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十讲》：探索艺术文化与道德文化的共通性

第一，不论是艺术文化还是道德文化都尊重人类的感情。

美学家苏珊·朗格讲：“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16]艺术的意义在于它以独特的形式表现人类的感情。而道德文化所尊重和提倡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维护的是得到大多数人肯定和拥护的感情内容。讲道德的人，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爱，即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旁人或他人的立场上，把他们的苦乐当成是自己的苦乐。为了人类或社会的理想，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求，而接受和贯彻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行为或人格上的美。所以，很难想象一个追求道德理想的人，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和情感的人。按照英国诗人雪莱的说法：“想象是实现道德上的善的伟大工具。”[17]离开了想象和情感的作用，人类就失去了不断增强德性的机能。

离开了真实情感，艺术表现形式就成了一个脱离现实、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玩意儿。19世纪法国学院派的艺术之所以会受到浪漫主义艺术创作的冲击，被崇尚现实主义创作路线的画家们鄙视，就是因为这种艺术脱离了现实生活，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子，躲进了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由于这类追求所谓纯粹的创作失去了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家在创作中只是迷恋于表现符合审美形式规则要求的东西，陶醉在一个人为规定的美的梦境中，从而让美的创作活动陷入了一种毫无生气的僵化模式之中，艺术家的个性也无法在这种创作活动中充分地展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欣赏的艺术，只是一种关于美的定义形式，而不是生命的象征和真正体现审美价值的艺术表现形式。

同样，如果道德文化不重视人类普世的价值观，不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之常情当成立法的基础，那么，道德文化便失去了立身之本，其命运也就必然是走向崩溃。

在中世纪的欧洲，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文化笼罩大地，禁欲之风遍吹欧洲。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迫于环境的压力，不得不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自己高尚的一面。特别是在教堂里，大家都会在仪式氛围的带动下，向上帝忏悔，表示出自己愿意洗心革面的决心和向往天国的心情。可是，人毕竟是人，人性的本质是无法通过文化，特别是宗教道德文化来根除的。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很多故事都讲述了当时那个社会中人性受到压抑，以及人们在文化高压之下阳奉阴违的举动。比如说，盗贼在盗窃去世主教身上的珠宝之前，还会假模假式地在自己的胸前画十字，以显示自己的信仰，这无疑是对当时不切实际的道德文化的一大讽刺。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如果在法律制定过程中不考虑人之常情，不以现实中人性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把法律道德化，将道德宗教化，那么，结果就会适得其反，非但不会促进人格的完善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反而会导致伪善现象的发生，致使社会文明的发展不进反退，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痛苦和灾难。

第二，艺术文化与道德文化的发展都强调实践性的价值。

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说：“我们多数人想要成为艺术家，所欠缺的不是启动的感情，也不是单纯用于操作的技能，而是依据某种确定的媒介来表达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的能力。”[18]既然艺术创作涉及能力上的问题，那它当然就是一种实践范畴中的行为。虽然艺术家的创作行为具有特殊性，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实践活动，但是，即使这种行为再特殊，也毕竟涉及表现方式和方法、表现手段和目的等问题，因此，它至少应该算是一种类实践的行为。这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一个光说不做、光想不干的“艺术家”就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具有艺术心灵或艺术素养的人，他可以去当艺术鉴赏家，但不能算是一个符合现实要求的艺术家。离开了实际的形式创作活动，所谓的艺术，就是一个抽象的美学概念，或者是一种被人欣赏、收藏和买卖的对象。另外，艺术最为原始的，也是流传广泛的概念意义，就是手艺。在梵语中，艺术就是“做到”的意思。尽管时代风云幻化多端，艺术世界的内容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大部分艺术家还是愿意把自己当成手艺人，把技艺展示看成是艺术创作活动中的重头戏。这些都说明了一点，即无论当代艺术如何强调观念的作用，离开了“做”这件事，艺术也就真正走向终结了。

如果说艺术活动算是实践性的，那么，道德活动就应该算是人类实践性活动的代表。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其一生中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三大批判”的哲学论著。其中一本是研究道德文化本质的，名字就叫《实践理性批判》。(www.xing528.com)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道德文化的认识更加科学化，对其内容和功能的表述也更加具体、准确。他们把伦理和道德区分开来，认为伦理讲的是关于善的理论，而道德讲的则是关于善的现象和行动。从这种认识上看，道德文化的发展也是偏于现实性和实践性的。一个光说不做、阳奉阴违、只讲精神、不务实事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道德情操、堪称道德楷模的人。从道德立场上看，他只是一个伪善者，是一个受人嘲笑的对象。所以，离开了实践，就难以言道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以身作则的领导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和真心拥戴；也很难想象一个不身先士卒的干部会有什么光明的政治前途。道德文化发展离不开实践，而实践的发展也对道德文化的完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离开了实践的道德文化是伪善，离开了法律的道德文化是教条或精神枷锁。

第三，艺术和道德都有助于人格的发展与完善。

在社会上，一个讲道德的人就是人格品质高尚的人，而一个爱艺术的人就是最有希望拥有完善人格的人。

一个人从降生到死亡，大凡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天真烂漫到接受教养，学习技能，掌握知识，然后适应环境，融入社会，成为一个被驯化，可以运用某种形式来自我表达的人，再往后，就要在自我实现与完善的基础上，不断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自由，成为一个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圆满的人生历程中，接受教养，其中特别是接受普世的人类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教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这个方面，道德文化的作用是富于针对性的，也是非常有效的。它可以通过开展思想教育，通过树立榜样，或者通过训导和强制，帮助一个人从小就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懂得做人的基本规矩，了解一些法律常识，为他将来的人格发展打下基础。道德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就是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良知，不需要通过法律强制就能够自觉遵守社会公德，成为一个有品德、思想情操高尚的人，从而让社会稳定、和谐、健康、自然地发展。

然而，个人在现实环境中的发展，若想取得成效，难免会发生矫枉过正的现象。在社会上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和完善法制，对于个人和社会健康发展是必要的，但是，若是教育手法单一，教育内容单调，人治甚于法治，个人在社会现实环境中的发展也同样会出现问题，人格会扭曲，性格会异化，若不及时加以调整，社会成员就会成为社会文化的牺牲品。

虽然人格完善并不是艺术文化发展所直接针对的目标，但是艺术文化领域中的一项内容——艺术教育，却有这方面的功能。通过开展艺术教育活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由传统的理性主义教育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所造成的人的精神分裂状态，使人的感性和理性思维活动重新化为一个整体，从而让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能够产生游戏的冲动，在现实生活的表现中更多地体现出健全人格的品质。

俄国作家契诃夫曾经写过一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小说刻画了一个在社会环境中性格严重异化的典型人物——希腊语教员别里科夫。这个人“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时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把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就是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每当他坐上出租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而言之，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19]他只相信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而对于文告里所肯定和允许的事情，却总有些怀疑。这样一个人由于受到了不良社会道德文化的影响，人格发生了极度的扭曲，为人处世变得极其谨小慎微、保守僵化，甚至还有些胆怯自闭。实际上他的性格表现，在我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所以，为了避免自己的人格出现别里科夫式的严重问题，除了要及时认识和反思，查找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社会及文化根源外，在寻找治愈的办法上，就可以考虑借助艺术文化的力量。按照德国美学家席勒的美育思想，在现实中像别里科夫这类人，只要通过接受以艺术教育为核心的美育，其精神与人格发展状况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如果说道德文化让我们拥有了人格，懂得了如何在社会上做人，那么艺术文化则会让我们拥有更加健全的人格，成为可以全面、自由占有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