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和合作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有着重要意义。吕越等（2019）采用四个不同的金融发展指标，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地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对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促进效应更强，即金融发展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叠加效应，且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促进效应更为突出。[168]李杨和程斌琪（2018）指出，金融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资金融通的重要桥梁，支撑着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金融外交作为整体外交的重要一环，保障着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和有效执行。作为金融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金融合作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手段，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工具。[169]魏天磊（2017）提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10+3”财金合作框架，包含系统性金融风险救助及预警机制合作、区域货币合作、亚洲债券市场合作、税收协调战略合作、经济政策协调五个合作领域。在这五个领域的合作中，需要适当扩大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货币互换资金规模，提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脱钩的贷款比例，发挥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的作用以加强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定。逐步推进货币一体化并加强区域汇率合作，减少对外部货币的依赖。尽快构建认证模式的亚洲区域性信用评级制度，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建立税收合作平台，逐步实现区域内税收标准的协调。在做好上述四点的同时，亚投行要发挥积极作用，各成员需要在经济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强沟通，借助“一带一路”的地区建设实现各国经济的协同发展。[170]张丽平和蓝庆新（2016）认为，互联互通是以资本运作为支柱，以基础设施顺畅、高效联通为基础和根本，以商品、服务、信息、人力和资金流动为主要内容的多层次/多领域的体系。为充分发挥资本运作的支柱作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不但要集中运营好区内自由的资金，还应利用好外部资金，在资本运作层面实现更大范围的互利共赢。[171]
能源合作和国际产能合作已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林建勇和蓝庆新（2017）首先分析了中国和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供需状况、能源合作的现状，紧接着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面临的诸如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等挑战，最后就“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提出了加强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对策建议。[172]王志民（2017）指出，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实现形式。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光明之路”战略对接的基本内容，堪称国际产能合作的典范，是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互利共赢之举，其早期收获颇丰，合作前景广阔。中哈产能合作的新理念和新形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样板，已经引发“一带一路”沿线多国国际产能合作的溢出效应，正在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由“双边合作”发展到“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相结合的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173](https://www.xing528.com)
文化合作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陈胤默等（2017）从母国文化助推视角考察了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孔子学院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降低中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孔子学院对中国企业在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孔子学院还通过影响留学生来华学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174]傅雨飞（2018）指出，文化包容机制的价值结构主要由核心价值及其外延出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等组成。其构建的政治价值在于通过文化的兼容性促进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社会价值在于增进合作者的信任感于无形之中，经济价值在于实现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分化与整合，促进沿线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构建文化包容机制的阻力分布包括共同文化认知的匮乏、西方多元文化模式的干扰、国际政治基础结构中的亚结构等依然强势、沿线国家文化产业基础薄弱等。[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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