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助力我国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弥补了经济建设中的“双缺口”，起到经济增长“启动机”的作用。加工型外资和内需型外资构成中国吸收外资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然而近年来，由于要素成本上升、优惠政策变动以及思想认识转变等原因，大量加工型外资撤离，加剧了实体经济困境。桑百川和张彩云（2018）提出，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提升加工型外资吸引力，又要释放经济结构升级和消费市场扩大的市场机会，吸引内需型外商投资。[47]卢进勇、宋琳和李小永（2017）对新形势下的外资缺口理论进行了扩展。[48]利用外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指发展经济学中的“缺口”理论（或称“短缺”理论）。“缺口”理论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存在诸多缺口。“缺口”理论包括“双缺口”理论、“三缺口”理论和“四缺口”理论，分别对应储蓄缺口、外汇缺口、技能和管理缺口以及税收缺口。自2015年以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长居世界第一、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卢进勇等认为，应该从引进优质生产要素、增加就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促进制度和技术创新以及相互投资等五方面重新认识利用外资理论。在行业结构上，葛赢（2008）发现，外资导致国内产业聚集增加。其中，外向型和外商投资产业的集聚度高于其他产业。[49]在出口结构上，相比较于FDI，中国劳动力素质、产业结构和金融市场等区位优势的改善，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关键性因素。同样，徐进亮和郑振儒（2010）讨论了进口、外资和产出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外资对产出的拉动作用小于进口。据此，他们提出重新审视外资增加外汇储备是否有利，应当重视进口，并在此基础上独创性地提出我国应修改进口完税价格的建议。[50](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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