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艺术文化的共通性-《艺术学十讲》述评

艺术不是科学，按理说，它与哲学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但是，一方面，艺术具有思想性的内涵，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受观念的影响日益加深的事实，都说明了艺术与哲学不仅有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有加强的趋势。尽管艺术和哲学在形式上的差异很大，但是在真正的哲学论述和实际艺术创作中，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像上面分析的那样清晰。如果按诺瓦利斯的观点来看哲学，说哲学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那么，谈哲学与艺术的界限，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不仅很多哲学家写的东西很有趣，而且就哲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哲学也越来越看重现象的价值，希望通过现象学的研究来突破传统存在主义哲学所无法突破的语言禁区，从而捕获更真的知识。

海德格尔在解释德国古典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时，说：“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30]只有在诗的“建筑”中，人的安居才会化为现实。在他看来，人们通过知识和技术开展的各种建造活动，并不能代表安居的全部本质。假如人们全心全意地追求这样的建造活动与结果，就不是在奠定人安居的基础，而是在否定人安居的本质。“只有诗人，才有本真的安居”[31]，“只有当诗发生和到场，安居才发生”[32]。作为哲学家，海德格尔希望用理性的方式来诠释“此在”的意义，却用了非理性的情感语言，从这种“迫不得已”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哲学和艺术的内在联系。哲学的发展让艺术性的认知功能得到了哲学家们的重视，而艺术批评的深化，也让艺术逐渐突出了哲学的意义。那么，艺术和哲学具体有哪些相通的地方呢？

第一，艺术和哲学都重视自由心灵的作用和价值。

艺术和哲学都属于精神范畴的文化形态，它们的根本指向都是追求真实的表达。

毕加索曾经说过，艺术不仅需要真诚，而且还需要真实。大家都知道，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他人。艺术家如果没有将自己在生活中体验到的真情实感融入创作之中，那么创作出来的作品要么是卖弄技巧的形式，要么就是一种苍白的表达。这是一种缺乏审美价值的艺术表现。然而，艺术表现活动并不只是抒发艺术家个人情感的工具，就表现这个概念的美学意义而言，它是与直觉、知识同一的概念。美学家克罗齐说：“直觉的知识就是表现的知识。直觉是离理智的作用而独立自主的。……直觉是表现，而且只是表现。”[33]在克罗齐看来，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外乎两种：不是直觉的，就是逻辑的。靠直觉，我们发现了关于知识的意象；靠逻辑，我们发现了关于知识的概念。“艺术是诸印象的表现，不是表现的表现。”[34]根据朱光潜先生的解释，事物刺激感官，所引起的反应叫感受，而感受所得就是印象。感受与印象在刺激与反应模式中还是属于被动的、自然的和物质的，只有在心灵的观照下，脑海中的印象才有了形式，成为一种形象化的东西。这个心灵活动即直觉，印象由直觉而得形式，即得表现。根据这样一个理论，艺术家在创作活动中并不只是要传达自己的感情，而是要表现自己的直觉，即通过直觉感受到意象所表现的真实。甚至，这样的表现都不需要利用某种媒介来传达出去，脑子里只要有了意象，表现活动也就完成了。如果你认同这个美学理论，那么，一方面你就会很容易理解毕加索所讲的那番话的意思，另一方面你也会懂得艺术文化的发展为什么会那么离不开心灵的作用。

其实，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对心灵直觉作用的强调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为了阐述其哲学思想，解决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矛盾，就提出迷狂说，从而化解了本来不具有揭示理念的艺术却能够含有理念的矛盾。按照柏拉图的思想观念，艺术是不能体现真实性内容的。可是他又发现，诗人的话如果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往往能够具有深刻的真理。为了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他说，那是因为诗人处在迷狂状态中，在神的感召之下说出了真理。诗人不过是神的传声筒，他在传达神旨之后，自己也无法理解刚才所讲的那些话。当然，并不是所有诗人都能够充当这种传声筒的，只有少数可以进入迷狂状态、摆脱一切情欲和尘世污染的人，才能静观美的世界，并通过诗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真实的发现。

在柏拉图的这番论述里，他已经隐约地发现了开展审美活动所需要的心理条件，即无关功利的状态。并且他直接将艺术创造和心灵活动联系到一起，虽然没有提出直觉这一概念，却强调了灵感的意义。而这种强调最终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艺术会与真理发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克罗齐的直觉说也应受惠于他的启迪。

