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十讲：揭示艺术与科学文化的共通性

首先，真正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其实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性格表现十分天真，而且做起事情来都不会把功利目的放到第一位。

艺术家的天真表现主要体现在丰富的想象力和极其大胆的发挥上。他们会把花想象成哭的样子，“感时花溅泪”，也会把自然的风云变幻想象成玩伴间的相互嬉戏，“云破月来花弄影”；会觉得青山妩媚多姿，也会感觉自己能够乘风飞去。而科学家的天真表现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上。他们会对很多大家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现象感兴趣，也会对很多大家认定的事实投以怀疑的目光；他们会为了求事实而打破砂锅问到底，也会为坚持真理而不惜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博士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讲道：“如果一个科学家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做研究，那是非常危险的。”同样，一个只是为了名利地位而创作的艺术家，也肯定不会在艺术上取得多高的成就。

其次，艺术家和科学家都是做事态度非常认真的人，在工作上，他们都可以说是完美主义者。

艺术家认真，认的是主观上的真实，是真情实感；而科学家认真，认的是客观上的真实，是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离开了真情实感，艺术表现形式就成了一具令人厌恶的僵尸；而不讲实事求是，科学就变成了一种公然的行骗。后印象派画家凡·高懂得这个道理，他坚持画能让自己感动的景物，而不介意风吹日晒，也不介意在他人眼中成为一个疯子。布鲁诺也是，他宁肯被烧死，也不愿背叛自己的良知，屈服于伪善家们的威逼利诱。牛顿说：“我不杜撰假说。”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认为国画家范曾在创作上的表现与科学家的工作要求一致，面对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说：“你看范曾先生画人物时用的线条，多么的准确、合理，这和科学家在总结公式时的要求是一样的。”艺术家为了表达好自己心中理想的形象，总是希望在创作中做到不滥用笔墨，不偷工减料。而科学家在总结公式时，也同样以简要概括为务，简单是真的标志[4]，可以说，这句拉丁箴言指导了科学家们的工作，为了准确地表达自己对真理的正确认识，他们必须力求表达形式上的精确。正是从这一点上，科学家会欣赏优秀的艺术创作，而伟大的艺术家也会从严谨细致的科学工作那里，看到科学家们在工作态度上与自己的一致性，于是对他们的工作也充满了敬意。

最后，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样，都很看重形式的美感，只是他们对形式美感的认识和理解不大相同而已。(www.xing528.com)

科学家海森默在《精确科学中美的意义》一文中给美下了定义，他说：“美是各部分之间和部分与整体之间固有的和谐。”科学家S.钱德拉塞卡认同这个观点，他说：“我认为这个定义揭示了通常我们所说的‘美’的本质。它同样适用于《李尔王》、《庄严的弥撒曲》和《原理》。”[5]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真和美联系在一起，以他的思想为核心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美学主张，就是：“美是和谐与比例。”[6]在这个定义中，他们突出了作为万物本原的数和美的形式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上述两位科学家对美的认识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的影响，他们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真与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联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科学家在从事严谨的科学研究活动时，审美活动也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自然根本的层面上，真和美是统一的。

科学家魏尔说：“我的工作总是尽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中挑选一个时，我通常选择美。”[7]“美是真理的光辉”，这句拉丁箴言也得到了科学家实际经验的证实。物理学家海森堡在一篇自述中讲到这样一个经历：1925年5月底的一天晚上，他在证明能量守恒原理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他说：“我感到，透过原子现象的外表，我看到了异常美丽的内部结构。当想到大自然如此慷慨地将珍贵的数学结构展现在我眼前时，我几乎陶醉了。”[8]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被物理学界誉为展现推理思维威力的最佳典范，也被很多物理学家认为是物理理论中最美的理论。爱因斯坦本人在一篇关于“场”的论文的结尾处也这样写道：“任何充分理解这个理论的人，都无法逃避它的魔力。”[9]为牛顿和贝多芬写过传记的作家苏利文认为：“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大小，事实上就在于它的美学价值。因为，给原本混乱的东西带来多少和谐，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的手段之一。”[10]英国形式主义艺术理论家罗杰·弗莱也大体赞同这个观点，他说：“没有快乐就没有艺术……同样，在思索中对必然性的认识也伴随有快乐的情绪，而且，这种快乐欲望的追求，也的确是推动科学理论前进的动力。”[11]

1817年，47岁的贝多芬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对自己的好朋友波特说出一句非常真诚的话：“现在，我终于知道该如何创作了。”艺术家经过反思和领悟发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不仅让他们的艺术创作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且也因此发现了艺术和科学原来并不矛盾。