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百川（2001）提出跨国购并有可能使中国面临四个不利局面：竞争加剧，对利用外资造成冲击，对反垄断法和管理制度提出挑战，导致对管理权的争夺和文化冲突。然而，中国企业参与跨国购并也有积极影响：有助于国有资产重组，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企业创新，补充国内资金不足，提升人力资源水平等。综合考虑两方面因素，研究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跨国购并。[83]李自杰等（2010）通过对2005—2009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跨国并购研究中心“跨国并购与绩效评估数据库”中的海外并购案例深入分析，结合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和商务部的相关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海外并购的主要特征与趋势，指出了并购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就如何在金融危机形势下促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进程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84]卢进勇和李秀娥（2012）基于Thomson Reuters并购数据考察了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历程、特点、问题及对策。[85]孔淑红和徐莺燕（2002）则探讨了医药行业跨国并购的利弊。[86]杨立强等（2017）以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海外并购为例，剖析了其主要动因和突出特点，总结了海外并购策略和方式不当、行业选择不当、海外并购市场单一、短期内过快扩张、日本政府政策失当等五大教训，并据此提出了对中国企业的启示。[87]另外，不少学者还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策略与模式，如周煊（2005[88]）、朱允卫和曹淑艳（2005[89]）、付子墨和林汉川（2012[90]）等。
刘青等（2017）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克服传统文献中的样本选择问题，在统一框架下，系统研究了中国海外并购的广延边际（区位选择）和集约边际（投资规模）决策。结果表明，中国海外并购表现出市场寻求和矿产金属资源寻求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对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欠缺考虑，甚至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追逐特征而重视交易成本，倾向于进入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在总体上并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并购符合主流文献总结的基本模式，其特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定需求。[91](www.xing528.com)
跨国并购策略选择往往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效益。贾镜渝和赵忠秀（2015）重点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如何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的问题，结合具体案例建立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知识转移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结果发现，企业资源优势互补是创造性资产寻求型跨国并购成功的前提；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知识转移的相互结合是提升动态技术能力的关键；对于想要通过跨国并购提升技术能力的中国企业，尤其要重视逆向知识转移。[92]武天兰和范黎波（2020）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以中国上市企业2017年末之前宣告的跨国并购交易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资源相关性和制度差异对并购公告日至交易决议日持续时间的影响，同时，探讨了专业顾问和并购市场寻求动机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相关性与交易持续时间之间呈U形关系；正式制度差异和非正式制度差异，均对并购交易持续时间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并购专业顾问的参与，增强了非正式制度差异对交易持续时间的负向影响；并购市场寻求动机，减弱了资源相关性对交易持续时间的负向影响。[93]李自杰等（2018）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组织冗余相关研究，从战略形成的角度出发，探究已吸收的冗余和可利用的冗余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已吸收的冗余和可利用的冗余越高，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平衡度越低。同时，CEO海外经验有助于企业有效利用组织资源推进海外并进型战略，且正向调节已吸收的冗余与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的关系。[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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