心灵的存在与作用总是给人一种神秘感，而艺术所表现的所谓真实，在艺术表现形式中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把这样的表现归功于心灵的作用，大家都不会有太多的异议。可是，对于哲学，人们通常都把它视为揭示真理的科学，如果哲学研究也强调心灵这种神秘的力量，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概括力，那么肯定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一定是误入歧途了。事实上，哲学研究是离不开心灵的作用的，只是在哲学研究活动中，人们不是像艺术家那样依赖于心灵的作用，而是看重心灵的开放状态。

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爱智慧的人，但是爱智慧的人并不等于是拥有智慧的人。他们不是以见多识广而自居，也不是以能言善辩而自得，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副可以教导别人的姿态，而是保持心灵的开放，带着追求真知的心态生活。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经常在街上与年轻人辩论，但是，他从来不以长者或智者自居，而是以求真的态度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让一个似乎是清楚明白的事情变得错综复杂，让一个似乎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变得难以解释。经过他的提问，很多参与辩论的年轻人都发现自己似乎变笨了，而这正是他们接受教育，在求知的道路上成长的起点。古希腊有一句话说：“哲学起源于惊讶。”[35]现实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哲学家就是必须在生活中不断面对、接受和思考“惊讶”的人。假如一个人对这种变化视而不见，对各种矛盾不感到惊讶，不去思考这些给自己的精神带来震动的新面孔或新问题，这样的人，肯定当不了哲学家，也肯定不是一个乐于去求知的爱智慧的人。

“哲学不是给予，它是唤醒……”[36]离开了自由、开放的心灵和对世界充分的好奇心，哲学家就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而哲学就因此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艺术和哲学都重视整体性的意义。

不论艺术是什么，有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艺术是一种人类文化形式。既然是形式，它就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通常，在人的眼里，作为文化的对立面，自然的东西都是缺乏秩序、杂乱无章且难以用整体性这个概念来概括的。

艺术，特别是像绘画、雕塑这类造型艺术，总是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它们是模仿的产物。关于这一点，连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都这样看。好在他有一个热爱真理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和老师不一样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艺术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自然或现实中的事物，而是模仿它们可能是或应该是的样子。这样一来，过去被认为是缺乏主体性和精神性的简单模仿，现在至少融入了人的想象或理想。艺术家的模仿，其实是一种再现行为，即赋质料以形式，又赋形式以理想。对于这样一种形式，它必然是秩序化的，也是整体性的。

古希腊古典时期艺术的表现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在当时的雕塑家眼里，人体雕塑并不是简单的自然对象的模拟物，而是符合公众情感的形象，体现审美形式原则的理想化的形式。它既是想象的产物，也是观念的表现。正如公元1世纪古罗马作家普林尼在评价希腊古典时代的雕塑家波留克列特斯的雕塑作品《持矛者》（spear-bearer）时所说的：“这个手持长矛的外形具有男子气概的男孩，被艺术家们奉为‘法规’，艺术家们从这件作品中得出了艺术的基本准则。”[37]就形式而言，这个准则通过比例的安排、平衡的动态以及匀称的形体表现出来，很显然，这是雕塑家在准备完成一件作品前就计划好的内容。完成这个意图，不仅体现出艺术家的才华，而且也通过他们的感觉创造出富于整体性的形式。这个形式在信奉和谐之美的古希腊人眼中，无异于神的到场。因为能体现数的和谐关系的形式，就是神所创作的宇宙的模型。

艺术家在赋质料以形式，将自然或现实中的事物赋予整体形式意义的同时，也在让这个形式具有审美上的品质，即他们又赋形式以美的意象。他们在追求自己的文化表现时，不是机械地按照一定的形式法则把自己感觉到的内容组装在一起，而是充分地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根据自己心中的意象来创作，从而产生出全面而又生动地反映出人的心灵品质的艺术作品。18世纪中叶法国著名艺术批评家狄德罗用两段话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当时有一种精神使诗人的谈话里每个音节都活动起来和富有生命。这精神是什么呢？我有时感觉到它在哪儿，但我所知道的只是它使得事物一下子说出来和表现出来，在同一时间悟性领会它们，心灵被它们触动，想象看见它们，而那段话不仅是一连串果断的词语有力和典雅地把思想陈述出来，而且是一系列重重叠叠的象形文字将它描绘出来。就这种意义上讲，我可以说一切诗都是象征性的。”[38]他还说：“我们的心灵是一幅活动的图画，我们照着它不断描绘；我们花很多时间将它画得分毫不差，但它是整个的，各个部分同时存在的。”[39]

