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我国服务业全面开放，尤其是零售、金融和交通运输等行业全面开放，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中国。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大关，步入服务业高速发展阶段。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全面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的扩容。自2010年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以来，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导领域。从总量上看，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全部外资的比重，从2005年的不足1/3增长到2010年的接近1/2，之后一路攀升，2017年已达67.9%。
服务业的开放创造了就业机会，扩大了就业规模。王春艳、程健和代玉簪（2017）通过跨国研究证实，服务业进口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对就业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该正向作用并未受到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85]据此，他们提出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扩大外资引进并合理利用外资。通过研究不同区域和要素密集度，李杨等（2015[86]，2017[87]）发现，服务业FDI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总体而言，中国服务业FDI对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从区域划分来看，相对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反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促进效应较弱。就服务进口而言，可贸易度高的服务、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影响显著为正，可贸易度低的服务、劳动密集型服务进口影响显著为负。在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同样对就业会产生负的作用。因此，李杨等学者建议应分部门、分地区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水平；同时，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保证就业的稳定和增长。吕越等（2019）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能提高工资水平，尤其是对外资主导的行业或者资本密集型行业。[88](www.xing528.com)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学界存在一定分歧，普遍的看法是外资企业具有较高的利润水平和工资水平。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民营企业还处于成长期，大型跨国公司更成熟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保障了其在员工福利和工作环境方面比大多数民营企业更胜一筹，在就业质量方面发挥了市场竞争中的标杆效应。例如葛赢（2006）早期便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外资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真实收入，并且城市间引进外资量的差异是造成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89]韩琪和欧阳立华（2006）则从理论上阐述了外资的区域和产业分布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的原因。[90]刘青等（2015）发现，外资并购后的国内企业工资水平更高，但之后没有显著增长。[91]陈志鸿等（2011）观察到外资企业工资溢价的情况，并率先指出外资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企业工资的增长，使企业间工资水平差距不断加大，增加了工资不平等的情况。[92]于峰和卢进勇（2014）通过选取1995—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证实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93]究其原因，他们认为外资企业采取“两头在外”和技术封锁的经营战略，低技术层次的内资企业难以融入外资企业的产业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遇阻，造成内外资企业薪酬制度的差异。对此，他们提出，中国应提高外资企业的在华根植性，鼓励外资公司转让关键技术，适当限制过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大力推进教育培训事业和国内外交流合作，健全知识产权制度等。李清如、蒋业恒和董鹂馥（2014）利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71个制造业的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94]研究发现，外资开放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均衡有着不利影响，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机制在于其提高了企业生存门槛，降低了行业内生产率差异，进而反映为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减小。该研究指出，贸易自由化对我国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王若兰和刘灿雷（2019）以“入世”的外资管制政策放松为识别工具，讨论了工资不平等的渠道。研究发现，外资进入的市场竞争机制一方面通过提升行业内高分位点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降低行业内低分位点的工资水平扩大了企业间的工资不平等。[95]刘青和邱东晓（2014）通过模型，解释收入差距来源可能是南北国际贸易分工中，南北之间外资雇用的主要是低技能劳工。[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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