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与探索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0年前后的约20年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初期探索阶段（1978—1985年）：政策上逐渐放松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一些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公司和具有涉外经验的企业开始在国外开设海外代表处或海外贸易公司。截至1985年12月，中国在34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144个非贸易性的合资经营企业（包括独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38亿美元。^[2]重要里程碑事件包括1979年8月国务院提出“要出国办企业”，从而首次确立了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导向；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也于1981年颁布《关于在国外开设合营企业的暂行规定》及《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企业的暂行规定》并部分下放审批权限，1984年又制定了《中国对外投资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暂行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从此奠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的基础。

加快发展阶段（1986—1992年）：1985年7月，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正式颁布了《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只要是经济实体，有资金来源，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业务专长，有合作对象人，均可申请到国外开设合资经营企业”。由于政策进一步放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迎来第一次发展高潮。1985—1991年期间，中国共批准在海外投资兴办的非贸易性企业859家，平均每年兴办128家，协议投资总额达到29.44亿美元。这一阶段，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参与主体，还是投资领域、投资国别和行业分布，均有了长足的发展。截至1992年底，中国海外企业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非贸易性企业达到1 360家，海外贸易性企业达到2 600多家，中方投资总额达到40多亿美元，涌现出首都钢铁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一批跨国经营企业。

调整发展阶段（1993—2000年）：为避免经济过热，1993年，中国开始实施宏观调控，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和海外投资项目审批措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更为严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进入调整阶段。这一时期，中央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鼓励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活动，使得境外加工贸易活动引发的海外投资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亮点。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对外投资来说，整个20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探索和突破的时代，也是一个变动调整的时代，更是一个酝酿勃发的时代。恰恰是改革开放“前20年”的对外投资政策实践，为2000年前后“走出去”战略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而大大超前发展的对外投资活动和政策调整，亟待经济学者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这也就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对外经贸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为了推动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的研究，1987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正式成立了“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孙维炎校长兼中心主任在成立大会暨首届研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该主题报告在回顾跨国公司研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中心的研究、教育和提供咨询服务的三大发展方向。在研究方面，孙维炎校长明确提出“我们研究跨国公司的理论与实践，目的非常明确，即为发展中国的国际企业与跨国公司服务，为改革与开放服务”，并特别提出了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跨国公司理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母国政府的关系、国际企业活动类型、跨国公司管理比较研究、跨国公司战略规划与经营策略研究、国际会计与财务管理研究等。^[3]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首席顾问姚曾荫在会上探讨了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要组织中国的跨国公司来进一步加入世界市场上的竞争”。^[4]1991年，研究中心与国内有关单位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研讨会，明确提出“发展有中国特点的跨国公司”的主张，葛亮和卢进勇（1991）从发展跨国经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可能性、模式和战略、应注意的问题及政策建议等方面，对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综述；^[5]1992年，组织了“外贸企业集团化、国际化、实业化”研讨会；1993年，召开了“北京’93跨国公司与中国国际研讨会”；^[6]1994年，召开了“北京’94跨国公司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研讨会”^[7]并出版了会议文集。^[8]另外，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后改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跨国公司项目）从1991年开始编写和出版世界投资年度报告。《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经联合国出版局授权，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翻译、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出版。^[9]储祥银（1994）介绍了《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的主要观点和内容。^[10]除此之外，1997年，学校还正式成立了FDI研究中心（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致力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学术研究。2009年，FDI研究中心被评为校级重点研究基地。

归纳起来，这一时期贸大学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工作。

第一，中国发展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和潜在优势。早在1986年，身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的谢岷就基于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提出了中国发展对外投资的相对优势问题。谢岷指出：“再用‘垄断净优势’论和‘市场饱和、资本过剩’论作为解释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显然是不适宜的。因为这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似乎缺乏建设资金、外汇及先进技术的国家就没有条件发展对外投资。”谢岷特别强调：按照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国不仅已具有发展对外投资的潜在优势，而且还具有较好的相对优势，“完全有可能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这些相对优势包括利用适用技术和剩余技术进行对外投资的巨大潜力，在某些高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在科技人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管理经验、出口推销能力、统一调配上的优势等。^[11]