前一段话，狄德罗讲的是艺术形式的象征性，指出艺术表现活动是在某种内在精神的支配下完成的；后一段话，狄德罗具体指出了人的心灵世界对艺术创作活动的主导性。它告诉我们，艺术家不是自然或现实事物的抄袭者，而是心灵世界的歌唱家。(www.xing528.com)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一个完整化一，且具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40]普鲁特斯在有人批评他的意识流小说缺乏结构时说：“我将为你证明，这些作品唯一的优点在于它们的全体，包括每个细微的组成部分都十分结实，而批评家偏偏责备我缺乏总体构思。”[41]米兰·昆德拉认为：“没有情节的统一性，人们就很难想象它是一部小说。”[42]

不论是理论家，还是艺术家，他们在各个时代中都深刻地指出了艺术创作追求整体性价值的意义。他们在告诉我们艺术是一种人类文化形式的同时，也告诉我们艺术还是一种有着非常特殊的组织结构的人类文化形式。

作为所有科学之母，哲学为我们提供的最大的财富是智慧。智慧有两个特色：一是完整，二是根本。所以，有智慧、懂哲学的人，都知道要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要穷究事物的根本。

我们说，做一件事情，要有头有尾。做事如此，做人也是如此。人生无论是一盘棋，还是一条河，它都是一个整体。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一生，让自己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设法观照到这个整体。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再开展自己的人生之旅，就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既不会因为遇到挫折就垂头丧气，也不会因为登临山峰而趾高气扬。作为一个有智慧、懂哲学的人，通常要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志向要比一般人远大，心态要比一般人平稳，行动要比一般人踏实。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并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追根溯源，还是要归功于中国人的智慧——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天、地、人这么宏大的视野中，中国人通过自己的直观感悟，发明了一个象征着宇宙整体和根本的太极符号。通过这个符号，我们不仅看到了宇宙的整体面目，而且还认识到了其运动的内在规律，即阴阳互动，相克相生。有了这么一个思想，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就因此而安稳起来。我们不会再因为身处黑夜而感到恐惧，因为我们知道一旦黎明伊始，光明又会洒满人间。我们也不会再为一时一地的得失而过度忧虑，因为我们知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规律。假如哲学不是在讲这样一种关于世界的整体性的事情，而是陷入那些鸡零狗碎的描述中，那么它不仅不配用智慧这个概念来包装自己，而且人类的思想也无法从哲学中获得启迪，并拥有可以照耀自己人生前程的指路明灯。

与科学不同，哲学阐释的是最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大道至简，它讲的都是人世间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这些基本的问题，都是我们发展社会文化、走向光明未来的根基。在这方面，你的根扎在哪里，根的深度就决定了你未来发展的走向和空间。比如，生死问题是现实人生中最为重大的问题，你有怎样的生死观，你的人生就会有怎样的轨迹和内容。从哲学的角度看，宗教就是一门帮助人们了解生死的学问。通过学习宗教思想和文化，一个人在如何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在取舍问题上，就会有一套不同于凡俗的想法和活法。死亡，也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热门话题。特别是西方的哲学家，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尤为重视。在他们看来，假如没有认识清楚死亡是什么，没有形成自己的死亡观，那么，所谓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比如，你若是接受海德格尔的死亡观——“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43]，那么，你就会在生活中采取向死而生的态度，积极追求生命本体的意义，凭着自己的良心，自己选择自己，自己筹划自己，而不是屈从于现实，盲从于社会文化的指令。反之，你若是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死亡观——神圣理性不死，人生就会走在另外一条轨迹上，产生另外一种生活价值。

追求智慧、发现真理、梳理价值，是哲学研究的三大使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哲学家就必须有整体观，要有发现、描述和解析整体，洞察其本质的能力。

