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教条主义，清除修正主义影响：中国初心传承路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外贸教育体制向苏联模式转轨，在相当程度上中断了1949年以前我国对外贸易教育的进程。而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对外贸易教育再次出现波动。1958年，毛泽东主席先后在成都会议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反对教条主义，指出对解放区及旧大学的经验不重视，照搬苏联经验。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高等教育开展了批判脱离实际、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劳动的教育革命。这一运动对于学科建设的转型影响较大。北京对外贸易学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各主要教研室聘请外贸部领导兼任主任，加强与业务部门的联系；^[17]二是各外贸课程聘请业务部门干部到学校，与教师共同授课。在此基础上，由教师逐步编写出教材。

中苏论战开始以后，国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批修、反修、防修的运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以1960年《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等三篇文章为纲，要求各教研室进行自查。各门课程成立了有党政干部、专业教师（党团员）和高年级学生参加的“三结合”小组，脱产负责检查，重点清除课程中“三和一少”的影响。涉及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减少对亚非拉民族运动援助的言论和倾向，苏共中央的文件和赫鲁晓夫的言论，引用苏联和东欧的书刊论文中涉嫌这方面内容的，均在删除范围之内。运动强化了教研室对教师讲稿的审查，教师的独立思考和大胆探索受到严重束缚，政治色彩加深而使学术气氛陷入沉闷低潮。在清除修正主义影响的运动中，“中国模式”（或“本土化”）势头上升，有的将自编教材也视为“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在反修运动中，由于中苏对外贸易原理和国际贸易两门课程属基础理论课程，因而首当其冲，在理论导向上，更加反对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认为国际分工是修正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同义语，将对外贸易的作用狭义地解释为调剂国内余缺，片面夸大自力更生的作用。这种把注意力集中在论证为什么一个国家不应进行贸易的情况，实际上等于又回到160多年前乾隆谈论贸易无益的时代。^[18]为了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中苏对外贸易原理和国际贸易课程一度合并，主要讲授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与资本主义对外贸易等内容。课程没有教材，也没有印发材料，学生全凭听课记录。

20世纪60年代初，外贸部领导要求外贸干部要学习政策、研究政策和贯彻政策。于是，国际贸易与中苏对外贸易原理又重新分开，中苏对外贸易原理改称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讲授内容包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路线，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的方针，平等互利的外贸政策（以前称“和平的外贸政策”），进出口政策，国别贸易政策和价格政策等。课程由外贸部各级领导先讲授，教师作为学生，根据听课记录编写教材；有了教材，教师再开始上课。^[19]此课程最初专注政策内容，缺少理论依据。后来，课程加强了政策的理论依据，因而改名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理论。易名之后，又感到只讲与政策相关的理论，课程覆盖面太窄，应该交代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20]于是，课程再次易名为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与政策。实际上，理论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概论面临的一个问题，描述政策不是问题，但是如果将政策与特定的理论联系起来，则往往感到理论背景不足。(www.xing528.com)

20世纪6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对外贸易部人事教育局曾经多次召开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为主，有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外贸教师参加的全国性“对外贸易组织与技术”课程和教材工作会议。会上，教师们批判了教材中的单纯业务观点，强调教材内容应当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做到“以政策为纲”，“以我为主”。所谓“以政策为纲”，是指要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统帅教材的全部内容；所谓“以我为主”，是指教材的内容和安排应当从我国的立场和实际出发。上述会议之后，在对外贸易部人事教育局的领导下，各地院校的部分教师集中在北京，共同编写了一部名为《进出口业务》的新教材，以取代以前的《对外贸易组织与技术》教材。这本新教材之所以用《进出口业务》的名称取代《对外贸易组织与技术》，也没采用西方国家习惯使用的《国际贸易实务》为名，意在表明这本新教材所阐述的不是单纯的外贸技术工作，而是在理论和方针政策指导下的外贸业务工作。在内容与结构的安排上，新教材由原来的三分法改变为二分法，即由苏联与东欧国家对外贸易组织与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组织与技术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组织与技术，改变为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业务和我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业务。新教材在内容与结构上的这一改变，旨在体现“以我为主”的精神，并减少原教材中不必要的重复，缩短课程的授课时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60年代初所编写的这份教材没有正式公开出版，仅在内部印发使用。

1961年4月，中宣部、教育部和文化部共同召开全国文科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上提出要贯彻“双百方针”。现实中也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资产阶级思潮是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源。为了加强反修、防修，“正本清源”，需要了解各门学科的资产阶级理论。为此，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于1961年开设了专题讲座“资产阶级国际贸易理论”，^[21]由袁贤能、姚曾荫、武堉干、吴永珣和王林生等教师讲授。参与该课程的还有胡敦元，他为课程提供了讲义，但未授课。^[22]张毓珊由于生病不能授课，不久逝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让学生较系统地接触西方贸易理论的尝试。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文革”开始，国际贸易课程被视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私货，而资产阶级国际贸易理论一课也被定为“公然打着白旗反红旗”的毒草。

与苏联决裂之后，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停滞。1970年，中国的出口额只相当于1959年的水平。面对与苏联贸易停顿的状态，我国必须寻求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教育也陷入困境。长期抵制西方的，又不能借鉴苏联的，剩下的路就只有封闭。1971年起，随着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中国对外经贸关系日益扩大。1973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复校。但直至1978年，国际贸易专业一直未恢复招生，仅负责其他语言专业国际贸易系列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要求课程“少而精”。由于当时“极左”思想横行，把进口视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把出口视为出卖资源、卖国主义，因此，外贸专业课程不知如何讲授。例如，中国对外贸易课程是由外贸部有关部门领导把课程定名为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按照当时的解释，谓“概论”者，就是能讲什么就讲什么，能讲多少就讲多少，既不要求全面也不要求系统，只要“大概理论理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