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服务贸易自改革开放后也得到飞速发展，并且成为继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后，发展速度最快的贸易模式。20世纪9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就开始重点关注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并在商业服务贸易、邮电服务贸易、建筑服务贸易、销售服务贸易、教育服务贸易、环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交通运输服务贸易等领域提出不同政策建议。张建平（2016[113]）和霍建国（2017[114]）综合分析了金砖国家在贸易模式转型上遇到的问题以及合作发展的可能性，并指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有着较强的竞争优势。林桂军和任靓（2016a）通过Hoekman频度测量法分析了金砖国家服务业的部门开放度，结果表明，俄罗斯和中国的承诺开放度明显高于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115]然而，印度在事实开放度上呈现较宽松的特征，南非对服务业的开放深度较大。就我国自身的开放情况看，对国民待遇的开放度要高于市场准入。在此基础上，建议我国同其他金砖四国在生产性服务上积极开展合作。
针对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问题，薛荣久和张汉林（1997）倡导将发展服务出口摆在重要战略高度。[116]薛荣久（1999）指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项目为旅游、银行和货运。其中，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绝对优势，应予以大力发展。[117]杨长春和方玺（2014）的研究便聚焦于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从中国国际航空旅客运输和入境旅游贸易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计量分析，最终发现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长期看，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促进了入境旅游服务贸易的增长。从短期看，国际航空客运的外生冲击对入境旅游服务贸易具有显著影响。[118]与此同时，林桂军和任靓（2014）测算了主要国家的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发现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弱于其他主要国家，并针对这一问题为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提出改进建议。[119]针对服务贸易开放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吴卫星（2015）总结了中国国际金融学术年会上专家们的意见，指出金融服务业开放带来的风险应该首先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120]面对美国要求中国开放服务业的压力，林桂军等（2016）认为，我国应从美国试图扭转贸易不平衡和拓展跨国公司价值链两个方面加以应对，具体的策略包括：（1）坚持自主开放为基础、互惠开放为动力的原则，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开放，不依赖谈判解决所有开放的问题；（2）以建设世界制造业中心为目标，重点开放生产性服务业；（3）优势部门坚持要价，建筑，电信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是我国优势领域，建议（中美）贸易谈判中采取进攻策略；（4）要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明确开放的顺序。[121]他特别强调，应优先开放生产性服务业，以增强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我国在加入WTO后，服务贸易出口维持着骄人的增长速度（陈志鸿，2007）。[122]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管辖范围从货物贸易逐渐延伸到服务贸易，孙维炎和张汉林（1997）率先分析了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实施国民待遇的必要性，并对实施国民待遇的经济后果进行了详细梳理。[123]薛荣久（2002）在总结加入WTO后的中国贸易模式特点时指出，我国服务贸易所占比例提高，促进了我国贸易地位的提升。[124]杨荣珍（2007）指出，中国作为WTO中的发展中大国，其服务业开放水平较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更高，在大多数服务部门或分部门中，其开放力度也更大。[125]根据现有WTO框架下的开放承诺，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仍有很大潜力。樊瑛（2012）以中国“入世”服务业开放承诺为研究基准，从中国“入世”十年服务业开放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结构维度和模式维度等四个维度入手，分析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绩效与特征，并针对未来中国服务业开放面临的挑战给出重要的政策建议：（1）鼓励中国服务贸易中，四种模式均衡发展；（2）货物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3）同时鼓励中国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和流出；（4）扩大现代服务业开放领域，鼓励中国服务业企业承接高端国际服务外包；（5）协调服务业开放和国内规制；（6）积极参与区域服务贸易合作。[126]
贸大学者关于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也进行了许多相关研究。杨荣珍（2006）计算了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多个竞争力指标，包括显示比较优势（RCA）、贸易竞争优势（TCI）和服务贸易市场占有率（MS）等，并依据数据做出研判，认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明显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127]林桂军等（2016）对8个中美服务业部门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结果说明，美国在6个部门对中国具有竞争优势，分别是运输、旅游、保险、金融、电信和知识产权等。其中，金融、知识产权、电信和旅游4个部门对中国的竞争优势明显。中国具有优势的部门是建筑、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两个部门，电信部门拥有持续的顺差。[128](www.xing528.com)
针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范黎波和刘瀚龙（2016）指出，中国的服务业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被长期锁定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陷入“贫困性”增长和“逐底式”发展的困境。同时，范黎波详细分析了印度企业的成功管理实践，认为印度服务业的成功发展可以为我国服务业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思路与方向，值得我国企业探讨、学习和借鉴。[129]唐宜红和林发勤（2009）通过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对外依存度以及出口竞争力等指标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我国仍存在整体贸易结构不合理、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以及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并指出，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不仅能够改善贸易结构，还能够促进货物贸易增长向集约型发展。[130]林桂军和王飞等（2021）认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应该采取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开放的策略。[131]
贸大学者在服务贸易研究领域取得诸多成就，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如张汉林（1997）所著的《经贸竞争新领域：〈服务贸易总协定〉与国际服务贸易》荣获第六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132]石静霞（2003）对服务贸易领域的紧急保障措施进行了深度探析，[133]其成果也荣获第十二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姜荣春和刘绍坚（2010）对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做出研判，[134]该研究成果获得2011年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周念利（2013[135]）根据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分析与评估》一书，对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现状进行了概述，并指出“南北型”区域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已经超越“南南型”和“北北型”。该研究成果荣获2014/2015年度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同时，周念利（2014）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对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136]该成果荣获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服务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制造业服务化现象随之出现，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刘斌等（2016）在国内较早开展了制造业服务化与国际生产分工相关性的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是影响一国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原因，从而为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37]这篇文章截至2021年的引用量高达460余次。紧接着，刘斌和赵晓斐（2020）将服务贸易壁垒嵌入模型之中，认为随着服务贸易的兴起，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贸易壁垒的交互作用是导致经济逆全球化的一个潜在原因。也就是说，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放缓不仅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全球性贸易结构的变迁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138]王永贵等（2015）开创性地开发出服务外包中企业创新能力的多维测量模型。借助知识转移理论，创新性地运用“动机、机会、能力”（MOA）框架，从服务承包方和发包方两个不同视角探讨并论证了承包方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制；并且通过174份来自承包方的服务项目经理和战略经理的配对问卷，探讨了所提出的模型框架。[139]该研究成果荣获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针对2019年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薛熠等（2020）研究了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因服务业企业经营更加灵活，因此，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受到的冲击较小。[140]针对我国在服务贸易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的问题，林桂军（2015）指出，虽然一些部门会由于开放而受到冲击，但开放的整体利益一定大于其带来的弊端，中国的服务业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141]屠新泉（2001）同样也表示过，尽管在市场作用下，服务业吸引了大量资源，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与货物出口相比，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仍然偏低，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相适应。[142]此外，屠新泉还指出，在我国的服务贸易领域存在出口结构不合理以及管制程度较高等问题，受到媒体的关注。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贸大学者是登上中央电视台次数最多的国内高校之一。林桂军、洪俊杰、赵忠秀、崔凡、桑百川、屠新泉等国内知名学者，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栏目的采访，理性分析了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原因，表达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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