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初心传承与国际规则对接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向开放型经济发展，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方向开始调整至以“复关”（后为“入世”）为导向。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开始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第一，在打破外贸垄断方面，开始逐渐放宽外贸经营权的审批。首先给予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外贸进出口经营权，1999年，又允许民营企业从事进口贸易。外贸经营权的放宽，极大鼓励了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到2020年，民营企业占我国进出口的比重达到46.6%，外商投资企业占38.7%。国有企业占14.3%。民营外贸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推动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最重要力量。第二，更多依靠法律和经济手段调控对外贸易。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外贸法律体系。在经济手段的调用上，实行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降低进口税率，完善出口退税制度，用优惠信贷政策鼓励出口。第三，进行外贸企业经营体制改革。以推动外贸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对国有外贸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使其由国家计划的单纯执行者真正转变为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应当如何制定？对于这个问题，贸大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王寿椿和储祥银（1983）提出在制定进口战略时，应提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准备工作：（1）研究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战略以及各领域发展战略和规划；（2）研究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等的变化及其趋势；（3）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形势的特点和发展。^[31]在制定出口战略方面，王绍熙和叶彩文（1982）提出，首先要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保证经济建设顺利发展。其次要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的出口商品生产，扩大出口贸易的物质基础。最后要积极改变出口结构，充分发挥我国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32]为实现我国进出口战略的科学化制定，罗龙（1989a，1989b）针对开放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设计一套全新的综合指标、构建数学模型等方法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33]

为建立高效的进出口管理体制，进出口配额和许可应该如何管理？是沿袭过去行政分配的方式，还是采用市场杠杆的手段？王绍熙（1989）认同价值规律、市场调节作用，同时，明确地指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不意味着要淡化宏观管理。我国外贸管理措施未能跟上放权、分散、扩大外贸经营的步伐，造成外贸上对内对外的盲目竞争，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他认为，加强许可证配额管理、恢复重要商品的出口收购计划和进口调拨计划管理等强化外贸的宏观管理措施是必要的。^[34]姚曾荫（1983）指出，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中的作用与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上的作用有所区别，因此，不能够全盘照搬西方国家的进出口管理体制。^[35]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同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规范的要求，我国进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宋沛（1996）提出对部分出口商品配额试行有偿招标办法，是我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带有突破性的步骤，是探索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的科学的进出口管理制度的一项大胆尝试，对加快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36]

长期以来，我国在出口退税制度上存在热烈的讨论，甚至出现了一些争论。对出口退税制度持批评态度的人，一般强调以下几点：一是这一体制为非中性，等同于出口补贴；二是出口退税经常出现拖欠，干扰了企业的经营；三是频繁调整出口退税率，使退税发挥了类似汇率的职能。在相当程度上，出口退税制度是为了取消出口补贴制度而设计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实行出口补贴制度，没有出口退税。然而，随着我国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出口补贴不可持续变得日益明显。在国际上，我国的出口补贴制度也面临极大的压力。因此，继续保持出口补贴制度已经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增长。在1985年试行出口退税制度的基础上，1988年，开始在全国推开。1991年，我国正式取消出口补贴制度，出口退税成为抵消这一变化的手段。张汉林（1995）强调，出口退税是出口商品适用零税率的要求，是以国际惯例的形式避免增值税国际竞争而产生的。^[37]薛荣久（1999^[38]）分析了1998年外贸负增长和1999年外贸面临的形势，认为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在具体实施上限制了我国出口，提出在人民币不贬值的前提下，大力改进出口退税工作——征退一致、加快退税和不征不退，统一协调我国外贸与外资政策。孙玉琴（2005）指出，出口退税制度在国际上是一项非歧视性的税收制度，是中性的贸易政策工具，但我国出口退税制度视为出口贸易的鼓励政策，因而根据经贸环境频繁调整的出口退税政策，引发了企业大量的短期行为，对我国出口贸易健康稳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我国在实践中也将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产业政策使用，因而针对不同商品、不同经营方式的企业等规定了差别退税政策，这对所有地区同类产品和企业实行统一退税政策造成利益分配的较大差异。^[39]另外，出口退税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也是一个影响出口退税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40]出口退税共同承担将出口退税与地方政府利益挂钩，加大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力度，因此，在出口退税分担机制中，确定合理的承担比例至关重要。刘青等（2015）根据2004年增值税改革的外生冲击进行准自然实验，结果发现，增值税改革刺激了企业投资，而企业投资增加则会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方式提高出口倾向和出口数量。^[41]该研究成果成功发表在国际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上。毛程连和林志威（2016）发现，地方政府尤其是出口大省的地方政府承担出口退税税负较大而面临财政压力时，会将财政压力转移至企业，导致从事出口的外贸企业承担了更高的税负，因此在政策实际运行中，出现地方政府对外贸出口的干预现象。^[42](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关税调整、出口补贴、外汇制度等各个方面主动向国际规则靠拢。首先，在关税调整方面。王寿椿（1996）提出，“简化并削减关税”是我国建立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外贸间接调控体系的需要，其关键是形成一个完善的关税结构。^[43]其次，在出口补贴方面。1991年，我国取消出口补贴。王绍熙（1993）建议进一步缩小进出口计划管理的范围，只对少数影响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做出指令性或指导性安排。^[44]杨荣珍（2003）梳理比对了我国外贸法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建议利用WTO规则中的补贴例外规则，在我国外贸法的修改中适当增加合理补贴内容。^[45]最后，在外汇制度改革方面。1994年1月1日，央行宣布汇率并轨，同时建立了全国统一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取消了企业外汇留成制度，改为结售汇制度，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有条件兑换。刘舒年（1994）指出，此次外汇体制改革将有利于各类企业的公平竞争，有利于改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条件，同时，推动国民待遇原则的进一步贯彻，推进外汇制度的国际化、规范化，有利于完善我国投资环境。^[46]许煜（1995）认为，汇制改革消除了双轨制带来的障碍，理顺了外贸经营和发展机制，且有利于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47]另外，陈宇杰和谭建业（1994）指出，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既促进了乡镇企业本身的发展，又使乡镇企业成为我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我国广大农村与国际市场接轨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条件，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48]王玉清（1997）指出，应开展多边和双边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加速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惯例接轨。^[49]

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萌动、酝酿，并以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形式付诸实施，这标志着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新时代（夏申，1998）。^[50]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对外贸的态度日趋开放，对外贸易越来越具有国际贸易的特征，专业话语也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园中静悄悄地发生变化：过去的“对外贸易”系变成“国际贸易”系，使用“对外贸易”的频率越来越少，“国际贸易”成为更普遍接受的词汇。同期，中国的招商引资也进入一个新阶段。1987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适时成立了跨国公司研究中心（RCMNEs），由孙维炎担任第一届中心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为国内最早致力于研究跨国公司并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力的专门化研究机构之一，并曾经承担联合国贸发会议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的翻译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园里，研究的视角也在发生转变：从原来关注跨国公司转向关注外国直接投资，一些学者还成立了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CRCFDI），展开了相关领域的系统性研究。2001年，卢进勇编著的《入世与中国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51]介绍了我国输入和输出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入世”对我国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的影响，提出了逐步实现外资国民待遇、推进投资自由化、鼓励和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等利用外资战略调整措施，以及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步伐等海外直接投资主张。王颖等（2021）以美国制造业回归为背景，结合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发现美国三类产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失衡存在正向关系。^[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