第三，艺术和哲学都重视独立人格的价值。

艺术表现活动归根结底是一件个人的事。它体现出个人的生活体验、个人的表达方式和方法，也含有个人的思想观念、趣味与性格。因此，清初画僧石涛在他的《画语录》中讲：“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肠，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他认为，艺术创作就应该是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要显示出自己的才情，而不能走泥古不化、不讲个性的道路。另外，艺术创作活动的开展也离不开想象力的推动。作家高尔基讲：“科学工作者研究公羊时，用不着想象自己也是一头公羊，但是文学家则不然，他虽然慷慨，却必须想象自己是一个吝啬鬼，他虽然毫无私心，却必须觉得自己是一个贪婪的守财奴，他虽然意志薄弱，但却必须令人信服地描写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44]想象是内心体验的生成机制，也是审美表象的生成机制。离开想象，我们无法深化感觉、创造表象，更无法创造体验，从而创作出活灵活现、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想象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是必须的，否则，福楼拜就无法描写包法利夫人自杀时的心情和感受，歌德也无法刻画出恶魔门菲斯特的性格。但是，从想象的生成到后来的表达，对于每一个艺术家而言，即便是针对同一主题，其具体内容也不可能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件艺术作品和世间的每一个人一样，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艺术家都希望通过创立自己的艺术风格来弘扬自己的个性，并彰显自己的独立人格。

与重视感性显现活动的传统艺术相比，当代艺术更加突出了观念的作用。艺术家根据自己对艺术的理解积极大胆地开展艺术实践活动，让艺术行为融入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洪流之中，让自己从一个浪漫的波西米亚人转变成了一个积极参与现实文化发展讨论的人。在这种情势下，艺术潮流、流派、团体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它们的出现，一方面激发了艺术世界的活力，让艺术世界恢复到本来就应该有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繁荣状态；另一方面也让艺术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显得越发突出。为了显示自己的党派性，证明自己的艺术探索之路是正确的，他们比传统艺术家更加重视创作立场和态度问题，并把这一点看作是自己拥有独立人格的标志。

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现实环境，这个环境，具体说来，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哲学思想的发展历来都离不开各家各派间的争鸣和辩论，离不开各种思想原则和路线间的分歧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假如哲学家没有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观点，也就没有参与到其中的本钱和资格。假如他没有独立思考，在认真求证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也就不会有人去和他开展思想学术上的斗争。由此可见，对于哲学家和哲学研究而言，坚持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所谓人格，是西方文化中的概念，英文是personality，德文是personalität。其含义，首先是指个人或私人，其次是指个人身上所体现的特征、外在容貌和风度，是个性的外在特点。就词源学意义上讲，这个词源自拉丁文persona，本义是“面具”，引申义为用面具所扮演的角色。总之，这个词并没有沾染上任何道德方面的意义，即讲人格并不是讲人的品格或人品。讲人格，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西方人看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即都拥有自己的灵魂或内心世界。尊重他人的人格，也就是尊重自己，这是讲道德的基本表现。反之，侮辱人格，就是践踏人的尊严的表现。人的心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在它的作用下，不仅人的思想信念是不同的，而且人的情感趣味也是不同的，它导致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如果社会文化的发展出现不尊重人格的现象，就是在违逆人性发展的事实，它不仅不利于个人性格的发展，而且最终会导致社会文化的发展陷入伪善、僵化和崩溃的局面。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悲剧命运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尊重人格、发展以人格为基础的文化方面，艺术与哲学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以发现真理为使命的哲学文化对这个方面的推动就更加显著。

17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认为除了怀疑本身不能怀疑之外，一切都需要怀疑。他的思想启发了欧洲人在人格独立方面的意识，同时也在文化上掀起了理性主义的浪潮，让欧洲文化的发展逐渐地从非理性的宗教专制主义的泥潭中走了出来。后来，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又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的倡导无疑为人格独立、为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反思，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思想思想。很显然，要想完成这个看似简单的工作，哲学家要是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批判的武器，就根本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批判的成果。人格独立对于哲学家而言，是开展思想活动、开启智慧大门的基石。一个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不从一个角度探求真理，人云亦云，只接受答案，不寻求原因的人，做一个普通的现代人都会成问题，更不要说成为一个富于智慧、能够启迪人思想的哲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