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以加工贸易逐渐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去的，但是，最初人们并未将加工贸易与垂直专业化或全球价值链联系起来。1979年8月，国务院批准的原外贸部的第一个外贸体制改革文件《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只是提及对“以进养出”的物资[3]实行优惠税制，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加工贸易自在我国出现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的争论。林桂军等（2016，2019）则倾向从我国贸易体制的整体来看待加工贸易的作用，认为加工贸易在相当程度上矫正了我国进口体制对出口的压抑作用。他们还将加工贸易与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联系起来，认为1988年提出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于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因此，他们得出一个判断是，没有加工贸易，中国就不可能获得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4]
也有一些学者针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效应展开了讨论。贾怀勤（2009）提出，应重视加工贸易从货物转移到服务项下的核算问题及其引起的对中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分析后发现，影响虽然不小，但不会颠覆货物贸易平衡格局。唐宜红和林发勤（2009）的研究指出，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占到货物出口贸易的55%左右，不利于国内的技术创新。[5]李海莲（2008）认为，我国加工贸易税收政策存在对国产料件与进口料件实施双重税收标准、对加工贸易高附加值环节的扶持不足等问题，并指出我国的税收政策应通过加强与产业政策的配合、促进国产料件竞争力的提升等途径来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6]武齐和陈万华（2012）研究发现，中国和加拿大机电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并且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实际利用的FDI以及中加两国人均收入水平对中加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具有正效应。[7]邓慧慧（2012）研究发现，国内市场规模对制造业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均具有积极作用，并且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放大”的本地市场效应。[8]孙玉琴等（2013）考察了60余年来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发现加工贸易的发展始终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和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9]
林桂军和邓世专（2011）分析了亚洲各国中间品贸易的相互依存程度，以此来判断其在生产上的相互联系。成果全文没有使用“全球价值链”一词，只是使用“亚洲工厂”“全球生产网络”和垂直专业化等专业术语。[10]由林桂军教授领衔的《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从2014年起，开始跟踪亚洲全球价值链参与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产品的竞争力、发展趋势的变化情况，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对于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中国是亚洲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世界贸易额排名前22位的中间品中，有18种中国居世界第一；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包括了亚洲全球价值链最重要的经济体；亚洲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电子、电信和纺织领域，欧盟的优势则主要体现在机器制造、汽车和造纸等领域。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价值链核算问题，并对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其中，核算方法的构建是进一步分析全球价值链各方面问题的基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分别从行业国家和企业层面测算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情况，对全球价值链核算方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目前，应用最多并得到国际广泛认可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是由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教授和海外创始院长王直等主导研究的贸易增加值核算体系。其中，Koopman、Powers以及Wang（2016[11]）建立的五分法和Koopman、Wang以及Wei（2014[12]）建立的九分法基于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最终产品出口、中间产品出口等价值构成。而Wang、Wei以及Zhu（2013）的方法（简称WWZ方法）拓展了之前的分解核算框架，可以在部门、双边、双边/部门层面分解总出口，并提出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的概念并加以区分。[13]在WWZ方法之前，增加值核算方法都是基于Loentief（1936）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思想，用里昂惕夫逆矩阵B和直接增加值系数矩阵V的矩阵相乘，可以追溯产品生产各个阶段的价值来源和出口价值的最终归属。[14]WWZ方法超越了对里昂惕夫逆矩阵B和直接增加值系数矩阵V的直接应用，通过引入一国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L），首先对中间产品出口进行增加值分解，从而实现分水平出口流量的增加值分解。
从2011年起，国内相关部门开始关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增加值含量，并推动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研究工作，组织研究组专门攻关，努力探讨以贸易增加值统计弥补传统贸易统计体系缺陷的途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为推动相关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张向晨和徐清军（2013）介绍了当时国际上已形成的OECD和世贸组织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等五大数据库，并总结梳理了关于增加值核算的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将加工贸易从国内生产中分离出来，提出一套测算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方法论，建立了适合研究中国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并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结果，通过数据分析了中国增加值测算结果、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加值情况、中国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给各国带来的增加值，发现以增加值计的中美贸易顺差、中欧贸易顺差、中印贸易顺差、中韩贸易逆差均大幅下降，而中日贸易逆差则有所扩大。此外，中国进口对贸易伙伴的就业具有拉动作用。研究成果强调了可以利用历史数据探寻转型升级的规律，为新一轮开放找准着力点，同时，利用该方法和有关数据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路径。[15]此外，张向晨（2014）提出，经济全球化催生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而在新形势下，我国需要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提升参与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包括跨国公司趋向离岸生产、服务活动逐步国际化、提供了认识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的新视角以及传统国际贸易统计缺陷逐步显现。而贸易增加值统计为分析国际贸易提供了新方法。基于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研究，张向晨提出了对中国发展的启示，一是实施再开放战略，二是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延伸，三是增强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16](www.xing528.com)
在此基础上，大量的学者开始从行业国家以及企业层面进一步对增加值核算进行研究。在行业国家层面上，王直等（2015）提出了新的总贸易核算法则，把各层面的总贸易流量完全分解为增加值出口、返回的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以及纯重复计算的中间品贸易等组成部分，并根据贸易品的价值来源、最终吸收地和吸收渠道的不同，区分为16种不同路径，从而在官方贸易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之间建立了系统性对应关系，提供了一个从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中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有力工具。除此之外，新的总贸易核算法揭示了诸如垂直专业化、贸易平衡、增加值出口和显性比较优势等被广泛使用的国际贸易指标在方法上的局限，进而对这些指标进行了重新诠释。[17]
