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和于燕（2015）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刻内涵进行探讨梳理，并从对外开放大思路、大棋局、金融支持、政策建议视角对其进行详细解析。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该研究从金融市场、国内外金融机构、货币及金融监管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进而从深化经贸合作、加强国际投资合作、推进企业交流、密切海外华侨华人华商的联系、强化国际合作力度、加强国际战略协调等方面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建议。[160]蓝庆新（2017）强调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民营企业的国际化代表了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水平，应从赋予平等地位、完善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建立政策性风险补偿机制、加快“一带一路”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升民企国际化素质和能力等方面采取措施，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161]蓝庆新和黄婧涵（2020）选取经济总量、产业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禀赋、环境压力和环境响应指标，尝试构建绿色“一带一路”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东亚、东欧等国家绿色发展水平较高，而中南半岛、南亚、西亚北非和原独联体等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且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绿色发展水平。[162]“一带一路”建设同样也促进了中西部开放。李小帆和蒋灵多（2020）采用简约式估计方法，利用双重和三重差分法证实，“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西部关口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尤其体现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上。该研究进一步采用结构式估计方法，构建允许国内外贸易和劳动者迁移的空间经济模型。反事实研究表明，由于相对降低中西部地区的外贸成本，“一带一路”建设大幅促进了中西部开放，进而使中国总出口、实际GDP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了3.397%、0.397%和0.142%，并且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改善更加明显，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缩小。[163]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产生了投资促进效应的问题，吕越等（2019）采用目前可获得数据中，较详实和准确的2005—2016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析。主要结论是：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数增长幅度达32%左右，且一系列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表明这一促进效应显著存在。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积极促进效应通过“五通”实现，即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上，“一带一路”倡议更显著地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长，且对高政治风险经济体的投资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投资动态来看，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集约边际的扩张，即主要带动已有投资基础或投资项目经济体的投资增长。此外，从三重差分估计的结果来看，在行业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关领域；在投资来源上，“一带一路”倡议尚未对重点省份产生显著的投资促进效应。[164](www.xing528.com)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网络因素也日渐受到学术界关注。吕越和尉亚宁（2020）采用1970—2018年WITS数据库中的双边贸易数据，测度了150个国家（地区）的贸易网络指标，以分析贸易网络地位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主要发现是，只有小部分国家（地区）存在较为广泛的贸易联系，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相对集中，但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全球贸易网络越来越呈现出“多中心”的现象；一国（地区）在贸易网络中地位的提升会显著促进其OFDI流量增加；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在发达国家中更显著，同时，金融危机后比危机前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贸易网络地位通过提升本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促进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此，通过提升中国的贸易网络地位，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可以促进中国向资本输出的投资大国转型。[165]唐晓彬和崔茂生（2020）结合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与可分离的时态指数随机图模型（STERGM），使用动态网络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网络结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网络拓扑结构具有一定的异质性，贸易网络中存在“富人俱乐部”现象，这一现象与网络中存在的等级效应有关，且这种等级效应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贸易关系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因素，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具有更强的贸易倾向，但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这种倾向有所减弱，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发展贸易关系的概率有所提升。该成果拓展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网络结构动态变化的相关研究，并为中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消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潜在贸易摩擦提供了启示。[166]龚炯和李银珠（2021）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边贸易数据，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联系非常紧密，贸易网络中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之间产生新的贸易联系，网络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贸易网络呈现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位于网络中心，起到关键的联通与桥梁作用；中国在该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格局逐渐形成。[16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