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增长原因：中国智慧推动国际经济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正确的开放性贸易政策，对对外贸易增长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政策的制定离不开科学的研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及时总结我国外贸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第一，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在对外开放初期，我国的外贸企业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整顿。孙玉宗（1990）针对这些问题逐一提出可行的整顿方案，加快了我国外贸体系与国际接轨的步伐。^[229]同时，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和各国市场日趋开放，国家间贸易日趋繁荣，郑宝银和王伟利（1998）提出，国际贸易是一国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有助于刺激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具有节约社会劳动、增加国民收入的作用；国际贸易可以调节一国经济内部生产和消费的供求关系，使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比例协调起来，从而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水平。^[230]

第二，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薛荣久（1997^[231]）所著的《世贸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荣获第六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二等奖。该书探讨和分析了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经贸事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中国应该在国民待遇、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积极为“入世”做准备。章昌裕（2012）回顾了中国“入世”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基于“2016猜想”，提出应加快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步伐，全面参与以资本为引领的国际经济合作，以实现我国由数字大国向实力强国转变。^[232]屠新泉（2019^[233]）所著的《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变迁》，分阶段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变迁，在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时点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今后与多边贸易体系“相处”做出科学研判。该成果荣获第二十一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第三，积极改善区域贸易关系。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的区域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从沿海起步，由东向西依次推进。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中西部地区的开放长期滞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在此背景下，李小帆和蒋灵多（2020）深入探讨“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的区域效应，发现“一带一路”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开放，进而增加了中国总出口、实际GDP和社会福利，并缩小了区域间的实际收入差距。^[234]丁锋、姚新超（2018）指出，“一带一路”有助于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提升我国货物出口竞争力。^[235]庄芮等（2019）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广阔，各国与中国发展贸易的需求强烈，中国未来应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市场调研，积极与沿线国家有重点、分步骤地开展双边贸易，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贸易畅通，拓展进口市场。^[236]其他国家的区域贸易关系也会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影响。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白树强等（2015）对我国和TPP成员的纺织服装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TPP成功实施后，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弱化，乃至低于部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白树强指出，我国应密切关注TPP谈判进展、加强对外区域合作、提高出口标准以应对其他国家所签署的多边贸易协定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237]

第四，正确应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随着经济形式不断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世贸组织遭遇诸多严峻挑战。屠新泉等（2019）对世贸组织改革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并针对各方最关切且最具争议的焦点问题——争端解决机制、特殊与差别待遇以及规则制定问题进行探讨。^[238]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产业补贴规则作为WTO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受到美欧日加等WTO成员的重点关注。美欧日先后发布七份三方声明，明确提出改革产业补贴规则的主张；欧盟和加拿大也在其WTO改革讨论文件中，强调产业补贴规则的必要性。产业补贴规则的改革对我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李思奇和屠新泉（2020）回顾了WTO产业补贴规则的谈判历史，剖析了当前WTO改革进程中，美欧日加中等主要成员对产业补贴规则的争论焦点，并展望了WTO产业补贴规则的谈判前景。^[239]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经济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World Trade之上。(www.xing528.com)

第五，注重维持国家政治关系稳定。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稳定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杜映昕和余心玎等（2017）基于中外关系指数及海关月度贸易数据，分析国家间政治关系对我国行业进口的影响。研究证实，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服务于我国对外开放与经贸发展的政策。文章除了充分考虑针对已有研究提出的中国的特殊性、考察国有企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外，还构建了战略性行业大类以及行业上游度指标，对那些对国家安全具有不同重要意义的行业进行细致分析，加强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贸易影响的行业异质理解。^[240]杜映欣等（2017）基于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验数据，对双边贸易和政治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政治关系会对双边贸易关系产生短期的显著影响。^[241]该研究成果成功发表于国际经济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第六，努力营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桑百川（2019）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为改革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尽管我国一直努力改善外资营商环境，但仍有较大改进余地，尚需持续发力完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外资营商环境。^[242]于俊年（1997）从可行性研究分析外商投资的成绩与绩效，并为判断外商投资项目是否可取提供依据，为我国外贸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出贡献。^[243]庄芮等（2011）所著的《中国外资流入与外贸发展关系研究》一书荣获“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优秀奖。该报告深入分析了我国外贸发展与外资引入之间的关系，对我国外贸事业的稳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244]

第七，注重对贸易领域人才的培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背负起时代使命，率先对我国外贸发展领域进行探索和研究。1954年，马乃庶在我校开设了“对外贸易市场行情”“苏联与中国对外贸易原理”等课程，主编了《马恩列斯论国际贸易》《对外贸易基础知识》等外贸领域著作，为我校外贸专业建设做出卓越贡献。1975年1月，黎孝先与冯大同、王林生、叶彩文四人共同倡议并创办了《国际贸易问题》刊物。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部门率先创办的学术性刊物，《国际贸易问题》经历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已经发展为由教育部主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的贸易经济类和世界经济类核心期刊，见证了一批又一批致力于我国对外经贸事业建设的贸大学子的成长。改革开放后，在外贸体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积极利用外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历史进程中，贸大为学子们提供了大量的科研交流平台和经贸实践经验，为中国政府及宏观决策部门提供了高水平的智力服务，为中国对外开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