此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众多学者延续王直等（2015）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进行了扩展性的研究和分析。孟渤等（2018）整合并扩展了关于全球价值链贸易排放与增加值贸易的测算方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核算框架。通过该框架，可以在国家、部门和双边层面系统地追踪贸易增加值和排放量，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生产、消费和贸易）估算全球价值链的潜在环境成本，如每增加一个附加值所产生的排放量。[18]DeVries等（2019）将国际投入产出表与相关国家或地区行业的就业数据结合起来，从宏观视角分析了11个亚洲经济体2000—2011年间的全球价值链功能升级情况。研究发现，与2000—2011年间的制造活动相比，研发和其他相关支持服务的就业增长更快，但是亚洲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升级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根据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为其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创造了许多制造工作。但是与此同时，自2000年以来，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人员数量迅速增加，实现了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这些结果可能与中间生产阶段和最终生产阶段的迁移以及全球价值链内的技术变化有关。与中国相比，亚洲其他国家也在进行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但速度较慢。[19]
此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针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层出不穷。林桂军和何武（2015）的研究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产品总体上呈现出升级的趋势，但由于我国装备制造业倾向于进口相对高价的零部件、出口相对低价的零部件，装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仍然偏低。[20]闫云凤和赵忠秀（2018）构建了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并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链长度分为纯国内、传统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生产链长度，研究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机理与演进路径。研究发现，整体上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是沿着同时嵌入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的路径演进的，传统贸易生产链长度、全球价值链生产链长度和国内生产链长度都变长。同时，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链长度远高于纯国内和传统贸易生产链长度。中国三大产业（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也是按照同时嵌入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的路径演进的。其中，制造业的生产链长度最长，而农业的生产链增长速度最快。[21]施建军等（2018）认为，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国际竞争方式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传统开放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造成我国开放型经济受制于“木桶效应”等方面的挑战，并指出中国应该通过实施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和加快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22]洪俊杰和商辉（2019）提出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理论，将国际贸易网络分为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发达国家价值环流和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共轭环流”中居于枢纽地位，这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在发达国家价值链环流中，中国企业的技术提升可以促进国际分工地位的跃升，而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环流能够推动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23]汤碧（2010）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产品出口复杂度，发现中国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出口复杂度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产品出口的技术含量不高，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24]鞠建东和余心玎（2014）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角色，发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出口具有同位和低值两个特征。其中，同位是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及出口产品的种类均与发达国家相似，低值指的是中国的出口单位价值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通过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进出口单位价值发现，中国出口的产品在质量上属于低值产品。[25]孟东梅等（2017）采用WWZ分解方法，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演变。结果发现，中国服务业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并且正在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移动。[26]郑乐凯和王思语（2017）利用贸易增加值前向分解法，重新估算1995—2011年中国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发现传统统计方法以及贸易增加值后向分解法都高估了中国纺织服装、皮革鞋类与机电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出口竞争优势，却低估了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国际竞争力。[27]田开兰等（2017）指出，传统的从出口总额角度来分析出口比较优势存在忽略了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工的缺陷，并从出口增加值占比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如纺织服装）仍然是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优势部门，但是也存在附加值偏低的问题。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整体上处于比较劣势。[28]蓝庆新和窦凯（2019）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两国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并测算了中美两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发现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逐渐由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宏观经济、部门产出以及全球价值链均会产生负面影响。[29]汤碧和常月（2019）考察了中国农业价值链地位的现状，发现中国农业在亚太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存在略微的上升，并且中国农业参与价值链程度也较低。[30]罗伟和吕越（2019）分析了外资对中国增加值贸易规模和对贸易增加值结构的影响效应，发现外资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网络存在的天然联系，提升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的复杂度和深度。[31]牛华和张梦锦（2020）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了2000—2014年期间，中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结果发现，中国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较低，服务业生产的增加值中，被复出口到世界各国的比重不足3%，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落后于德国、丹麦、爱尔兰和俄罗斯等国。[32]鞠建东等（2020）测算了2000—2017年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演变，发现全球价值链网络已经由2000年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区块和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区块的“双极结构”，演变为以美国、德国和中国作为核心节点的“北美−欧洲−亚洲”的三足鼎立格局。[33]
除了行业国家层面上的相关核算以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还从企业层面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进行了测算和研究。吕越等（2015）是国内最早开始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算微观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标的研究。[34]唐宜红和张鹏杨（2018）发现，2000—2008年期间，中国企业出口全球生产链位置在产业链升级的作用下实现了小幅提高，而中国企业进口全球生产链位置则在贸易结构效应和产业链升级效应的共同影响下大幅提升。[35]吕越（2019）通过学术专著，将全球价值链在中国的微观应用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分析。具体来说，包括从效率异质性、金融异质性、劳动力市场异质性等视角，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合并的高度细化微观数据，全面评析了全球价值链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企业异质性的表现、影响效应以及交互影响机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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