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舒年和杨佳明（2004）指出，融资与保障是实现“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环，而中国落实“走出去”战略面临的三大障碍包括：出口信贷体系提供的融资与保险产品单一，支持力度不够；进出口企业单纯依靠间接融资，融资渠道单一；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缺少短缺资源与外汇资金的调剂机构等。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出口信贷体系，降低进出口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创建短缺资源与外汇资金的调剂机构。[69]黄晓玲（2003）比较分析了对外投资促进措施的国际模式，提出了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体系的构建措施。[70]韩琪（2005）则指出，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出现了资本流出缺口问题。长期来看，中国资本流出的巨大缺口对中国经济仍然存在不利影响，需要加大对外投资促进的力度，进一步推进“走出去”战略，逐步缩小这一缺口。[71]还有不少学者分别从金融支持[72]、对外投资促进与服务体系建设[73]、监管与服务政策体系[74]、政策体系思考[75]等不同角度展开讨论。
沈四宝和伏军（2006）就构建中国境外投资促进立法提出若干建议，指出跨国投资促进与保护的主要方式包括政府单边保护措施、双边保护协定、多边投资担保公约等方式。中国对外投资促进立法应当以“促进投资”为核心原则；内容上应包括建立对外投资保险制度、提高外汇便利、增加税收优惠、提供政策性融资、简化审批程序、设立对外投资促进服务机构等内容。[76]张新民（2011）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走出去”战略下，中国企业信用评价的相关法律制度问题。[77]另外一些学者还就境外间接上市立法[78]、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79]等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
关利欣（2012）总结概括了新加坡海外工业园区的建设经验，指出与新加坡海外工业园区相比，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基础条件较为薄弱，缺乏对外投资的总体战略布局；政府在园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被动，对外投资产业竞争优势不足，园区区位选择不平衡性凸显。因此，该研究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海外工业园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强园区的产业配套服务，找准对外投资的优势产业定位，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手段为企业“走出去”铺平道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产业转移与升级，从而在新时期更好地建设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80](www.xing528.com)
在行业“走出去”研究方面，杨长春等（2016）通过对中国物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服务贸易的深入研究，分析了中国物流业目前“走出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针对目前物流业“走出去”发展速度迟缓，“走出去”区域、主体和行业分布不平衡，贸易逆差大，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结合中国国内经济新常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的全面“走出去”战略以及国际政治经济错综复杂的格局，提出中国物流业“走出去”，要充分挖掘航运业务蓝海区域，加强与其他产业深度战略合作，构建商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综合一体化平台，实现以港口为依托的多层次国际化战略。[81]吴承忠（2019）则在剖析广播影视行业对外投资重要性的基础上，利用商务部有关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广播影视行业对外投资演变规律，构建了基于逐步回归方法的广播影视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回归模型，从中发现了广播影视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广播影视对外投资项目空间分布差异趋向分散和均衡。目的国投资总量、电影生产数量和文化产业GDP占比，对目的国广播影视投资数量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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