第二，中国发展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和意义。谢岷（1987）较为全面地总结概括了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提出了对外投资在开放型经济中的地位，即“开放型经济的性质和特点要求我们的对外经贸活动既要‘请进来’，又要‘走出去’，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正是‘走出去’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该文不仅较早地明确提出“走出去”提法和“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总思路，还较为全面地总结概括了对外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六大促进作用：促进出口贸易发展，增加外汇收入；开发利用国外自然资源；促进技术引进，推动研究与开发国际化；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促进利用外资发展；发挥“窗口”作用，促进贸易、金融、保险和航运等事业发展；促进南南合作，提高对外援助的经济效益等。^[12]夏申（1988）基于“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探讨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战略选择，其中，特别指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意义。该文指出，“一些前列的发展中国家……逐渐能够把握多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的依存关联和转换替代，并开展了一系列较为复杂的国际活动，包括涉及组合性生产要素转移的对外直接投资，建立集出口贸易、对外投资、技术转让诸功能于一身的新兴跨国公司”，认为“拓展对外经济贸易应以跨国公司为主要经营实体，走多元化综合经营的道路”，“使海外企业成为国内循环楔入国际循环的接口、通道，成为具有反馈功能，抗衡外部冲击，能够保持国内循环始终位于良性循环轨道的缓冲器和控制器”。应该说，该文的许多观点即使放在强调“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今天，仍有借鉴意义。^[13]孙维炎（1992）指出，经过10余年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跨国公司已经形成如下共识：（1）社会主义国家创办跨国经营企业完全符合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一般运行规律，是生产社会化发展到生产国际化的必然产物；（2）社会主义跨国公司不仅与一般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有共性，而且更重要的是独具个性；（3）适量、适地、适时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但无妨国内经济发展，反而有助于将国民收入流转纳入内外双向循环的良性轨道；（4）中国发展海外直接投资是突破国内资源禀赋约束，在境外主动利用外资的一种全新方式，是生产要素寻求最佳配置区位和最优组合比例的内在要求……，是20世纪90年代乃至下个世纪跻身国际经济舞台，自觉参与高层次的区域内、产业内、公司内国际分工的战略之举。该文就先行主体、进入战略、部门战略、区位战略、技术战略等，全面给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14](www.xing528.com)

第三，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和类型。谢岷（1987）考察了196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提出了当时国际直接投资的三个新特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跨国企业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企业对国外市场的服务形态，开始由“贸易形态”逐步向“生产形态”转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产国际化的程度在提高。该文还总结归纳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类型，如自然资源型投资、出口导向型投资、防御性竞争投资、风险分散性投资、“研究开发”型投资以及充分利用现有生产技术和推销相对陈旧的生产设备动机等，而且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企业对外投资的最终目的仍然应是利润原则。^[15]夏申（1989）在讨论归纳区位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上游投资之谜”，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过来向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进行“上游投资”，而不是通常的“下游投资”。夏申在文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一方面“上游投资”的动机不再是单纯的眼前利润，而是为了获得一流技术或潜在市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的区位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强吸引力。作者在论文末尾指出：“‘上游投资’的勃兴预示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向高级化、大型化方向发展”。^[16]卢进勇（1994）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土地要素的特殊国际移动的含义、形式、经济动机及制约因素，提出了土地要素特殊移动带来的土地入股、土地合作开发等特殊形式的对外投资，较早地关注了涉及土地要素的国际农业投资、境外园区开发等对外投资活动。^[17]该文获得1994年第三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三等奖。

第四，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现状与特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1991）根据自行组织的两次调查，^[18]归纳总结了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整体特征，即发展速度快，平均规模小（海外生产性企业平均投资额约为287万美元，不过驻港企业呈大型化、集团化发展趋向），投资行业多但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投资区域广但以港澳地区为主，投资方式以合资为主（合作伙伴以华侨为多），占有少数股权且实行有限责任制，进入方式以新建企业为主、收购当地企业为辅。^[19]田光涛等（1992）概括总结了中国外贸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的六大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20]

第五，中国发展对外投资的战略方向。夏申（1988）提出，以投资带动贸易的出口新战略值得中国借鉴，认为“现代国际竞争要求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以维护和拓展出口市场”。^[21]而这一新战略构想，实际上与后来20世纪90年代末推行的境外加工贸易差不多，可以看作境外加工贸易政策的早期构想。夏申（1989）总结归纳了当时国际资本流动的十大特点，提出应该将对外直接投资上升到战略地位，认为“应努力争取在下世纪20、30年代形成3到5家世界著名的中国跨国公司，使公司内贸易届时达到我国整个对外贸易的40%～50%”。^[22]王林生（1992）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性质、战略重点和竞争优势的获得途径等。^[23]付强（1992）在分析和比较日本综合商社优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综合商社模式，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的企业国际化之路的一种选择。^[24]马春光（1992）将当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中国大型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较强国际经营能力的外贸专业总公司，第二类是具有相当技术实力和经营能力的产业型企业，第三类是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金融性、服务性企业等。马春光认为，以上“第一类外贸企业总公司和第三类金融性、服务性的大型企业，要向实业化、集团化和国际化发展，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模式”，第二类大型工业企业进行跨国经营可以考虑采取开展国际贸易、参与有价证券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马春光明确指出，中国大型工业企业跨国经营应注意按照国际惯例管理海外企业，注意培养跨国经营专门人才。^[25]夏友富和沈晨阳（1992）分析了中国企业集团综合化经营的主要原因，指出综合化经营不是当时中国企业集团的经营方向，强调专业化和多功能化才是中国企业集团的发展方向。不过，该成果也指出，中国企业集团专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可以参与一些综合化经营。^[26]林康（1998）认为，当代跨国公司已形成庞大的“企业帝国”，而巨型跨国公司已经出现“恐龙效应”，企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林康认为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最好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在培育少数大型企业集团的同时，应当鼓励和扶持中小型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目标。^[27]

