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距离越短和政策对外资越鼓励，外资溢出对内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促进作用越明显。[64]刘斌等（2015）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价值链升级”效应，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出口技术复杂度和营业外收入，可以实现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进一步研究表明，投资于发达国家能推动企业产品升级，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则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功能升级。[65]
在上游垄断和市场分割方面，罗伟和吕越（2015）在信息不对称框架下，构建了企业具有效率和融资能力双重异质性的贸易模型，分析了民间和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分割和信贷配置失衡对总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分割对所有企业出口均有阻碍作用，而信贷配置失衡在促使大量享受信贷支持的低效率企业实现出口的同时，只造成少数受信贷约束的高效率企业退出国外市场，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总出口。但是，金融摩擦的两种出口效应对国民收益均存在潜在的负向作用。除此之外，通过经验研究得到与模型预测一致的估计结果。[66]吕越等（2018）利用中国的微观企业实证研究了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存在负向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市场分割会通过促进中间品进口、抑制创新和提高加工贸易占比三个渠道降低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67]
在融资约束与金融发展方面，吕越等（2015[68]，2016[69]）分别从企业和产业层面研究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第一，融资约束阻碍了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提升且这种消极影响体现在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决策上；第二，较少的融资约束能够促进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提升。顾磊和杨倩雯（2014）首次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金融市场因素引发一国垂直专业化分工地位变迁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各类金融因素都是影响各区域垂直专业化分工地位高低的重要原因。[70]
除此之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还从制度、增值税改革、本地市场效应、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房价、经济功能区、特朗普税改、参与GVC持续时间、“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研究了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葛嬴、David Dollar和余心玎（2020）在测算了国家部门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基础上，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了区域制度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首先，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和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要低得多。其次，无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是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对制度敏感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都具有正向影响。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对制度的敏感性比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突出，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较低制度水平明显抑制了全球价值链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最后，地方制度会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决策，更少的政府干预、更高的海关效率、更好的合同执行和更便利的银行贷款渠道，都促进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来说更加明显。[71]吴嵩博等（2021）将2004年中国东北三省的增值税试点改革作为自然实验，探讨了增值税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这项改革通过允许更多扣减固定资产购买额降低了受影响企业的有效增值税率，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72]唐宜红和姚曦（2015）考察了用于检验本地市场效应的扩展引力模型是否在1995年前后存在结构突变。结果发现，1995年之后出口份额上升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大制成品行业，都发生了本地市场效应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关键转变；而在出口份额下降或者变化不大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和资源型制成品行业，本地市场效应的变动相对于要素禀赋优势的变动则显得无关紧要。[73]仪珊珊等（2018）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抑制了出口产品进入和退出企业的行为。[74]刘斌等（2019）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实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提升了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这种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更强，对资产专用性行业的影响更加明显。[75]刘斌和王乃嘉（2016）实证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发现房价上涨增加了企业出口数量，但不利于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和出口市场的拓展，总体上降低了企业出口金额。[76]李启航等（2020）在计算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经济功能区设立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经济功能区设立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进一步指出设立经济功能区产生的学习效应是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源泉。[77]周玲玲和张恪渝（2019）首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全球价值链分解核算体系的链接方法，并使用该方法分析了特朗普税改对中美价值链重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特朗普减税政策导致中国相对基准方案GDP增速减缓0.49%，但实际总出口增长1.16%；第二，特朗普减税政策促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增长近375亿美元，其中，蕴含的中国国内增加值提升276亿美元；第三，特朗普减税政策对我国纺织品、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产品的国内增加值/直接进口国增加值/第三国增加值均起到推进作用。[78]吕越等（2019）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数增长幅度达32%左右。进一步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积极促进效应通过“五通”实现，即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79]黄灿和林桂军（2017）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在测算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基础上，考察了影响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因素，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和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提高能够提升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同时，制度能够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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