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金和商品严重短缺。因此，外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即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非常高。罗余才和严俊（2001）对20世纪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FDI每增加1%，GDP将增加约0.4%，说明FDI流入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51]黄晓玲（2001）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发现，外资可以通过进口替代和先进技术帮助中国加工产业及新兴产业的发展。[52]FDI拉动增长的研究一般是从企业绩效方面进行的，传导机制也比较成熟。李德刚和苑德宇（2017）首次将外资增长下的缺口效应扩大到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发现外资能弥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财力短缺和效率低下等困境。[53]苑德宇、李德刚和杨志勇（2017）进一步研究了其传导机制，发现FDI进入对城市基础设施绩效产生了显著的“增进效应”。[54]这不仅显著表现于“资金效应”方面，还表现在“技术效应”方面，且技术效应随年份的推移呈逐渐扩大态势，具有“累积式”滞后特征，即FDI进入所带来的先进技术或管理经验，需经历一定时期才能对城市基础设施绩效的提升起促进作用。这项研究为中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分、有效地利用外资提供了政策启示。
另一方面，从贸易促进效应来看，外资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无论是早期的出口加工还是后期的供应链体系，这一作用都非常显著。研究发现，全行业利用外资以及利用外资的来源地，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起首要作用，对企业能否出口起次要作用。赵晓梅（2013）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研究了外资的拉动作用，发现对于ITC（计算机）行业，外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高于内资。[55]刘志成和刘斌（2014）则从外资出口溢出渠道角度分析了贸易促进效应，[56]发现外资企业出口对本国内资企业在出口边际、行业及外资强度上都具有明显的信息溢出效应。王琰和蒋先玲（2011）提出，金融发展程度是制约外资溢出效应的重要约束。[57]荆然（2014）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论文则讨论了跨国零售企业如何鼓励投资目的国所在地区的出口。该论文同时检验了网络效应和对上游企业的溢出效应。论文发现，跨国零售企业的存在有利于所在地区的出口，但是这个促进作用，更多是通过提高零售企业所在地区的综合出口能力，从而促进当地向海外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该论文被JIE、JEP等国际上的著名期刊多次引用。[58](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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