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功能区建设渐入佳境，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功能区建设的新高地和深入激发对外经济活力的主要着力点。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经济功能区演化历程上具有高度创新性的新型功能区。林桂军、何茵和邓世专等（2011）探讨中国在全球新区域主义潮流下应明确自贸区战略的目标，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重要的试点步骤和实验基地。[182]李计广和桑百川在2012年上报了对下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途径与建议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加大力度推行对外开放仍是必要之举，开放的内涵应该做到横向扩展与纵向深化。该研究报告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这对于我国经济功能区建设具有先导性意义。[183]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伊始，张汉林（2013）较早提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定位应超越过去经济功能区的视野和范畴，立足于解决过去改革开放所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在战略布局和未来发展中紧密与我国当前内外发展任务相结合。[184]屠新泉（2013）认为，上海自贸区是一次颇具开创意义的政策试验，其在名义上以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为重点，但真正的核心为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一旦实施资本项目、汇率和利率等领域的突破性变革，必将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和带动效应，并对全国性的体制改革形成强烈的倒逼机制。[185]孙玉琴（2019）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从外贸规模、经营主体结构、贸易方式、商品结构与市场结构等方面重点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成就，高度认可、赞扬了自贸试验区的挂牌成立，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经济改革全面推进的重要举措；并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就业促进、国际金融风险防范等多角度，总结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她剖析了当前中国正面临的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新型国际生产体系、消费革命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提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应对与有关国家的贸易摩擦，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等建议。[186]
庄芮和太平（2014）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试验田，其区内外资管理制度存在负面清单过长、表述模糊和新兴产业缺失等问题，外资管理的安全审查、金融管理措施和信用管理仍较为薄弱，需要突破难题。[187]林桂军（2015）根据上海（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验，认为要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平台，推动我国服务业开放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在此过程中，服务业的开放顺序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先开放壁垒高的部门；二是要考虑壁垒的经济效应，即壁垒是成本型的还是租金型的，成本型的壁垒应该率先消除；三是要考虑壁垒是由外商承担还是内商承担，或是内外商都要承担；四是受壁垒影响的部门的规模；五是存在壁垒的部门与其他产业的联系。林桂军基于上述因素提出了不同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开放实践的顺序建议，希望能为未来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服务业开放提供建议。[188]李玉梅和张琦（2015）指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探索投资管理体制与服务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方面的先试先行，这有助于对中美谈判形成借鉴，进而稳步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有序进行。[189]卢进勇和杨国亮（2017）针对我国的自贸试验区展开研究，并提出加强试验区的试点功能，对国际经贸新规则进一步勇敢尝试。该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0]武雅斌（2019）也认为，中国在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已经设立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试先行”和“复制推广”功能，把它们作为中国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标准规则的压力测试平台，为后续谈判提供坚实的支持。[191](www.xing528.com)
赵忠秀（2017）探讨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认为应抓住自贸试验区建设带来的机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与服务，促进世界级的文化产品消费中心与创造中心在我国形成。[192]林桂军（2018）还关注了自由贸易试验区从沿海向内陆拓展这一情况，建议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宜采取沿海“自由港”模式，而应配套内陆物流港建设以降低运输成本，最终促使内陆地区建立不依赖运输成本的比较优势。[193]蔡春林和陈雨（2020）面对当前国内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相继成立且位置相邻的情况，指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理临近且产业互补，因此，两地应实施错位发展战略，以防止区域间产业恶性竞争。同时，促进各自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构建协调有序的总体发展格局。他还提出，广东和海南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该协调发展规划，同时，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借鉴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经验，发展具有海南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建设自贸区联席会议，推动实现两地的错位发展与深度合作。[194]
自由贸易港是当今全球开放层次最高、容纳层级最多、设立要求最为严格的经济功能区之一，是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有效促进我国对外自由贸易发展以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意义重大。崔凡（2018）认为，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强化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的重要举措。我国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探索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因此，自由贸易港的战略性功能定位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航运中心和海关特殊监管区，而应该朝着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的核心节点发展。[195]桑百川（2018）在梳理世界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模式与经验后，指出我国在建设自由贸易港时，应主要把握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高效配置和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分步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明确目标，避免竞争一哄而上。[196]蓝庆新（2019）认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为我国优化开放模式指明了“新方向”，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高端分工创造了新优势，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新支点”，为我国国家战略的强化迎来了新契机。[197]刘斌等（2019）详细分析了中国各类经济功能区的发展历程、主要困境和国际主要自由贸易港的先进经验，并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发展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建议：首先，加快发展服务业，推进港口产业联动；其次，完善“二线”监管制度，加快探索离岸税制安排；最后，将自由贸易港建设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对接。[198]林桂军和李青（2020）认为，在中国提出双循环的大背景下，要进一步挖掘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助力。[199]李光辉（2020）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以“海南自贸港——开放新高地”为题，解读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具体内容。他认为，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将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更将推动形成高水平开放的新格局，在支持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重大作用。[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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