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堉干（1898—1990），湖南淑浦人。1917年，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经钱智修教授的悉心培养，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发表论文。1921年3月，《东方杂志》刊载了他的《国际版权同盟与中国》一文。1921年大学毕业后，武堉干先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会计员。1924年，任《东方杂志》编辑。编刊之余，埋头著述，先后发表了200多篇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出版了《中国国际贸易史》等专著，应聘到上海法学院、中央大学商学院讲授国际贸易课。1928年以后，他先后在中央大学商学院（后改名为上海商学院）、南京中央大学商学院、湖南省立商专、复旦大学、湖南大学等担任教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兼国际贸易系主任，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顾问。他的著作有《鸦片战争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中国国际贸易史》和译著《人口问题》等。武堉干教授被誉为“国际贸易学权威”“中国对外贸易史的著名专家”，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
早期中国贸易学者关注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贸易的控制和我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危机问题。[34]武堉干教授在其1930年所著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中，通过大量数据对中国对外贸易状况进行研究，分析了阻碍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原因，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借鉴价值。武堉干教授指出，中国国际贸易不振，有政治、社会、经济和国外控制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农立国原则所滋生的保守习惯；二是贸易知识缺乏，以至于进出口贸易仍需依赖洋行才能进行；三是商业道德低落，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扰乱市场秩序；四是妄自尊大，鄙夷外人。经济原因指经济组织不良，包括交通落后、关税制度不良、金融制度不完善、劳动能力薄弱等因素。国外控制指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所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我国的国际贸易长期控制在洋行手中，压抑了国人从事国际贸易能力的发展。政治原因主要包括政府从拒绝贸易到放任自流、政治动荡和军阀混战。
在振兴我国国际贸易的对策方面，武堉干教授认为，要振兴我国的对外贸易，必须“首先努力于不平等条约之废除，然后方足以言其他振兴政策”。[35]但武堉干教授也指出，此为消极振兴国际贸易之策而非积极的振兴对策。因为列强的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武堉干教授认为“排货运动”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此外，振兴中国国际贸易的积极对策还包括发展直接对外贸易，完善官方和民间贸易促进机制，发展保险、银行和运输等对外贸易辅助业务，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调控进出口商品结构，振兴农工业，提高商人的职业道德等。(www.xing528.com)
武堉干教授深感中国国际贸易中的商人“缺乏近代商业知识”，不熟悉“进出口之专门技术”，[36]不了解货物出口的相关专业知识。因此，他特别强调对外贸易教育的重要性，呼吁培养“新式商业人才”。他指出，我国进出口商人必须通晓国际贸易原理和实践，熟练掌握“输出技术”，即出口技术。[37]按照武堉干教授的解释，出口技术是指货物从出口到收回货款所有相关的业务过程，具体包括出口商品知识、报关程序、运输安排、保险、出口检验、海外代理的选择、国外关税和通关程序、进口地的贸易政策和法规、海外市场的习惯、海外销售策略及产销竞争情况、外汇结算、货款回收等12个方面。他特别强调对出口技术的研究，指出“现时中国欲促进对外贸易，当先努力于‘输出技术’之研究，此实经营对外贸易之中心问题也”。[38]除此之外，武堉干教授还强调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必须熟练掌握外语，熟悉国外文化。
武堉干教授从政治、社会、经济和国外控制四个方面对中国国际贸易不振的原因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标志着中国的国际贸易研究进入专门化、系统化的新阶段。他提出的振兴中国国际贸易的主张，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前提，强调直接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重要性。针对彼时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状况，强调对外贸易教育对于发展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尤其主张国际贸易技术层面的教育，使中国国际贸易思想发展到了从理论到实务全面关注的层面。武堉干教授所强调的出口技术，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贸易实务。其所倡导的“出口技术加外语”的人才培养模式，直至今天，仍是国际贸易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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