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数字贸易是增长速度最快的新型贸易模式，也是众多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重点关注领域，未来极有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模式。近年来，传统贸易增长停滞甚至下降，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迅猛，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李计广和桑百川（2012）向政府提出下一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其中涉及数字领域开放的内容。该建议刊登在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144]
此外，作为国内较早一批在数字贸易领域开展研究的学者，贸大学者对数字贸易发展及经济后果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们认为，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贸易克服了传统贸易交易周期长的缺陷，显著提高了贸易效率，降低了贸易过程中的时间风险；另一方面，数字贸易打破了传统贸易严格意义上的空间属性，大幅度弱化了地理距离对贸易的限制，降低了贸易成本。数字贸易的时空属性大幅度提升了全球贸易便利化程度，拓展了传统贸易的交易区域，扩大了消费群体的来源，进而开辟了传统贸易难以触及的发展空间（蓝庆新，2020）。[145]数字贸易的发展与普及极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准入门槛，极大地加强了不同市场的关联程度（Jing，2014），[146]这一变化标志着“普惠贸易”时代的到来。在数字贸易时代来临之际，王稼琼（2018）指出，传统外贸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我国亟待提升外贸竞争新优势。[147]吕越和陈泳昌（2021）同样指出，互联网的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产业升级以及改善居民就业三种途径，促进我国的价值链融入。[148]
关于数字贸易阶段我国所面临的问题，周念利等（2017）作为国内较早一批研究数字贸易问题的学者，提出数字贸易治理规则的文本设计与操作执行是一个重点问题。[149]针对这一问题，戴长征（2018）指出，在信息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国家的治理能力也有必要同步提升。[150]周念利（2016）指出，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最大利益攸关者，在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制体系中，应该是一种合作竞争关系。[151]由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存在产业比较优势与主要规则诉求的差异，现有规则难以满足我国数字贸易的诉求。同时，周念利（2018）提出，作为全球数字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应该有底气，也必须在跨境电商领域提出符合中国利益诉求的关键规则。这是从战略层面更主动应对来自他国挑战的重要体现。[152]唐宜红和张鹏杨（2020）指出，在后疫情时代，数字智能等领域将成为区域性贸易保护的高发区，贸易保护或将成为常态。中国应以正确的“危机观”审视新型贸易保护，也应该积极转变治理模式，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153](www.xing528.com)
关于数字贸易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如何发展，贸大学者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判。冯辉（2021）强调了外资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应构建国际化、法制化和便利化的营商环境。[154]伊万·沙拉法诺夫和白树强（2018）在分析世界数字产品贸易现状及主要壁垒的基础上，利用WTO及其他国际协议的相关规定，初步构建了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基本合作机制，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简要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以TISA诸边协议为主，构建初步的合作模式并将其逐步纳入WTO管辖权的可行性最强。[155]李杨和高媛（2020）提出，可以通过培育数字化体系能力、强化各行业对数字化进程的共识、培育龙头企业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积极参与国际制造业数字化合作等举措，推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发展，进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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