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生和范黎波（2003）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跨国经营的理论，总结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主要战略选择。其研究成果分为理论和战略两部分。理论部分除了回顾基于贸易的跨国经营理论（如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经营理论（如特定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外，还从子公司特定优势理论的角度解释了跨国公司在观念上和战略上做出大幅度调整的理论依据。研究认为，正是子公司的特定优势及其战略地位才使得跨国公司在如下方面做出了调整：（1）各地区子公司的战略角色强调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而非同质性，职能强调分工协调性而非集中性；（2）各地区子公司在战略上不再仅仅承担跨国公司决策的执行，而是越来越被认为是跨国公司经营思想、市场信息、专门技能和知识资本的重要来源；（3）一些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治理权迅速扩大。[53]该成果获2003年第五届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论著二等奖。张新民和张建平（2003）梳理和分析了跨国经营的相关理论与企业国际化战略。[54]卢进勇等（2002）紧密结合国际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以及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对服务贸易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第一，从服务贸易有别于货物贸易的特性出发，概括总结出四种服务贸易理论。第二，对与服务贸易发展密切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跨国公司问题、中国利用外资问题和中国海外投资问题分别进行了研究，提出当代服务贸易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观点。第三，对“入世”后中国主要服务行业将会受到的影响，尤其是对利用外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第四，深入探讨了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和措施。[55]卢进勇（2012）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走出去”战略、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跨国公司崛起等问题；同时，也探讨了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理论、战略与模式等，认为无论是“走出去”战略还是跨国公司崛起，对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意义重大，是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56]该研究成果获得2012/2013年度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著作二等奖。裴长洪和樊瑛（2010）认为“国家特定优势”是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依据。国家特定优势包括：“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和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下，兼顾和结合企业微观经济利益的市场行为以及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作用。该研究成果强调：中国企业正在和即将形成的微观竞争优势，需要国家的引导、服务和组织才能转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中国政府采取有力的政策体系引导并建设完善的服务体系，比其他国家更加必要。这是形成国家特定优势，加速企业特定优势形成的基本条件，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57]张之梅和卢进勇（2011）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国产业对外投资与反映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指标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中国产业对外投资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产业对外投资与产业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产业竞争力越高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越多。因此，中国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是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手段。该研究有助于对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及促进等对外投资发展政策的制定。[58]
洪俊杰等（2016）提出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对“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两大战略关系进行再思考与协调，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国家统一规划，明确部门职责，实现同一审批，统筹协调“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相关政策；平衡东西联动，统筹地方、中央，形成全方面开放新格局等。[59]洪俊杰（2018）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论创新和配套政策展开具体分析，并对政策深化的相关内容、政策推进的时间部署和空间安排进行了深入探讨。洪俊杰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已告别高速增长而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发展阶段。随着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双向投资趋于平衡，加之第三地融资再投资，中国双向投资也已进入投资输出超过投资输入的新阶段。[60]
王光和卢进勇（2016）分析了国际投资规则新变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指出国有企业“走出去”的压力将增大，高标准的“环境标准”“劳工权利”“知识产权保护”管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可持续发展观是中国企业顺利“走出去”的保障，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新变化为中国企业解决海外争端提供了新的途径。[61]郭凌威等（2018）回顾和总结了40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的演变过程，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未来发展的思路和方向，包括进一步推进“走出去”战略发展、扩大并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高国际影响力，加快推进中国技术、标准、服务和品牌“走出去”，履行大国责任，并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等。[62]杨立强和卢进勇（2018）则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走出去”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练好内功、平等竞合、中国元素、合作发展、政策支持等五个方面深入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走出去”未来发展的主要思路。[63]
针对非理性对外投资，桑百川（2016）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传统制造业大而不强、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中等收入陷阱尚待破解、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的环境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可能伴生系列宏观经济风险：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诱发产业空心化，脱离全球制造业生产体系，冲击工业化进程，制约人民币国际化脚步。为防范与化解风险，亟须实行质量立国战略。延缓制造业和贸易订单外移，巩固世界制造中心地位并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逐步从出口大国转向出口强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走出去”战略，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64]林桂军（2016b）认为，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低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结构上，大企业多，缺少隐形冠军企业。未来，应该依托中国经济规模的优势，打造以中国企业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总部中心，这是中国建成贸易强国最重要的标志。[65](www.xing528.com)
陈建勋和翟春晓（2015）重新思考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假设前提，尝试检验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发展周期的独特性。该研究运用13个新兴市场国家1993—2012年的数据，检验结果发现，新兴市场国家在整体上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前三阶段。但在发展态势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都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态势，而净对外投资额则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态势；在发展阶段上，这些国家在投资发展周期的前三阶段，其对外投资都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与传统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所揭示的并不相同。[66]陈建勋和赵正一（2016）进一步针对现有文献中存在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普适性和适用性的理论分歧，尝试从其中介传导机制的角度来融合不一致的研究结论。该研究从外汇储备的视角补充和丰富了投资发展周期的理论机制，并且运用136个国家1985—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动态面板分析方法，检验了该理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该研究发现：投资发展路径之所以呈现S形曲线，并非传统上所理解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净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直接的曲线关系，而是通过外汇储备的中介传导作用呈现出一种间接的曲线效应。通过分类比较后发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发达国家样本中得到实证支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没有得到支持。[67]
汪洋等（2014）在理论上界定了对外投资过程中价值侵蚀的概念，将其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不仅创造性地解释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海外研发、子公司管理、东道国文化水平、企业自有特定资源和海外并购中存在的价值侵蚀问题，而且强调了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价值创造的重要性，并对此提出若干建议。[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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