第六，跟踪西方国家对外投资理论新动向。夏申（1989）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式、决定因素研究、投资动机分析、独特竞争优势等，并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评价。^[28]王林生（1990）概述了西方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主要理论，重点介绍了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于服务业跨国化的解释，并对西方跨国公司理论的演变和新动向作了评价。^[29]孙维炎等（1992）较为全面地梳理和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发展趋势、经营战略、海外企业人事管理、海外企业财务管理等问题。^[30]林康（1993）讨论了西方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四大转变，包括经营战略上由单一经营向“多角化”经营转变，管理战略上由规模化向个性化和小批量生产转变，技术战略上强化研发和技术转让战略，产品由品质控制向品质管理转变等。^[31]谢岷（1987）对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行了述评。^[32]卢进勇（1996）则评述了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主要流派。^[33]罗龙和赵京霞（1991）指出，跨国公司将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34]

第七，提出对外投资相关政策建议。夏申（1988）对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企业的性质进行了理论探讨，分析了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几个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设立对外投资委员会等专门管理机构，负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战略规划、方针政策、协调审批、指导服务等工作；中国银行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和必要的担保；对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而带动出口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免征出口税并实行出口退税等；呼吁尽早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法”，积极商签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35]章昌裕和夏申（1988）概括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特别指出“跨国公司目前已经成为从事现代国际经济合作的主力军”。在此基础上，该成果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国际化、高级化和多样化，就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目标模式，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选择的基本内容”，并提出几个关键性要点：应制定对外经济贸易的整体发展战略；应以跨国公司为主要经营实体，走多元化综合经营之路；应按行业组建对应有关国际机构的管理体制；应在政策和法律上，全面支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等。^[36]任维和罗龙（1988）梳理了跨国公司常见的融资策略，针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践提出一些较为超前的设想。如建议中国企业“争取在东道国和欧洲金融市场融资，仅靠有限的企业留存收益是不足以进行跨国经营的”；又如，建议在不影响中国企业控制权的情况下，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合作，利用当地银行等。^[37]门明（1996）考察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并讨论了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38]

第八，对外投资模式及海外企业管理问题。孙宁（1987）较早地考察了跨国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外汇换算问题并指出，了解西方外汇会计不仅对中国利用外资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开拓国外投资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同样有借鉴意义。^[39]余恕莲（1992）也就海外投资的会计反映和合并报表中的外币折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40]刘强和夏申（1990）探讨了跨国公司的国际资产配置战略，包括战略性业务单位（SBU）的划分与调整、国际资产配置战略的评估指标和方法、投资组合矩阵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资产配置的区位策略等。^[41]卢进勇（1994）探讨了海外投资合作伙伴的资信调查问题。^[42]姜弢和卢进勇（1995）较早关注了中国海外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归纳总结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四大问题：国家出资以私人名义注册，经营管理不合当地法律规定，财务上搞两本账，缺乏对海外企业的严格监控等，并相应地提出解决海外企业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途径，如严格国内法律规范、遵守当地法律规定、注意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加强企业集团对海外子公司的监控、尽量避免以私人名义在海外注册公司、运用依托机制管理海外企业资产等。^[43]孙维炎（1994）集合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近百名中青年专家学者，集体编撰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百科全书》，首次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理论、战略、实务、法律、组织机构等方方面面。^[44]孙家恒和王和英（1991）考察和介绍了中国企业国际承包和劳务合作的相关问题。^[45]徐子健（1992）从思想观念、在职人员培训、驻外人员选派、外国人才利用、高校人才培养等方面，探讨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人才的培育问题。^[46]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国外投资环境问题，^[47]简要讨论了中粮集团、山东诸城外贸集团、江苏春兰集团、青岛海尔集团公司等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案例，^[48]考察了跨国银行的发展情况，^[49]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